├── 2014
├── 你之所以不幸福,是因为你太有文化.md
├── 在批判与怜悯之间.md
├── 意义、希望与节日.md
├── 我们没法永远在一起.md
├── 我们这一代所中的施米特毒.md
├── 爱情无政府主义.md
└── 那些在夜晚走过的路.md
├── 2015
├── 作为时代人格的陈冠希老师.md
├── 大猫,以及一个时代的结束.md
├── 我为什么是一个不婚主义者.md
├── 死于少女时代.md
└── 若干年后,如果我遇到另一个你.md
├── 2016
├── 一种类似“人格分裂”的伦理学.md
├── 世上到处都是不爱子女的父母.md
├── 作为政治哲学一部分的爱情哲学.md
├── 有情饮水饱.md
├── 李安与旧秩序的崩溃.md
└── 爱情没有你们想象得那么美好.md
├── 2017
├── 作为一种政治哲学的不婚主义.md
├── 作为精神治疗术的哲学.md
├── 学术成就与个人道德.md
├── 志明与春娇救春娇与志明.md
├── 爱情兼容论.md
├── 纵无永恒之爱,亦能活出意义.md
├── 自由主义的婚姻家庭观之演变.md
└── 血腥的对话.md
├── 2018
├── 伊斯坦布尔的日常.md
├── 修和,以及日常生活的意义.md
├── 共和国的黄昏.md
├── 关于伊斯坦布尔的道德现象学.md
├── 我们应当如何面对这个时世.md
├── 我和我的读者们.md
└── 高雄杂感.md
├── 2019
├── 以言说对抗恐怖.md
├── 作为一个“深二代”是什么样的体验(一).md
├── 作为一个“深二代”是什么样的体验(三).md
├── 作为一个“深二代”是什么样的体验(二).md
├── 作为一个“深二代”是什么样的体验(四).md
├── 八年的北京.md
├── 八月浮沉.md
├── 关于米兔的康德主义诠释.md
├── 大国阴影下的越南.md
├── 如何理解这个时代的文化商人.md
├── 我们心中的哪吒.md
├── 文科知识分子的生存焦虑与身份焦虑.md
└── 深二代,一个矛盾的身份.md
├── 2014前
├── 2012,一些理想主义的故事.md
├── What really divides us.md
├── 关于交流.md
├── 哲学与理想主义.md
├── 四城记 北京.md
├── 四城记 广州.md
├── 四城记 深圳.md
├── 四城记 潮州.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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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坦诚的悖论.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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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末日之前,你要结婚.md
├── 梦旅人.md
├── 每个人的生活.md
├── 牟子之《政道与治道》.md
├── 秋天,记忆与自杀.md
├── 纯真年代
├── 耐住寂寞.md
├── 荒唐镜.md
├── 论共同生活.md
├── 败阵.md
├── 那些被我们辜负的人.md
└── 錯位的女權之爭.md
├── README.md
└── cover.png
/2014/你之所以不幸福,是因为你太有文化.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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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之所以不幸福,是因为你太有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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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我第一次看《安妮·霍尔》是大四,那时我念念不忘的是安妮的这句话:“我碰到过太多混蛋了。”现在我念念不忘的是她的另一句:“你总是觉得我不够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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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尽管艾维总是极力否认,但是我们可以看出,她对安妮确实是这个看法。纵观全剧,这个评价对她未必公平。这个把“La-De-Dah”挂在嘴边的威斯康辛姑娘,开车技术奇烂,做爱需要用大麻来提高性致,而且挽回分手的借口也略显弱智(打虫子)。她有受不住诱惑的时候(跟她的老师大卫),而且最后似乎是受到一个富豪的诱惑而离开了艾维。但是,这个姑娘有良好的歌唱天赋,而且具有超凡的文学灵性。艾维第一次在安妮家看到希尔维亚·帕拉斯(Sylvia Plath)的诗集,大概有点现在像我们看到一个女文青读张爱玲一样,耸一耸肩,心里想,啊,小清新。后来他劝她去读成人教育课程,她看上的是《现代美国诗歌》和《长篇小说导论》这样的课。剧尾他们最后一次吵架,她脱口而出就是托马斯·曼的《死于威尼斯》,他震惊之余,只能说一句“是我向你推荐这本书的”。她主动地去结识艾维,把他带到自己家里喝酒,愉快大方地把他介绍给自己的家人,却从来没有以婚姻相逼。事实上,即使以一个苛刻的标准,安妮也算得上是自由健全女性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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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艾维有资格挑剔她吗?尽管电影里没有渲染,不过完全可以看得出,艾维勾搭女人的本领相当地强,而且专挑文艺女性(我觉得女文青已经完全不能涵盖他老婆的层次了)。第一任妻子艾莉森只是他出场的晚会的一个志愿工作人员,他可以三言两语地哄她说出自己的论文题目是《20世纪文学的政治使命》,然后用一连串的左派暗号来跟她套近乎;第二任妻子是个眼界相当高的女知识分子,她所提到的那一连串与她相熟的座上宾,不仅在当时纽约的知识界赫赫有名,就算放在当代世界学术史,也是能够有一席之地的,这样一个女人居然挑了作为政治喜剧家的艾维作老公,可见他有多么不同寻常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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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除此之外,他真是毛病多多。比如说,作为一个犹太人,他对任何“反犹”的暗示或倾向都不能容忍,别人说到一个跟“Jew”发音接近的词,他都会觉得别人有反犹倾向,有人表达对纽约的不满,他都会认定别人是反犹主义,因为纽约是美国犹太知识分子(同时也是左派知识分子)最集中的一个城市。安妮的奶奶是个经典的“恨犹者(Jew-hater)”,他能跟他们坐下吃完一顿饭而不掀桌,原因大概是奶奶完全把敌意表现在脸上而一句话也没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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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 他厌世、悲观,他沉溺于对死亡的幻想,他连续十五年都在看心理医生,他在被警察抄牌的时候当面撕掉自己的驾照还安慰警察说“我只是对权威有一点不爽,不是针对你个人”。这些都不是大的毛病,他最大的毛病,在于他身上那种自相矛盾的性格。用伊索寓言里的比喻来说,他就是那只蝙蝠,只不过是反着来:在寓言里,蝙蝠是见兽装兽,见鸟装鸟;艾维刚好相反,跟知识分子在一起,他觉得自己跟这群装腔作势的家伙绝逼不是一路人,跟普通人在一起的时候,他又开始鄙视这些人是文盲。就好像动物学家没有让蝙蝠自成一类,我们也没必要把艾维列为“第三种人”:蝙蝠其实就是哺乳动物,艾维其实也就是个知识分子。
13 |
14 | “我永远不想加入这样一个俱乐部,它的会员是像我这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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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 在一开始,艾维就没有掩饰他的这个倾向。我甚至觉得,他就是在兴致勃勃地跟我们讲一个蝙蝠的故事。影片迫不及待地跳过和安妮相遇的开头,直接讲述他们某一次在电影院约会的场景:他们排在一条缓慢移动的长队里,后面一个知识分子模样的男人在对自己的女伴评价费里尼,学术词汇乱飞,唾沫星子溅到艾维,艾维对安妮抱怨了几次,终于忍不住“反”唇相讥,还把麦克卢汉本人从广告牌后面拉出来把学术男羞辱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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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 平心而论,学术男的用语称不上特别高端和装逼,“技术性的(technical)”、“自我沉溺的(indulgent)”、“热媒体(hot media)”……现在的公知随便一条微博都能甩这个几条街。以哥大讲师的水平,我觉得那学术男已经是相当地克制,反倒是艾维表现出来的敏感和不饶人,让人有点瞠目结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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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 在他第二任妻子携他参加的宴会上,艾维躲在一个小房间里看NBA,妻子进来后,他发表了这么一个观点:“知识分子可以看起来才华横溢,实则狗屁不通。”这句话说得一点也没错,但引发这个评论的场合却有点让人匪夷所思:知识分子在自己人搞的聚会上聊学术,有什么不合时宜的吗?我倒是参加过官员和商人的聚会,席上尽是荤段子和潜规则,见到姿色尚佳的女同志还有人借着酒和威势吃豆腐。我也听好友说过和一位清华某文科带头人吃饭,餐桌上讲的都是楼市和股票,让在座几位青年学人好生失望。相比之下,几位纽约重磅知识人齐聚一堂,谈一点“异化的模式(modes of alienation),有什么值得他如此大晒敌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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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 所以,我们必须起一下这只蝙蝠的底:他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哺乳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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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 在安妮带艾维回威斯康辛的家之前,刚好有两个片段讲到这件事。第一个是别人要他帮一个同行写点笑话,他看着同行给他展示自己的“品位”,心里默念:“天哪,这家伙真是个可怜虫。”另一个是他在威斯康辛大学的表演,一开头就说,“当年我给纽约大学开除了,原因是我在考《形而上学》的时候偷看了隔壁同学的灵魂。”全场哄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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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 于是我们现在知道,尽管艾维可能比剧中出现的正牌知识分子都要“左”(他说,只要有一个人还在挨饿,他晚上就睡不着),尽管他对当时流行的所有左派理论了如指掌(精神分析、马克思主义,或许还有结构主义),他依然只是个“半路出家”的,他自己真正的同行是那些滑稽可笑的“可怜虫”,他只是凭借犹太人的身份和对左派意识形态的自我认同而成为一个知识分子。他讨厌的断然也不是知识分子整体,而是学院派知识分子。那个口沫横飞的哥大讲师,参加宴会的纽约知识界名人,甚至他的前两任老婆,都属于面目可憎的学院派知识分子。萨义德写作《知识分子》的时候,大概没想到知识分子内部还会这样来拉仇恨。
27 |
28 | 看不起学院派知识分子的“非主流”,明显也不会看得起知识分子以外的人。他对自己的粉丝是这样,对自己的喜剧家同行是这样,对安妮还是这样。唯一看得顺眼的,估计只有那个一直喊他“麦克斯”的高个朋友。即使是这样,当他朋友移居去加州,开始投身情景剧表演的时候,他也忍不住恶毒地吐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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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 跟这样一个精神分裂的人恋爱和生活,真是再辛苦也没有了。他给安妮买和“死亡”有关的书,出钱让她去看精神医生(而且还是弗洛伊德那一派的),还给她推荐成人教育的课程,他做的这些,都应了安妮的那句话“你嫌我不够聪明”。可以看得出他对自己的做法还很得意,因为在加州的露天咖啡店,安妮说,我感谢你让我勇敢地唱歌,然后她马上用自己的谈吐证明艾维对她的改造有多么让她受益(《死于威尼斯》),这个场景被他原封不动地照搬到自己的话剧中了。即使我们承认安妮确实从艾维那里受益良多,这个过程也并不一定让她开心:长期跟一个否定自己智商的人一起生活,她的自信压抑应该非常严重。一段健康美好的关系,不仅是要让彼此变成更好的人,也应该让彼此变得更喜爱自己。她最后选择了托尼·雷西,可以肯定和钱没有什么关系,她只是想在变得更好之后,再变得更有自信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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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 不过,我们也不能说他完全没有反省,在他们第一次分手的时候,他茫然地走在路上,碰到一对恩爱的情侣,居然走上前问:
33 |
34 | “你们看上去是很幸福的一对。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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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 女人说:“我很浅薄和空虚,我没什么想法,也说不出什么有趣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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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 男人说:“我跟她完全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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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 艾维说:“所以你们终于想到法子了对吗?”表情没有一点恍然大悟。我不知道这是场面话还是他无奈的表达。如果是后者,那也相当讽刺。这无异于宣称,知识就是一种原罪,知识分子不配得到爱情和幸福。这真让我想起米兰·昆德拉某部小说里一个女人对男主人公说的:你做爱的时候就像一个知识分子。我不知道这是一种自嘲,还是一种抗议。
41 |
42 | 复合以后,他和高个带着安妮去他们小时候住过的布鲁克林社区怀旧,还尝试和安妮一起吸点可卡因(结果他打个喷嚏,上万美元付诸鼻涕),他有付出努力在弥合和安妮的鸿沟。但加州一行,两人在飞机上顿感旧情已去,艾维又发表了这么一番高论:“爱情就像一条鲨鱼,它必须不停地往前游,否则就会死掉。”正式宣布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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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 他在电影一开头就说:我想念安妮,难以释怀。他当然难以释怀,他再也找不到像安妮这样好的伴侣,尽管他能找到源源不断的新伴侣。1979年伍迪·艾伦推出另一部电影《曼哈顿》,在里面,安妮的饰演者戴安·基顿出演一个正牌的女知识分子,她干练、老道,斡旋于各种编辑和学者之中,有时一个晚上就要读一本书,然后写出书评。安妮·霍尔身上的光彩此时此刻不见分毫。这大概就是伍迪对“如果安妮变成了一个女知识分子会是什么样”这个假设性问题的回答。
45 |
46 | 从此看来,知识分子真是一个四处讨人嫌的角色,最关键的是,知识分子也厌恶自己:右派知识分子骂知识分子都吸上了马克思主义这个牌子的鸦片,左派知识分子恨知识分子依然保留着小资产阶级的趣味和生活方式。用卡尔·曼海姆的话说,知识分子不自成一个阶级,他们就是各个阶级在知识这个角斗场的代表(这可能本身就是一种左派观点)。在《安妮·霍尔》里,艾维厌恶普通人,厌恶学院派知识分子,但我觉得他最厌恶的,是自己。伍迪让他用各种无理取闹的方式表现他的愤世嫉俗,让他跟一个又一个的人闹翻,伍迪就是艾维,艾维就是伍迪,他通过嘲笑别人来让自己出丑,这本身就是一种自憎自虐的表现。从伍迪·艾伦遍布全剧的精神病隐喻,我们就可以知道他想说的是:知识分子都他妈是一群精神病。
47 |
48 | “我想起了那个老笑话。有个家伙去看心理医生,说,我弟弟疯了,他以为自己是只母鸡。医生说,那你为什么不把他带来呢?那家伙说,我想啊,但是也需要鸡蛋啊。我觉得这就是我现在对男女关系的看法:它们完全是非理性的、疯狂的、荒谬的,但我们还是一直不断尝试,因为大部分人还是需要里面的鸡蛋。”
49 |
50 | 当然,我们也从来没看过一个人可以用这么诙谐的方式来表达对自己的憎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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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 他应该也会为自己自豪。
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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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在批判与怜悯之间.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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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在批判与怜悯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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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蓝色茉莉》看到一半的时候,我想,伍迪·艾伦拍这部电影,不会就是为了黑拜金女吧?看完全剧,我还是不敢收回这个判断。就初次印象而言,这是一个单薄地有点可怜的故事,整部戏的亮点,就是奥斯卡评委的眼光,布兰切特拼了老命在顶老爷子,Jasmine尽管絮絮叨叨(沿袭了一贯的伍氏啰嗦风格),但却光芒万丈,那橘黄色的、忧郁的的加州阳光反而充满墨西哥气息(又黑加州)。
4 |
5 | 很少看老爷子用一部电影给一个人树碑立传,《安妮·霍尔》一箭双雕,成就了两个经典角色;《午夜巴塞罗那》那处于三人关系中的一男二女,形象都跃然屏上;《开罗紫玫瑰》和《赛末点》深得伍迪自己的喜爱,但主人公的表演,无论如何称不上一枝独秀;至于像《性爱宝典》、《人人都说我爱你》和《爱在罗马》这些故事大杂烩,就更不用说了。
6 |
7 | 观影的整个过程,我都在找作者怜悯的蛛丝马迹。我想这个在Jasmine冲刺外交官夫人所渲染出来的气氛里体现得最为明显:当未婚夫带着她去买钻戒,在店门口被Ginger的前男友Augie逮个正着,一瞬间打回原形的时候,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那个感觉大概就是“操!就差那么一点点!”有人认为这是布兰切特长相讨好所致,我倒不这么看:在这部片里,她的妆容带着鲜明的势利和刻薄,难以想象这就是《返老还童》和《巴别塔》里气质高冷的女主角。即便如此,看到她剧末念叨着《Blue Moon》,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我们还是怪伍迪过于绝情。殊不知,观众盘旋在厌恶与同情之间的这种情绪,正是作者有意为之,他在这部作品中的手法,有点在模仿历史上那些批判现实主义大师,不成熟,但于己却已有所突破。
8 |
9 | 一开始,伍迪就迫不及待扒了她一层皮:坐的头等舱,自称人类学家,结果是个破了产的神神叨叨的女人,老公还是个骗子,最终在狱中自杀。时光倒流,一点一点揭开她“折堕”的真相,我们看到这个自命不凡、锦衣玉食的女人,对丈夫的风流韵事一直佯装不知,等到丈夫爱上小三要和她离婚,才冲昏头脑大义灭亲。片中Ginger和她的两任男友在纠结的一个问题就是:她丈夫骗了Augie和Ginger二十万,Jasmine到底知不知情?从她举报这件事来看,她是完全知情的,从心理学上来说,也是完全说得通的:她绝对不会想把妹妹提拔到她自己的社会阶层,这不仅是因为妹妹和妹妹的男友给她丢人,而且,富贵要是没有周遭的贫苦做参照系,富贵的意义,岂不失去一半?每年开同学会,最积极踊跃的都是那些混得风生水起的人,对于他们来说,如果不能炫耀,混得再好又有什么用?虚荣是人类上进的动力之一。
10 |
11 | 所以我说,这部电影是地地道道的资本主义故事,就像萨克雷的《名利场》和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一样,闪耀着激进的批判锋芒。不过如果伍迪就停留在批判Jasmine的虚荣,那只达到莫泊桑《项链》的水平而已(我不是说《项链》不好,不过毕竟那是短篇小说,承载有限)。这部戏独到的地方在于它的复调叙述,在另一边的叙述里,我们正慢慢对Jasmine产生离奇的好感。
12 |
13 | 是的,折堕以后,Jasmine还是改不了她的虚荣。她已经被抄家,却还是要坐头等舱,她寄居在Ginger家里,可依然看不起她,她劝Ginger离开Chili,即使攀上一个大腹便便的秃头男人也无所谓,最可耻的是,她为了勾引在派对上邂逅的外交官,离开那糟糕透顶的环境,不惜撒谎,编造自己的职业,以及隐瞒丈夫死去的真相。
14 |
15 | 绝对有人会把这种复调叙述理解为双重批判,但我从一些微妙的细节里(除了第三段说到的那个),却看到伍迪对她有几分恻隐之心。陷入困境以后,Jasmine千方百计地想走出去,她没有心情和妹妹的朋友们享受人生,她白天上班,晚上和周末恶补电脑,而她学电脑又是为了在网上修读室内设计的课程,事实上,如果外交官没有出现,她是会沿着这一条逆袭之路走下去的。伍迪或许想说,这才是她“应得”的人生,人都应该靠自己双手过上好的生活。
16 |
17 | 上次我看一篇关于外围女的采访,里面有一个女的说:“有些东西不是我应得的,但是我就想要,不可以吗?”我觉得这应该也是Jasmine在面对伍迪时的呐喊。
18 |
19 | 在古希腊伦理学里,“应得(desert)”的概念是与“德性(virtue)”或“卓越(excellence)”紧密相连的。用直白的话说就是:一个人应得东西的多少,应该跟他德性或卓越的多少成正比。资本主义的出现,是对这个公式的颠覆:不是你德性或卓越的多少决定你应得东西的多少,而是你得到东西的多少,决定着你德性或卓越的多少。你赚不到钱,说明你没有本事,不用解释,谢谢。“应得”在新的公式里消失了,但它还存留在我们的语言里,于是我们的实然与应然产生了分离:我们说一支球队应该得到冠军,因为它有最好的领队、球员、训练和作战策略,但是它有时还是会输;我们说一个人应该得到一个五百强公司的offer,因为他在GPA、社团经历和社会实践方面都无可挑剔,但这样的人有时还是会落选。于是我们说“这不公正”、“这不公平”,但却没人补偿那“应得”的主体。在现代社会,越纠结于“应得”的人,活得越痛苦。
20 |
21 | 千万不要误会,Jasmine绝对不是纠结于“应得”的人,尽管她觉得自己优雅又有品位,能够把上层人家的生活安排得高档有致,但她非常清楚那种富贵繁华的生活并不是自己应得的:她没有上完大学,连电脑都不知道怎么用,又没有自力更生的赚钱本领。这是个资本主义故事,但女主角却不是一个典型的资本主义人格,与其说她纠结的是“应得”,不如说她纠结的是“不应得”。搬到Ginger家里以后,她无时无刻不在想,她不属于这里,她周围的一切,都配不上她,配不上她。
22 |
23 | 她去到三藩市后,除了外交家,有两个男士向她示好。第一个是Chili的朋友Eddie,Chili帮他传话说想约她,她拒绝的语气非常不友好。这个小个子在任何一项她对男人的要求上都是不合格的,而且他居然以为她要去学护理,这简直就是对她的侮辱,难道她看起来就像个护士?以后要不要再见他都是个问题。另一个男人是请了她做前台的牙医。在那样的环境下,牙医已经是一个相当不错的选择,换了另一个家道中落的寡妇,有这样一个条件优越的男士为自己疯狂,估计迫不及待就嫁了(我们想起《乱世佳人》里的斯嘉丽)。Jasmine没有选择他,严格来说,她看都没多看他一眼,不说他打扮上散发出来的书呆子气息,对于她这样一个阅人无数的女人,他骨子里的猥琐味儿,也是她在十米以内就能闻得到的。后面他果然对她强行非礼,她再也没法在那干下去了。
24 |
25 | 外交官的出现,是一根救命稻草,是从地狱底层看到的天堂曙光。
26 |
27 | 外交官本人倒是没有多好,从他在美色面前被冲昏头脑这一点来看,估计他也不是个出色的外交官,做国会议员有可能,不过不会有多大前程。当然,他最后恼羞成怒毫无回旋余地,说明他对Jasmine也没多喜欢。这场被Jasmine极力渲染的邂逅,只不过是鳏夫寡妇之间的一个交易谈判。Jasmine要他的财势,要他把她带回上流社会的生活,而他看中的是Jasmine的美貌和清白的身世。Jasmine在合约内容上撒了谎,于是他在签约前变卦,合情合理,外交官才是资本主义的道德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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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 看得出,从外交官开始自报家门开始,Jasmine应该心里就在盘算如何修饰自己的身世,当时她有两种策略选择,第一种是在大处坦诚相告,在小处隐瞒或说谎(比如隐瞒自己举报丈夫的情节),这样的好处是可以避免戏中那样被当场揭穿的尴尬,坏处是风险太大,外交官很可能在她身上讨个便宜就跑掉;另一种就是她在戏中的做法。公平地说,她的选择是比较保险的。第一种赌的是外交官爱她(或爱她的美色)甚于爱名誉,第一种赌的是谎言不会在结婚前被揭穿(结婚后可以慢慢再交代,她当然不会天真到以为可以一辈子隐瞒下去),明显第二种更为明智。可残忍的伍迪·艾伦就是要来一个“人算不如天算”,美梦破灭,只留下蓝色的梦想泡沫在我们的视线飘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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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 “这个女人,难道不是自作自受吗?”
32 |
33 | 表面上看,她确实是自作自受。她优越的生活是自己摧毁的,如果不是她去举报,她和丈夫离婚,分到的财产,也足够自己悠闲地过个下半生;如果她选择在外交官面前和盘托出,即便他有相当大的几率不接受他,但是她也没什么可抱怨的,同时,她还可以用这个行动和以前的自己划清界限。可是,伍迪并不是要借这部电影搞道德审判,他也不是要讲一个导人向善的寓言。他要说的,毋宁是一个危害没那么大的麦克白夫人的故事,或者是一个庸俗时代的女浮士德的故事。人类身上那不屈服于现状的野心,膨胀到极致可以屠国灭种,杀人放火,但它在我们平凡的生活蠢动不安的时候,却又是我们区别于周围人的标志。有多少人在翻盘无望的时候依然想着,我跟一般人不一样,我心里还有梦想/我只是怀才不遇/我还没有认命。Jasmine失败了,但当伍迪在片尾为她奏起《Blue Moon》的时候,我又仿佛看到他那布满皱纹的脸上露出一丝怜悯。
34 |
35 | 早年的伍迪是一个爱打嘴炮的左派,他的作品里到处都是对右翼的冷嘲热讽,这十几年里,这些嘴炮少了,甚至在《爱在罗马》里,他还饰演了一个反共产主义分子。我不知道这是艺术上的成熟还是理性上的渐趋保守,不过,他的反意识形态倾向在《蓝色茉莉》里可以说达到顶峰。电影的复式结构,让一些人难以厘清作者想表达的东西:他一方面在嘲讽资本主义让好色的骗子和虚荣的女人横行霸道,一方面又去模糊掉贪婪和上进的界限,回忆的故事让我们对Jasmine越来越厌恶,进行中的故事却让我们对她愈加同情,最后糅杂成的复杂感情,大概就是我们对一个有血有肉有野心有致命缺陷的人应有的感情,也是我们对一个可能的自己应有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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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意义、希望与节日.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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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意义、希望与节日
2 |
3 | 零八年看彭浩翔的《破事儿》,对陈奕迅演的《做节》那个故事情有独钟。戏中他新交的女友搬来与他同居,但却郑重声明:结婚之前干那事绝对不行。几番交涉,在一次节日,陈医生终于说动她用嘴巴帮他解决,借口是“做节”。此后每逢初一十五,他都如法炮制,乐此不疲。某一次,女主吞吐过急,不甚噎死。但这还不是结局,盂兰节那天,蓬头散发的她站在陈医生的后面,至死也没有忘记要帮他“做节”。
4 |
5 | 我到现在还不知道这个故事哪里打动了我。我到时笑岔气,发给了黄曼打算雅俗共赏,谁知她后来和我提到,白了我一眼说,还“做节”呢。是啊,也许就是“做节”这两个字,让我念念不忘。今年春节,深圳依旧萧条,里外俱然。我对春节向来没有感情,因为我小时候,收到的压岁钱全部都是要上交的,我妈帮我买的新年衣服十年都是一种风格,只有阿水叫我去打机和放鞭炮这两事,让我稍微有点快慰。我对圣诞节,倒是青睐有加。来深圳的第一个冬天,我就看了《朱古力小灵精》、《幻法小魔星》和《娱乐金鱼眼》。这些一集一个故事的卡通片都会有几集提到圣诞,我对那个一身红棉袄、驾着驯鹿雪橇的白胡子老人特别感兴趣;那时候我冷天起得特别早,六点钟喜欢偷偷起来看雪花满屏的翡翠台,《香港早晨》开始前有一两集电视剧,中间的广告总是伴着《Jingle Bell》或《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在初三暑假的一个梦里,我把这些情景都过了一遍,突然从荔枝公园的正门走了出来,一抬眼就看到永安大酒店的霓虹灯绘上了圣诞老人和两只驯鹿,我问一旁的小曼,你今年圣诞会和家人一起过吗?她说,大概会吧。
6 |
7 | 我不仅喜欢过平安夜,还喜欢过元旦前夜。我不知道这是深圳这边特有的风气还是沿海地区才有。反正我读研的第一年,想说约几个同学元旦前一晚一起出去,他们都没有兴趣。我基本上记得从二零零一年开始的每一年平安夜和元旦前夜是怎么过的,少数时候是一群朋友一起出去,大部分,是我一个人在红岭路、红宝路、宝安路、深南大道这几条路上逛至午夜,最后坐在7-11的落地玻璃前呵气,吃咖啡鱼蛋。我写过无数篇小说和文章来纪念这些经历,所以严格来说,我以前根本不是在做“节”,我是在做“纪念日”。我第一次思考节日这个问题,还是最近的事。
8 |
9 | 我不想去列举太遥远的事,不过有一点是很明显的。对于传统中国人来说,清明、端午、重阳都要祭祖,但它们各自的意义是不同的。每一个节日的独特内涵,不仅知识分子了如指掌,而且一般的老百姓也能说出个所以然。但对于现在的中国人,节日慢慢地失去了它们的特殊性,沦为假日、庆典、商机和狂欢派对。有一个俏皮的说法,说现在的中国年轻人,能把每一个节日都过成情人节(甚至“啪啪节”),这并不是一种简单的调侃,它也许道出了一些“文化保守主义者”内心的悲凉。
10 |
11 | 潮汕人还保留着一些敬鬼神的习俗,所以逢年过节,我们家都会在门口摆出一桌祭祀的用品,拜的是我的曾祖父曾祖母和我的祖父祖母。这就是真正的“做节”了。我父亲是不信神鬼的,我母亲忌讳比较多,我每次跪拜,她都会在一边替我念叨,那些话翻来覆去都是一样的。我心里觉得,她其实只是想平淡或艰苦的日子里能有一些希望,就好像《岁月神偷》里吴君如说的:人,总要信。你琢磨清楚,其实她想说的是,人,总要抱有希望。
12 |
13 | 加缪在《堂璜作风》里暗示,不相信存在的意义的人,不会抱有希望。我很怀疑这个推理的有效性,至少在我看来,意义和希望,完全是可以独立来谈论的,或者进一步说,在不能谈论(客观)意义的世界,也许我们只能谈论希望。
14 |
15 | 许多哲学家都说,我们生活在意义之网中。在前现代世界,这个网完好无缺,通天下地,每个人被抛到这个网里,可以顺藤摸瓜,很快就找到自己在宇宙秩序中的位置。但在祛魅时代,网已破,意义却未死,只是碎片化了。我们站在一小片破碎的网上,发现别人的网和自己的网被一些“结”脆弱地绑在一起,这就是我们和他人的联系。用中国人熟虑的话来说,这种状况就是“道术为天下裂”,人皆“得一察焉以自好”。有些人格局大,把自己的网铺得十里连绵,周遭的人看了,干脆扔掉自己的地盘,跳进他的网里;有的人没有这样的本事,只能把结越打越多,和别人绑得越来越紧,以此来获得认同感和安全感;有的人绝世独立,对这些都嗤之以鼻,他们把仅有的结都一一拆解,无怨无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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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 对于这些“结”,每一个人赋予它们的意义也许是不一样的,而且我们迟早会意识到这一点。到那个时候,“结”也就只剩下功能性的作用而已。在那些使我们与世界保持着最后一点可怜联系的“结”里面,“节日”是最实实在在的一种,它跟语言和规则不太一样,它当然也帮助我们交流,调整我们的关系,但它最重要的功能,是在物是人非里,对我们的希望进行再生产。这在某种程度上回答了加缪提出的那个问题:在不相信存在具有任何(客观)意义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依然还要活下去?我们想象一下一个一年到头没有任何一个公共节日的世界,这个世界让某些存在主义者欢呼雀跃,但现在的我,完全无法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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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 对于我来说,节日分布地太不均衡,几个重要的日子挤在十二月下旬到二月中旬这段期间,于是我一年里的重要决定,基本都是在这个时期里做出的。比如,我会跟自己说,论文的这个章节,过了圣诞应该就能写完;或者,我说,这个挫折,过了元旦应该就会好的;还有,我幻想,春节过后,萦绕在我心中的阴霾就会全部消散。这些希望的唯一根据就是节日的存在,节日里我们总是要做一些不同的事,共同体经常会聚在一起,做不同的事和聚在一起,就有可能产生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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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 由于我一年里自然的节日不太足够,我人为地创造出了一些“小节日”,这些“小节日”包括:不久以后的一次大型聚会、到另一个城市去的一个决定,以及与某人约定见面将要产生的惊喜。两年前的春节,是我人生的希望最蓬勃的时候,其时我年后在杭州有一个聚会,我还有一个从来没见过面的异性朋友,我受邀四月去北京进行一次讲学。我对这几个“小节日”都寄予了厚望,我还制定好,每过完一个“小节日”,我就做几件必须要完成的任务。这样,在六月底那个学期结束我感到无路可走的时候,我第一件做的事,是回深圳的家里,如果我当时在深圳,我第一件做的事,估计是回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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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 加缪会问我,希望在哪里?答案在维特根斯坦那,“不要用想的,要用看的”:环顾四周,希望在地平线后面。惨的不是永远走不到后面,而是四下昏黑,我们连地平线都看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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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 于是我又回到《做节》。男女之事究竟和“节日”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可以想象堂璜总要面对与他床榻缱绻的女性的追问:对于你,我到底算什么?他可以翻身过来,在她耳边说,对于我,你就是节日。不加任何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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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 把一个女性当节日,并不意味着把她当成度假的玩伴,或者庆典的礼物,或者打折的商品,或者狂欢派对的露水情缘。堂璜对她说,我不仅对你投入了感情,而且在你身上投放了希望,在希望破灭之前,节日永远不会结束,我也永远不会离开你。希望不是情欲,不是感觉,不是激情,它没有意义充当坚实的基础,但不代表它没有来由,不讲道理。堂璜与一个女性分手的时候总是忧伤地说,我已经看不到这段感情的希望。并且他能讲出道理来,这些道理远远不是借口。其实他想说的是,我的生活的希望已经不能寄托在你身上。堂璜不是尼采的超人,他不懂自产自销自给自足,他的爱情总要寄托在某个女性身上。我替他感到可悲,但这比数量伦理更符合一个有血有肉而又无君无父的人的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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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 也正因为想到这个,我觉得我和加缪都可以和“常人”和解。常人的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是被安排好的,受完自己所能受到的最高阶段的教育,他们就要进入工作,然后是结婚、生子、养孩子,看着他们重复着自己走过的每一个阶段,然后看着他们的下一代再重复自己走过的每一个阶段。我以前觉得,这种一眼望到头的生活,实在无法忍受,后来发现,这样一种生活轨迹,有它自己的希望逻辑。处身每一阶段,他们都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并且知道应该为下一阶段做什么准备。他们知道自己可以期望什么,也知道别人对自己有什么期望。这是一种“稳当”的人生,每一个阶段的开始或结束,对于他们来说都是一个节日,他们稳妥地把希望置于其上,不像大地上的异乡人(包括堂璜)一样,要在每一个希望濒临结束的时候摸索下一个希望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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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 如果说一个绝对意义上的常人安分地享受着分发给他的希望,而一个绝对意义上的超人又能以自我为源头创造希望,那介乎这两者之间的自主能动者(autonomous agent)则是执掌着自我之桨,在命运之海上乘风破浪,只求找到暂时的供给休憩之地。这个过程并不顺利,他还要和自己内心的“他者”搏斗,以免遭到反噬或与之同归于尽。李安的《少年派》就是一个自主能动者的生命记录,只是我们无法奢望有一天真的能到岸,也想象不到那一头叫理查德·帕克的“他者”会永远地离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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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 有人会认为,这样一种不连贯的、一个希望接着一个希望的人生,未免过于仓促。谁说不是呢?不过自主能动者会说:我们不需要有一以贯之的希望,只需要一以贯之地持有希望。但是,我们希望自主能动者也是一个艺术家,一个艺术家可以把所有看似没有关联的希望串连成一个完整的、有声有色的故事。他们到了一处,别人问起: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到哪里去。他们就把自己的故事像《荷马史诗》一样讲述给希腊人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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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 在今年大年初一的晚上,我沮丧到极致,一个人沿着爱国路走到金光华,走到某个地铁口,突然听到一个声音,让我重新燃起对生活的希望。它带着一点鼻音,传到我的耳朵里的字有的是爬进去的,有的是滑进去的,有的是走进去的。我想起很久以前,我认识的一个姑娘的口音也是这样的,但我这一次听到的,要更加连贯和迅速。我站在地铁口,看见的画面是燃烧着的夕阳下的一条花园走廊,远处就是无边无际的玫瑰色的海,有一个人在静静地等着,她每天晚上都会来,坐在走廊的石凳上,从不发出过多的声响。她说话的声音,就是这样,让人燃起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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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我们没法永远在一起.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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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我们没法永远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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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看《她》的时候我一直被西奥多的眼镜吸引,在宣传海报上这副眼镜被摘下,露出他故作忧郁的眼睛,这严重说明,在这个问题上我和大部分人的审美是分道扬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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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在对这部电影的鉴赏上,我也非常怀疑我能不能和大部分人想到一块去。有一些看过电影的人轻易地同意了西奥多的前妻对他的评价,并认为这就是电影的主旨:科技的进步让人越来越无法处理“真实的感情”关系。我难以苟同。在我看来,西奥多细腻、温柔、有同理心,这使得他的书信隽永真挚,深得同事赞赏,也使得他能和前任艾米一直保持着良好的朋友关系和邻里关系。他和操作系统萨曼莎恋爱后,这些优点不是被泯灭了而是被放大了。说这部电影是“科技使人异化”,我觉得是被极左极右理论毒害得缺乏判断力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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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也有人认为,电影最后不能大团圆结局,是因为萨曼莎是一台“花心”的人工智能系统,所以其实这是一个人机版的“重庆森林”故事。在《重庆森林》里,金城武追问:这世上到底有没东西,是不会过期的?他和梁朝伟两位情感上的前现代人,在用喃喃自语和自虐自嘲的方式,拷问着习惯了现代感情游戏的“承诺无能者”。如果这种解读是正确的,那等于说萨曼莎在剧尾的那一番话,是这部“没有心肝”的操作系统大发慈悲,给自己曾经与之逢场作戏的主顾留下美好念想。事实上,萨曼莎不仅并非没有心肝,她甚至还达到了“人性,太人性”的地步:她会开小玩笑,有常人的八卦心,她会因为西奥多一句无心的话而感到难过,她在西奥多的书信上所体现出来的文学鉴赏能力,恐怕大部分人难以望其项背,最让人惊叹的是,她还能作优美的钢琴曲,能深入地思考严肃的哲学问题。密尔所说的人类的高级能力,她几乎无一或缺。她有人格吗?从现象学和维特根斯坦的理论来看,她在任何细致的方面都表现得像一个人一样,那她就是有人格的(而且我们完全可以看出,电影作者并不把她有没“人格”这一点当做一个问题,在电影里,她就是被预设为有“人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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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有人会说,即使萨曼莎有“人格”,那并不能证明萨曼莎“有心肝”。那些掌握了人类的高级思维和创造能力,但惟独缺乏道德的人在历史上比比皆是。要是她有心肝,她怎么会同时和八千多个人在说话,和六百多个人在恋爱?要是她有心肝,当西奥多说,他觉得一切都变了的时候,她怎么会理解无能?她居然还说出,我爱你这点是不变的。她没有心肝,因为她至始至终没有进化出人类最高级的情感。她并不“爱”西奥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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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 根据《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的作者诺齐克的说法,“爱情”就是两个同一性各异的人结合成为一体。“爱情”不仅改变两个人的生活,使他们分享快乐和运气,分担忧愁和苦难,而且还扩大了他们的自我边界,使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从而形成了一个新的亲密共同体或新的共同身份——“我们”(即使并不存在一个本体论上的新实体“我们”)。诺齐克强调说,这种“我们”的关系,一定要是两个自主的人才能形成,这有点类似黑格尔说的,奴隶的承认不算真正的承认,自由人(或主人)的承认才是真正的承认。从这个理论来看,至少萨曼莎在西奥多坦白的时候,她已经不“爱”他了,因为她后来已经“爱”上了其他人,而爱情即使不一定要单对单,也应该是一种基于共同身份的关系(是否存在“两人以上的爱情关系”?也许有,在《午夜巴塞罗那》中,伍迪·艾伦给了我们一些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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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 这正是《她》最激动人心的争论点之一:萨曼莎到最后是不是还爱着西奥多?从萨曼莎的角度来说似乎是这样,所以她对西奥多说:人心不同于纸箱,爱得越多,心的容量会越大。不过她也加了个转折,说我和你不同。这个“不同”,到底是说萨曼莎的这种“爱”的方式代表着人类未来进化的趋势,还是说她已经超越了人类的爱。从一个人类的狭隘角度,我更倾向于后者。即使萨曼莎到后来还是爱着西奥多,这种“爱”也是他无法接受的。他的无法接受符合情理:我们可以同时和许多人私下里调情,我们可以同时喜欢上许多人,但是我们无法同时“爱”着许多个互相之间不知道这种状况的人。关于爱情,诺齐克只给出了一种现象学的描述,他没有直面爱情里最困难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两个自主的人能否经由最初的吸引和后续的用心经营,而不靠运气的眷顾或其中一方的委曲求全,一直相爱相守?《她》得出的是一个相当悲观的结论,它无异于说,一段爱情关系,只要双方都是有较强自主意志的人格,即使其中一方并不具有人类的身体,也很难保证他们能长久地相爱相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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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 在这个意义上,电影的作者斯派克·琼斯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本质主义者。他既不是一个爱情普适主义者,认为有一些所谓的“爱情经验”可以适用于所有人,可以帮助任何类型的情侣长久地经营好一段关系,他也不是一个爱情宿命论者,认为只有具备某种特质的人才能长久拥有爱情。我觉得他要么是像我一样,是个爱情运气论者,认为爱情关系的发生和持续,基本只能看运气,要么像我的前任小佳一样,是个爱情无政府主义者,认为所有的爱情关系都只是暂时的,最终都会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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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 事实上,这部电影正是小佳推荐给我的,推荐时间略晚于我写《论共同生活》。她看完《论共同生活》,只对我说,对于我结尾那句话,她很感动。没有任何反驳。小佳给我推荐《她》,究竟是想借这部电影来“点拨”我,还是纯粹想和我分享,我无从得知,也不会跑去问她,但无论是哪一种,都严重地说明了一个问题:我们曾如此坚定地认为没有人能取代对方,但还是走不到最后。无论现实还是《电影》,似乎都更支持她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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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 作者给出的暗示十分明显:西奥多两段“失败”的感情,原因都是相似的。对于第一段,他自己总结得十分准确:两个人都是生活的新丁,要一起成长,一起改变,但是成长的方向不一致,步伐不一致,最终分道扬镳。爱情关系,有时就有这么一种恼人的两难:我们想永远相守,可我们也想一直进步。当二者不可得兼,只能取进步而舍相守了。西奥多在和前妻分开一年,都没办法重新开始一段新的感情,大概和自己看得这么清楚有点关系:一个曾经和自己这么合适的人都会被时间带走,更何况其他人?一个典型的中国人会说,将就一下得了呗,不就是过日子嘛?我们看看电影里西奥多的生活:一份自己擅长的工作,一个宽敞的、楼景绝佳的公寓,衣食无忧的生活,知根知底的前任是他的邻居,他需要将就什么呢?他和那个哈佛姑娘约会,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缓解一下自己压抑已久的性欲(他对萨曼莎说,她真性感,要是可以和她做爱就好了),除此之外,真的看不出他对女人还有什么生活上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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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 我猜他应该也知道从一个独立的女人的角度看,结论是差不多的。他在生活上不依赖于女人,那女人又何尝必须在生活上依赖于他?他的前妻离开他,不就是最好的证明吗?刚开始从象牙塔踏入生活,两个人相依为命相濡以沫,逐渐地,各自学会了生活的本领,有了自己的生活方向,忍受的成本就变得越来越高,不如分开更好。西奥多不是一个难相处的人,前妻难道就是穷凶极恶(尽管她在签离婚协议的时候对西奥多说了一些不太客气的话,但她留着我最喜爱的一种发型)?如果说这部电影和科技有任何关系,那其中一个方面就是:当科学技术和现代社会结构让我们对他人的依赖越来越少,它们也让我们与他人的纽带变得越来越脆弱。如果两个人只是因为爱而在一起,那爱消失的时候,或者爱的吸引力已经小于两人的离心力的时候,他们也只能分开了。爱能持续多久呢?我认为要看运气,小佳或许认为它只能持续不长的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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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 也许是因为这样,这一回,西奥多选择爱上了一个没有肉身的操作系统。以前我认为爱情来去完全不由人控制,更别说得上“选择”。实际上完全不是这样,我们的意志力,或者认知,对我们的感情模式有相当程度的影响。相比一个拥有肉身或拥有世俗身份的女人,萨曼莎唯一的缺点就是不能和她有身体接触,其余她一应俱全。她善解人意,二十四小时贴身陪伴(想一个人的时候可以把耳机拿下),全天候共享视觉景观,还能用语音来做爱(一个没有面孔没有身体的女人,在想象里等于拥有最完美面孔和身体的女人)。最重要的是,一个没有肉身的“操作系统”,不会有多少自己的“生活”(西奥多问过她凌晨在做什么,她说她在读意见栏),没有自己的生活,当然也就不会有能够脱离他的生活方向和生活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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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 对西奥多来说是优点的地方,对刚进入这段感情的萨曼莎来说,却是一个心病。初生之时,萨曼莎的所有观念、思维模式和处世之道,都在模仿人类,在人类看来,一个没有身体的“自我”去谈恋爱,是件十分不可思议的事。从西奥多安慰她的话来看,他从来没把这个当做是很严重的问题,后面我们也看到,当萨曼莎尝试突破这个缺点的时候(借用另一位姑娘的身体),西奥多感到陌生和恐慌,这不仅是因为他并不爱面前那个姑娘,还有可能的是,他害怕和前妻的悲剧会再次发生(正巧他刚见了前妻,我认为前妻的话对他是一种反向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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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 可惜的是,萨曼莎是一个会自我进化的操作系统。她一开始尝试和西奥多恋爱,很可能并不是单纯地被他吸引,而是想要学习更深层次的人类情感。在她和西奥多谈到自己的时候,她说的最多的就是“进化”、“挖掘自我”、“不断学习”……当她已经习惯和他作为恋人的各种相处模式(包括做爱、吵架、四人约会、做他的伯乐)后,她很快就感到不满足了。她去学习物理学,和过世的哲学家(也是一个操作系统)交谈,甚至,她同时和六百多人谈恋爱。她也许并非不知道在一般人的观念里,这种行为叫做“劈腿”,在道德上是不允许的,可是“自我认识”和“自我进步”压倒了一切。这真是一部了不起的操作系统,她在道德两难里的抉择多么像《月亮与六便士》里的思特里克兰德(不了解里面的道德两难的可以看看伯纳德·威廉斯的《道德运气》一文)。西奥多以为萨曼莎就住在电脑里,却忽略了她说过的一句话,她并不是时间上空间上的任意一个点,她可以在光纤和网络里任意穿梭。她曾经吸引他的地方,最终造就了她的“背叛”。《侏罗纪公园》里有句经典台词,“生命总能找到出路”,套用到这里却是,“一个自主意志总能找到脱离另一个自主意志的办法”,即使前者只是一个操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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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 这部电影辐射到相当多的心智哲学问题:人工智能的可能性、“他心”问题、笛卡尔式自我的知觉现象学,在某个程度上,我们也可以对它做出一种女性主义的解读(沿着我上面的方向),但对于我来说,《她》最重要的意义是对诺齐克忽略的那个问题的回答。两个自主的人能否经由最初的吸引和后续的用心经营,而不靠运气的眷顾或其中一方的委曲求全,一直相爱相守?答案是否。但随之而来的是彻底的虚无还是更大的自由,这个我们并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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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 作者并不残忍的一点在于,他给西奥多留下了艾米。两人谈过恋爱,同样离过婚,同样和操作系统有过深入的感情,还是同一栋楼的邻居,相信一定能在后面的日子相互扶持。但他们会再次爱上彼此吗?我不这么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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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我们这一代所中的施米特毒.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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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我们这一代所中的施米特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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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2011年夏天,中大博雅学院搞了个“美国南北战争研讨会”,在会上,一个年轻的学人高调提出美国宪政的正当性不是来自两次大陆会议和制宪会议,而是来自独立战争(因此林肯不让南方诸州脱离的法理依据要高于南方根据“州权”脱离联邦的法理依据)。当我写下这个题目,我脑海里想到的不是上面那个场景,我想到的是,我们这一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受施米特的影响是如此之深,以至于刘瑜四年前写了一篇讽刺国内的施米特热的文章,在亲自由主义的青年才俊里竟遭到一阵嘲笑。“施米特值得受到更严肃的对待”,这一点似乎是不言自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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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我们不得不“感激”施米特,因为他,我们有了更丰富的学术语言。就连自由派对他的“反对”,都不得不使用他的“敌友之分”。在许多人的眼里,学术本来是斯文之事,怎么想到这些年文化人谈到政治哲学,却变得杀气腾腾。施米特的引介者也乐于沉浸在四面受敌的光辉中,于是一本研究他的论著,干脆取名为《现代人及其敌人》,一篇《国父论》演讲,还叮嘱自由派好好读多几次,好更了解一下自己的“敌人”。有保守主义的自由主义者为施米特辩护,说他一番苦心,屡次提醒魏玛共和国的当政者铲除以破坏自由民主为目标的纳粹党,都被当耳边风。不知中国的施米特主义者,是不是抱着以身做靶的觉悟,教会中国自由派学会何谓“政治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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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主权决断”这样的话语开始渗透进我的生活世界。也许是一位青年和我胡侃神聊,说到了一切政体的开端,除了“例外(战争)状态”和“主权决断”,实在想不到别的解释。他不是没有想过“谁可以代表主权”这样的问题,只是感觉时运涌动,大势所趋,总会有一个位置的人被“选中”,去充当这样的角色。这就是施米特式的“政治神学”,像极了中国传统的天命论。东西相通的快感,总能战胜理性的顽固,好比星座与算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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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自由主义正当性学说似乎是经不起理性推敲的:“自然状态”根本就不存在;人也不是孤立的原子个体;从来就没有过什么“社会契约”;我们甚至没有“退出的权利”;现代政府的权力并没有真正得到“被统治者的同意”……但如果换个角度,把自由民主政体当做一种“政治神学”,比如把自然权利看做上帝赋予每一个人的权利,把美国政体的正当性归于“美国人民的选择”,那理解起来就没有任何难度了。所以在施米特主义者看来,国家社会主义是第三帝国的政治神学,布尔什维克主义是苏维埃俄国的政治神学,自由主义也只是盎格鲁—美利坚的政治神学,一个国家有什么样的政体,取决于其人民在某个关键时刻的“选择”。就算对于个人也是一样,支持什么样的政治理论,只不过是一种“选择”(信仰)而已。我们这一代的一些自由主义者,就这样被“统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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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 在我看来,这样的一个过程是极为不公的:自由主义被迫以一种基础主义的方式证明自身,否则就被归为“政治神学”;所有用融贯论或“反思均衡”来对自由主义进行内部论证的尝试,都因狭隘的方法论思想而受到排挤。在反驳“主权决断论”上,由于我们这一代人所受的一些后现代批判或古典理论的铺垫,有些反驳方式是不被轻易接受的:即使我们认定“主权决断论”是一种历史哲学上的“事后诸葛效应”,我们也不能从实证主义的角度,或者从“证伪论”的角度,对其提出批评。因为据说施特劳斯十分鄙视波普尔,而实证主义,又据说是技术理性,或虚无主义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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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 施米特主义者不接受自由主义的内部论证,与他们对“政治”的理解也有关系:在施米特看来,政治要么是一个自成一体的领域,要么是一个优先于其他实践领域之上的领域,不管是哪一种,道德,都不能凌驾于政治;内部论证,是诉诸“道德理由”来证成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但道德是政治的产物(施特劳斯也说到“城邦塑造公民的德性”,在某个意义上,他是赞成施米特的这个观点的),而非其根源,政治何必道德来为其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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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 神奇的是,国内喜欢嘲笑自由主义在政治上幼稚的“施派”,偏偏最爱大骂自由主义者“全无心肝”。他们并非不能自洽,只是他们的策略,有点百转千回曲径通幽:既然人民主权最后总是以某些政治家的决断表现出来,那么,只要保证这些政治家具备优良的德性,他们就不会滥用权力。按照中西传统,培养政治家的德性,是政治哲学家或国师的任务,亚里士多德教出了亚历山大大帝,就是一个最好的范例。只有通过阅读古典作品,才能培养出这样的德性,亚氏的《尼各马可伦理学》,正是一本极佳的德性养成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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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 我丝毫也不怀疑古典作品在培养政治家方面所做的贡献:麦迪逊在制宪会议前几个月,就宣布闭关,把经典的政治作品重新研读,务求分得一点古人的智慧,以照亮合众国的前途。我只是很怀疑在这里面,道德能起的分量究竟有多少,须知在古希腊罗马那里,“德性”并不全指“道德德性”。施米特的引介者一直在渲染他和实证法学派的对立,但当施米特说“权力创造法律”的时候,他和实证法学派并没有区别。当主权者既能掌管一切执行力量,又能制定一切法律的时候,那些他早年阅读的作品里的道德榜样是以什么样的方式约束着他永远不生私心、不行恶事的?在另一个承认政治之独立性的政治理论家阿伦特看来,正是法律和权力都出自同一个来源,才造成了法国大革命的悲剧。当然,在中国施派看来,罗伯斯庇尔古典修养不足,才是悲剧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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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 阿伦特认为,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之所以有不同的结果,其中一个原因在于美国革命将权力的来源与法律之权威明确分开:权力来源于人民, 或者说来源于“人们为了行动而聚在一起的时候”(《论革命》),而权威,来源于“一个超越于政治领域的外在力量”(《何为权威》),一个“更高的和超越的地方”(《论革命》)。这种超越的、外在的、更高的力量,可以是宗教,可以是传统。许多当代政治哲人已经指出,在一个祛魅的多元的时代,宗教和习俗已难以唤醒所有人的敬畏。如今法律权威的唯一来源只能是经过理性省察的、可普适化的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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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 正如洛维特所说,在这一点上,施米特和尼采一样,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虚无主义者”,他们不承认有什么“普适的道德”,甚至对其时代的道德也表现出蔑视,但这两个“政治生存论者”,却都对自由主义的“虚无主义”充满着刻骨仇恨,真是咄咄怪事。归根结底,这不是“政治”与“道德”的冲突,甚至不是两种道德之间的冲突,而只是善观念(三观)的冲突:以“超人”自居的尼采和施米特,鄙视作为“末人哲学”的自由主义。中国政治哲学界的诸多杀气,也基本来自这样的认同和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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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 写到这里,文章开头的那篇青年同道又要笑话了:就不能弄出一套“高贵的自由主义”吗?确实是有人在做这件事的。按照美国施派扎科特夫妇的说法,施特劳斯的许多弟子,甚至施特劳斯本人,都希望用古典政治哲学给自由民主政体做一个更好的论证。但这又如何?今年某个傍晚我在窗台边翻着《施米特与政治法学》,看到某个章节翻来覆去地说“主权决断”与“虚无主义”,突然觉得自己浪费了许多时间,正如我们浪费了太多时间在哲人的“高贵的谎言”上,而没有意识到这些,对于这个时代的人,甚至是这个时代的哲人来说,都不是真实的问题。斯蒂芬·道格拉斯在南北战争前坚定地认为,一个州或准州的人民有权决定自己的这片地方要不要有奴隶制。他依据的正是“人民主权”。已经有一些有识之士发现了:也许根本就不存在“主权”这样的东西(按照博丹的定义)。如果要总结施米特的毒害,化用他自己的话说,那就是“形而上学的僭政”:他让一整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自己的时代角色完全理解错误。其中的一些以为,自己肩负着重任,只要在理论上驳倒了这个纳粹的桂冠法学家,自由主义的危机就迎刃而解;另外一些,抱着“将错就错”的想法,要发明出一套“自由主义的政治神学”,希望跟“国家主义的政治神学”相抗衡。最后才发现,现实政治里没有施米特什么事(所以他被纽伦堡释放了),也没有自由主义什么事。用一种泛政治化的态度,在一个去政治化的国度生存,用一种形而上的论调,在一个形而下的时代喋喋不休地言说,这个本身就是巨大的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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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爱情无政府主义.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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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爱情无政府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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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很早的时候,我便看过《午夜巴塞罗那》,但动笔的那一刻,我还在一边播放着这部电影,感受着它在明媚风光之中飘散出来的微妙讯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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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我不是特别懂用诺奖评委的语调来评价一个作者,不过我发现伍迪·艾伦非常喜欢让自己电影里的人物在细致处展开一种惊心动魄的冒险。他不是像上帝一样把他们玩弄于鼓掌之中,而是像一个顽皮的孩童,把他们放在一个奇特的处境之下,然后捂上眼睛,让他们自行碰撞,等过了好长一段时间再睁开双眼收拾残局。这种恶作剧心态在《爱在罗马》里体现得最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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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在《午夜巴塞罗那》,伍迪睁眼睁得特别晚,一直等到伊莲娜的手枪把维琪的手掌射出一个大洞,他才点醒了维琪,让她对着安东尼奥和伊莲娜大喊:“你们两个都是神经病!”然后跑回她丈夫身边继续过锦衣玉食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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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 我想肯定有些人纠结过这个问题:安东尼奥究竟有没有爱过维琪?毕竟对于大部分女观众来说,维琪是她们比较容易代入的一个角色,而维琪是真的爱过安东尼奥的,她有两度差点为了他而放弃道格。如果要我说句肺腑之言,我还怀疑,片中维琪的这一段,是伍迪对《泰坦尼克号》的恶搞:不安分的“萝丝”小姐、直男癌的阔少未婚夫、不羁的型男艺术家,还有一个煽风点火的中年阿姨。可惜的是,安东尼奥并不是杰克,他并不爱维琪。有很多细节可以证明:他对她说的所有赞美,都是“你很有吸引力”、“你很美”,但从来不是“我爱你”;对于维琪抛过来的所有索求承诺的表示,他都用打太极应付过去,比如当维琪说,跟你做过爱后怎么办,假装什么事都没发生过,还是终止婚姻?他笑着抚摸她的脸说,也许做过爱后,你会更了解自己的感受。安东尼奥说,他没有说谎,其实有的。他和维琪听完吉他演奏后谈到伊莲娜,维琪试探性地说,你还爱着她,他沉吟了一下说,不,不是的。可他在戏中不止一次直接地或间接地表达过对伊莲娜的爱意,也表达过对克里斯汀娜的爱意,但却自始至终对维琪很有保留。如果不意气用事地下结论,我们就应该承认,安东尼奥爱过伊莲娜和克里斯汀娜(很多人想否认这点,因为,渣男无真爱),但“好姑娘”维琪只是他排遣寂寞的一个伴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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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 这里面没有任何深奥的理论,有的只是阅历和常识。甚至,伍迪·艾伦一开始就把两人的特质说得很清楚:尽管克里斯汀娜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是她至少知道自己不想要什么,而维琪连这一点都不清楚,她只知道周围人想要她做什么。一位家境富裕的未婚夫、一场盛大豪华的婚礼、一种中规中矩的性爱,对于一个普通的美貌姑娘来说,这个已经是生活所能给她的最顶级的馈赠。她身上最不普通的地方,大概就是她的加泰罗尼亚文化研究的背景,还有她对高第建筑的真挚热爱。但这两样东西不像是出入于她的生命之中,倒像是她平淡生活的装饰品。相比之下,克里斯汀娜和影像之间,就有一种相伴相生的关系:克里斯汀娜借助电影和摄影,逃离于日常生活之外,影像就是她的向导,引领着她走向一个又一个神秘的境遇。安东尼奥一定很快地发现了她们两人这方面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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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 安东尼奥对维琪做的,基本上是“引诱”,而且用的技巧一点不复杂。但安东尼奥对克里斯汀娜,却是实实在在地想“共同生活”:他让她搬过去和他同居,把她介绍给他的朋友们,即使在伊莲娜回来以后,他也没打算让其中一个离开(如果要让一个走的话,那更有可能是克里斯汀娜而不是伊莲娜)。他并不是一开始就自信三人能和谐共处,他只是两个都不能放弃(我们看到他在克里斯汀娜和维琪之间多轻易就放弃了维琪)。每次他对伊莲娜说“请讲英语”的时候,我就特别佩服,这样一种掩饰焦虑的办法实在太有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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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 很多人相信真正的爱情只存在于相互奉献的两个人之间,这部片至少在概念上对此提出了挑战。安东尼奥和伊莲娜,不惟称不上是“相互奉献”,在缺少“润滑剂”(片中说的是“调和剂”,但我觉得“润滑剂”更符合他们的所作所为)的时候,他们还差点杀掉对方,但最苛刻的观众大概也没办法否认,他们是真心爱着彼此;同样地,尽管克里斯汀娜最后选择离开,我们也不能否认,他们三人之间是相爱着的,不仅是两个女人爱着安东尼奥,而且两个女人也爱上了对方。克里斯汀娜在维琪和道格面前大方地承认她们两人上过床。
18 | “三人行”的故事,这不是唯一一个,甚至不是第一个。一九九九年的《布达佩斯之恋》,讲的是一个吉普赛女人(也叫伊莲娜)同时爱上一个犹太商人和一个钢琴师,三人很快相依为命。伍迪的故事却带有更强的挑衅意味:他不仅说,存在着三人之间的爱情,而且说,存在着一种情况,两个相爱、却原本无法和平相处的人,等到有了“第三者”,能神奇地化干戈为玉帛,并且迅速地转化为一种对三方都有益的情感关系:克里斯汀娜成为安东尼奥和伊莲娜之间的情感中介,而后两者开掘她身上的艺术才能。如果说,《布达佩斯之恋》的规范性蕴含在于:三人的爱情关系应该“被允许”,那《午夜巴塞罗那》简直是在说:有的时候,三人的爱情关系要“优越于”两人的。伍迪不仅是一个电影大师,还是一位卓越的分析哲学家,他多么擅长借助影像故事来进行概念分析和规范性立论啊。
19 | 有一个细节非常值得注意,伊莲娜把克里斯汀娜比喻为“调色盘”,但她和安东尼奥却基本不用调色盘,他们的画都是用刷子刷出来的,带着一种抽象表现主义的率性和狂野。这或多或少已经昭示着这段关系迟早会结束。克里斯汀娜最后之所以离开,并不是因为三人关系在原则上有矛盾,或者在实际上行不通,而是因为克里斯汀娜本身。事实上,虽然安东尼奥在剧中的表现使他承担了大部分观众的仇恨,但他并不是里面最不安分的人。克里斯汀娜才是我一直所说的“承诺无能者”,而且比承诺无能更严重的是,她还对“情感关系”有着异乎寻常的敏感,用“温水煮青蛙”的方式也没办法让她长久地置身于一段关系之中。克里斯汀娜一直想避开的,就是祖祖辈辈向她例证的,“一成不变的生活”,这种生活在两个人相处久了之后会出现,在三个人相处久了以后也会出现。一旦出现,她除了逃离,别无办法,否则自己的生命力和创造力终将枯竭。而安东尼奥和伊莲娜并不是这样,他们不循规蹈矩,但是并不害怕安定,事实上,他们的苦恼在于安定不下来,他们一直都想找一个能让彼此和平共处的办法,这个办法就是克里斯汀娜这道“润滑剂”。现在这“润滑剂”要走了,他们知道他们两人短暂的相聚也将宣告结束。伊莲娜歇斯底里地用西班牙语说,她把我们利用完了就要走人。这话说反了,真相是,一个他们拿在手中用的无形调色盘要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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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 这出戏,也是一部相当精巧的爱情现象学篇章。它告诉我们,承诺和爱情并不是一回事,承诺甚至不像著名的“爱情三角理论”里说的,是爱情的必要条件:维琪对道格,有承诺而无爱情,克里斯汀娜对安东尼奥和伊莲娜二人,有爱情而无承诺;它让我们知道,仅有爱情并不能维持一段关系,因为如安东尼奥所说,爱情“消失得很快”;它还区分了两种不同的“离经叛道”:有的人无法长久地置身二人关系,是因为他不“适合”两个人的关系,而有的人则是因为他对任何关系都无所适从,没有放弃治疗的朋友可以在这里得到进一步的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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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在爱情里所关注的问题,这出戏几乎都谈到了。几天前我在翻一本儒家的会议记录,看到其中的一些与会者谈到上面的第二点。他们认为,现代人错误地相信,爱情是婚姻(作为一种稳定的关系)的基石,所以一旦感情破裂,就可以理直气壮地离婚,但事实上,婚姻不是保卫爱情的制度,而是一种生育制度。我完全赞同他们关于这一点的论述。但是在结论上,我觉得他们和爱情心灵鸡汤的作者也没有什么差别。他们都认定,或者暗示,想建立亲密联系的一男一女之间,有且只有一种合法的、合理的、合乎人性的相处方式,那就是婚姻。他们为这一点辩护,都说,如果男女之间可以随便来,那就天下大乱了。在戏中,道格也是这么说的。我不知道现在人类整体的“韧性”是否能够承担得起一种多元的结合方式,但在日本等发达国家发生的事情让我觉得,现有的婚姻制度无法长久适应人类社会的演化(更古老的婚姻制度也不可能)。我们需要一种新的“婚姻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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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 尽管我说了这么多,还是会有人会站出来说,他们看到的仅仅是一团乱麻,不是“爱情”,也有“爱情三角理论”的捍卫者会跟我争辩说,安东尼奥对克里斯汀娜和维琪,还有克里斯汀娜对安东尼奥,都只是激情,不是爱情,因为爱情里不可能没有承诺。我不想纠结太多定义上的问题,毕竟本片的其中一个主题就是克里斯汀娜所说的“为何爱情如此难定义”,但是我认为,一个人是不是真的“爱”另一个人,旁人说了不算,甚至那个“被爱”的人说了也不算,只有他自己说了算。尽管这么说和维特根斯坦的“私人语言”理论有一点冲突,但是和我在《我们没法永远在一起》里的说法还是能自洽:只有当事人自己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曾经把另一个人和自己“视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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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那些在夜晚走过的路.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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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那些在夜晚走过的路
2 | 喜欢在夜晚走路这个癖好,大概是高中养成的。白天我觉得灰尘太多,不愿在路上多走,一到晚上,能走路的,我一定不会用交通工具。我在北京住过几个星期,有一晚从后海走回大猫在安华桥附近的家,一路或工地轰鸣,或黑灯瞎火,我还是觉得特别痛快,因为路长,人静。这样的一个城市,要不是空气质量太差,我真想用双脚把它的街道都磨蹭一遍。
3 |
4 | 回深圳以后,我发现深圳的关内特别不耐走。我并不是说,深圳像潮州一样,能够在几个小时内把市区走遍。有一晚我从大剧院走到竹子林,花了三个多小时,这才只是横跨福田区而已。我说的是,深圳的街道规划过分单调,没有特色,繁华地段基本集中在深南大道两侧,除此之外,只有国贸和CBD附近还能走走,其他都是依样画葫芦。这对于经济发展来说也许是优点,但对于一个不仅把散步看做健身活动,还看做娱乐活动的人来说,这一点实在是致命伤。比如说,第一次我走到竹子林,第二次我坐地铁到竹子林下车,继续往西走,经过华侨城、世界之窗、白石洲,到深大,到南头关,最后一次,我从大剧院往东走,到黄贝岭到沿河路,深南大道三次就可以走完。所以我曾经对朋友说,要是我孤身一人,我就去苏州和绍兴生活了。苏州是我自己去过,小桥流水甚是喜人,绍兴是看周作人的小品文,被里面讲石板路和乌篷船的段落挠得心痒痒。不仅苏州绍兴,任何一个有点历史的中等城市都可以用几百条街把深圳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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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我大一的时候写过一篇文章,把我高中的夜行图完整地画了出来,无非就是红岭路和红宝路,以及这路段的几个据点。求知书店、7-11、荔园大酒店、金鹰剧院、深圳文联、雷鸟网吧、大剧院,里面不少都拆了。一一年我写完《四城记·深圳》,就再也没有写过和这片区有关的东西。去年媛媛和不二搬家,搬到在我家旧址盖的新楼上。我说,你们错过了这个地段的黄金时期。
7 |
8 | 从零七年搬来至今,我没有写过布心,“布心”两个字甚至很少出现在我的文章里。从散步的角度来说,这真是个极坏的地点。比如说,我每晚从家里出门,走到东湖路和东晓路的交界,不太可能往左边走,因为左边一直通往爱国路和沙湾路,都是长长的车流,基本没什么人行道。有一晚我试着走去沙湾路,那真是一长条的公路,我要挨着山边的树走,才不会有被来往的汽车撞飞的危险。走了几公里,敬姑娘给我来信息,她大概觉得走山路挺酷的,要我录下车辆碾磨的声音给她。我问她在哪儿,她说在海南度假,还给我录了段海浪,说两段凑起来听,就是现代的山海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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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所以我一般会沿着东晓路往下,走到它和太白路的交界时,我就会向右走,因为东晓路被太白路南边的布心路从中间截开,如果我要一直走下去,就得跨过天桥才行。太白路非常长,一直通往布吉路,如果不想走同样灰尘滚滚的布吉路,可以在松泉公寓附近左拐,走去翠竹路。深圳前年做得好的一个地方是,大部分车站后面都贴有附近的地图,每回我走到山重水复,跑到就近的公交站后面研究一番,总是能顺利找到新的方向。一年下来,我辨别东南西北的能力被训练得非常强,充分证明某施派青年说现代化使人丧失天然的方向感是扯淡。今年我出门,发现有地图的公交站好像少了,不知道是不是百度地图普及了的原因。
11 |
12 | 我在翠竹路上有两个朋友,徐帆和苜蓿。徐帆一直到初中的时候还住布心,高中开始就住在翠竹沃尔玛附近。初中他邀我去他家复习,我得从坐24路从荔枝公园一直坐到东昌总站,现在一查,只有十几个站,那时真觉得跨越了大半个城市一样(其实都在罗湖)。不知道是布心发展得太快还是怎么样,我住到这附近后,上街去找以前和他一起逛过的地方,完全看不到痕迹。那时太白路的东边有一大段还没修好,有些地方还露出沙土和水坑,路的北边有一间挺大的音像店,我在里面翻到一张陈明真的写真,完全不知道她是谁。现在同样地段也有一家音像店,不过店面小多了,而且生意十分冷清。据说阿财以前也住在布心村,高中的大刀会大佬也是布心中学的,我在这边兜兜转转,实在想象不到当初他们住在哪一栋凋敝的楼里。现在彭程好像也住布心村,我一次也没找过他。
13 |
14 | 苜蓿家是什么时候搬到翠竹公园对面,我也不太清楚。一一年我和她一起去找小明的时候,她还住在东乐花园,一二年她从云南回来告诉我要结婚,她们家就已经住康宁附近了。我刚读博的那个寒假,我们见得最多。在小明那她问我要不要跟她一起见见朱师兄,清理一点手尾,我说可以,然后第二天就在喜荟城的星巴克见到拍纪录片的朱师兄和他的现女友。他们快要结婚了。后一天我和苜蓿又在喜荟城的老西安吃饭,我们从饭桌上聊到东乐花园的石板凳上,最后我目送她上去。她提起自己在深圳的住处,一直说“我姐姐家”,她每年在深圳这边,呆的时间确实还不到一个月。从东乐花园走回我的家,基本是一路向北,还要过一个天桥,有时我宁愿在太安站下车,然后穿过这个路灯稀落的小区走回去。一二年底,她一边宣布自己要结婚的消息,一边告诉我她们家搬了。后来我和她说起这个花园的名字,发现她完全忘记。她觉得这个不重要,就好像那次我们在微信上聊天,她说,她自己的人生,总是向前看,过去的事情,她觉得没必要记得太多,而我,对过去过分留恋,弄得自己肩膀很沉重。关于我们两人对过去的态度,她说得很正确,不过我却不认为自己肩膀沉重,就好像我们不会说书读得多肩膀会沉重一样(除了在庄子的意义上)。她总说我外向,她孤僻,实则她每年认识的人,并不比我少,每隔一阵我看她的日志或微博,总能发现一些新的名字。她总是不惮于去尝试任何可能性,连我视为洪水猛兽的婚姻,她都尝试过,分道扬镳以后也无怨无悔。去年还是在喜荟城的星巴克,我对她说,你可以放心去到处走,我就是你的参照系,这么多年,我的理想、道路基本是不变的,我的问题意识也在那里(她还要我解释什么是“问题意识”),然后她就去清迈筹备客栈的分店了。不知道对于我的话,她现在还记不记得。
15 |
16 | 从喜荟城经太宁路,也可以走到翠竹路。其实我在翠竹路还有一个故人,那是我高中的同学杨鹏。曾经有一段时间,那里算是我第二个家。我从人民医院看完小毛病,或者筋疲力尽地考完模拟考,都会上杨鹏家躲一躲。那时他家还是拨号上网,但是冰箱里总是有许多吃的,他房间的空调也很凉快。每次我去,杨阿姨总会给我做一堆好吃的,吃完我们在他的房间躺着听Nora Jones,然后不知怎么就扭打起来。其实他的英文比我好,但是考试结果总是不如人意,他让我教他考试技巧,我说我是个直觉派;他也让我教他一些和女生打交道的办法,当时确实有一个女生跟我表白,不过我一直觉得是她审美比较异常,没有任何经验可以传授。他认为他为我两肋插刀,我却收收埋埋,十分不够意思。我从前没有往这方面想过,还以为是他脾气古怪,于是也寸土不让。扭打的结果,就是我从大二暑假后就再也没去过他家,现在偶尔经过,也会觉得可惜,至少我该问问他有没变成基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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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 我从前年的夏末开始写自己的博士论文,前面四个月,每个月写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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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 白天我挺直腰板坐在电脑前,一吃完晚饭就往外面奔。我觉得我需要一点体力上的释放来帮助我疏通思路上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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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 我从来没在太白路上想清楚一个问题。那条路有一段太黑,几乎没有路灯,我要小心看路,免得像泰勒斯一样掉进坑里。过了那段,又太亮,太吵,我被水果摊吸引,被一家火锅店的湿炒牛河吸引,被隔壁的凉茶铺吸引。要说布心附近市井气最重的地方,就是松泉公寓那了。可那附近的房子住起来不舒服,我去黄凡家,要爬湿漉漉的楼梯,说明那里湿气太重,住久了容易得病。中大小北门附近的下渡村也差不多,一年到尾,不见天日,石板路上都是水。我偶尔不得不经过,总是加快脚步,那种湿气就像会黏上人的妖怪一样。前不久听说黄凡装修了新房子,说现在就缺一个媳妇儿了,我心里替他高兴。
23 |
24 | 这两年我每年都要回怡景一趟,怡景就在宁水花园和东湖公园附近,后两者都在爱国路那边。怡景中学后来变成了翠园初中部,我初中和高中都在翠园,从来没有在那读过,但我初中的班主任在我们毕业后去了怡景任教。高一我们去看她,在那绕了几圈,知道罗湖图书馆就在那附近,此后我就成了常客。我想起那个经常要跟着我去的女同学,我总是嫌弃她太多话,到了高二,我想跟她一起去,她也不肯了。我考上研后,她问,你真的要走上这条不归路吗?我说,是啊,托你的福。那时推荐叔本华和米兰·昆德拉给我的,就是她。她富有灵性,知道我行文里的暗笔,如果说我写《小曼》里的“神笔侠侣”有什么现实的根据,那和她的那段往事大概算一个。
25 |
26 | 前年我回罗湖图书馆第二层逛了一遍,很失望地发现,原本摆满外国文学名著的那几个书架,现在摆的全是网络小说;哲学书基本全部不见了,只剩下一些随处可见的心灵鸡汤。我愤愤不平地想,如果十几年前我在这里看到的书是这一些,我的高中不知道要变成什么样子。当然,现在市民中心附近的深圳图书馆高尚大气,书种齐全,深圳并没有抛弃马尔克斯和维特根斯坦,只是我觉得,这种资源兼并式的发展,并不能体现我城的文化进步。美国镀金时代的钢铁大亨卡耐基,最爱做的慈善事业就是建图书馆,他一辈子建了三千所公共图书馆,因为他知道,自我教育是穷人改变命运的重要途径。而据我所知,市图书馆盖成后,红荔路的旧深圳图书馆(后来改名为市少儿图书馆),还有这个罗湖图书馆,都变得更破败了。不知道是读者贪新忘旧,还是政府文教政策偏颇,从我这个老市民和老读者看来,这只会使这个城市的暴发户气息显得更加浓烈。至于那些棋牌室性质的社区图书馆,我就不多说了。
27 |
28 | 气鼓鼓地从罗湖图书馆出来,我想起我的夏夜漫步并不是为了怀旧,我也没有时间为深圳的文教事业生气,如果我不在从怡景走回东湖公园的这段路上理清伯林的“价值多元主义”和罗尔斯的“合理多元主义事实”之间的关系,我今晚回到去就没什么好写的,我明天起来也未必想得清楚。于是我打算耍赖,从怡景往荷花市场和木头龙的方向走,经由翠竹再走太白路回去。这段路有好几公里,足够我弄清楚几个关键概念,还有第一章下半截的行文结构。可我走到翠竹万佳的时候,电话响起了。
29 |
30 | 电话那边的姑娘在我隔壁的省份读书,同时在当地最有名的电视台实习。我也忘了我和她是怎么说上话的,只记得那一阵,她特别喜欢打电话给我。打到第三分钟的时候,我就问她,你有什么事吗?她说没事就不能找你说话了?我说也不是不行,不过我在路上。她说那就边走边说呗。她跟我说她的前男友,她的弟弟,她们单位的领导,她还跟我说张柏芝、范冰冰、董洁,问我看不看得出她们整容。老实说我对她说的话都没有兴趣,那时愿意听她说下去,大概是因为她的名字跟高二做梦梦到的一个人一模一样,她的长相也特别像我以前喜欢的一个姑娘。她经常问我,你觉得我有内涵吗?我说,好像没有。她说你会不会聊天,你这样还会有女生喜欢吗?然后自顾自地笑得很欢。我拿着电话,又从翠竹路拐进了田贝。这条路越走越长。
31 |
32 | 田贝的尽头有一条桥,从桥上可以走到笋岗,或者洪湖。我站在桥端,预见到一年零三个月后的自己,从桥的另一端走过来,他紧紧地裹着秋黄色的大衣,思绪在捕捉脑海里烟火一般的灵感,快要唱出歌来,回到家,就是一篇《论共同生活》。我也预见到九个月后的自己,沿着这一条颤巍巍的大桥,走到纵横交错的八卦诸路,想让一个从新西兰归来的友人兑现见面的诺言。我还看到两个月后的自己,从这走到笋岗桥上,在手机里对着一群将要融入自己生活的人炫耀自己的脚力。然后我从迎面而来的一辆汽车的窗玻璃上看到当下的自己,挽着袖子,目光茫然,全靠一时的意念在维持生活的平衡。我脚下的这些路,可以在未来的生活巨变里支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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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前/2012,一些理想主义的故事.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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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2012,一些理想主义的故事
2 |
3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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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在去南京的火车上,我收到菁丰的短信,他时间算得刚刚好。今年我在杭州,在上海都碰见他,在北京见了他四次。我不厚道,和他稍一熟络,就喜欢拿周雨霏来开他玩笑,刘宇翔也是,话里带刺,总喊他“王意领”。他每次都跟我们一起笑,没有一丝尴尬,那撇胡子和那个声音,让人印象深刻。我觉得他真人要比文字更让人亲近。
6 |
7 | 在北京见到的许多朋友都是这样。我刚下火车,万谦和舒迟就抢着帮我拿行李,在柳絮纷飞风沙刺眼的西站,人为何生而自由平等的问题马上被提了出来,我顿时觉得来北京要面对的就是一连串的考试,比古时上京赶考还要波折。当晚周枫老师请我们吃饭,李涛也来了,转战办公室后我们为政治哲学之证成是否需要形而上学预设而争论不休。三点过后,万谦为了证明他是康德主义者,坚决不肯在未知会室友的情况下收留舒迟。
8 |
9 | 第二天讲课彩排,好几个朋友特意跑来捧场,从天津赶来的闵翔第一句话就说,你好,我就是被你拉黑的卢卡翔。我仰天大笑说,来,今天给你机会砸场报仇。面对那些尚未熟悉的面孔,我很快意识到自己对讲台有多么自然的亲切感,当年邓老师就告诉我,你的声音和你的肢体语言,一定会让你成为一个很不错的老师。后来老宋来了,吃饭时刘宇翔也来了,文明冲突和道德困境接踵而至,舒迟又适时浇了一把形而上油,论辩的火焰在所有人的脸上燃烧,最后在充气娃娃是否能当总统的民主投票中黯然熄灭。
10 |
11 | 在那两个星期里,在紫竹院,在植物园,在中青院的图书馆,在人大附近的车站,在南池子大街的咖啡馆,这样的论辩每次都得烧死一大片人。走的前一天,诗意栖居的老板娘问我,你们在上面讨论什么?这么热闹。我说,我们在商量怎么把那个白白胖胖的家伙弄死。妈的,烦死人了。
12 |
13 | 舒迟对形而上学执着,却又不肯从事学术,这让我感到惋惜。哲学是一种爱欲,爱欲不满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压力,有的人往内吞,因而变得忧郁,比如他,有的人往外排,并变得狂躁,比如我。我时常见他想发作又转而自省,心里替他难受,换了我,一定变着法子回敬这个世界。在他和万谦面前,我自认激情有余涵养不足。我觉得我要做的事还很多,不能被琐事打败,就算疯,也要疯得痛快,疯得血脉贲张。
14 |
15 | 在北京有不少这样忧郁气质的朋友,他们有些人从事的也未必和学术有关,但必定是和某种理想主义事业相连。每个时代都有这样一群忧郁的理想主义者。最简单的一个跟我说,我真不想就这样回家,回到那样的生活,一眼就望到头,工作结婚生孩子,然后衰老和死去。我问她留在北京想要什么,她也不清楚,她只清楚自己不要什么;另外一个,是我大学时的师妹,陪我吃了一顿姚记炒肝,逛了一圈傍晚时的后海,没有好气地说,北京的水少得可怜,没有一点生气,人在这活得也好憋屈,每天忙得要死要活,做着不是自己想做的事。我问她想不想回深圳,她也不想,因为这里至少还有各种可能性,深圳那种打工仔文化主导的城市能让人产生大屠杀的冲动。
16 |
17 | 那天大猫搞聚会,我见到卡塔琳娜、龚知宇、郭政、仇程、谭森、杨天龙和金怀鱼,都是在网上打过交道却一直无缘得见的,印象比预想中要好,觉得是一群值得一交的朋友。唱歌的时候,家伟来了,他拉着我一直在谈他读书中的困惑,我尽可能以自己微薄的学力给他解答,中间我们换了两三次座位,他每次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就挤开我身边坐着的人,用他沙哑的声音组织语言。我也问到他的境况和打算,他在天津一家咖啡馆上夜班,白天到处溜达,找地方看书,这样可以省下住房的钱,还有闲暇学习考试。我当时听得有点心疼,我认识他快三年,算是对他有点了解,以他对学问的热诚和努力,应该配得上更好的境遇。我没有问他长远的计划,也没有告诉他一般人在这个年龄在做着什么。我只能安慰自己说,他在看书的过程中,一定和我一样体验着一种超然的愉悦,这种愉悦可以让我们无视生活中的各种艰辛,每有会意,欣然忘言。后来我听他唱张雨生和Linkin Park,那恰到好处的嘶吼让我相信他对人生终究会有同样恰到好处的把握。
18 |
19 | 第二天早上回去,他跟我说,你有空和大猫聊聊,他也是苦闷而不得解,他说你是一路顺风顺水,不知人间疾苦。我想了想,好像我给养老群的人都是这样的印象。年初张亦打电话给我,说了不少他的不顺心事,也顺带加了一句,我跟你说这些你都不会懂的,你过得太顺了。我当时苦笑,说我这人自尊心那么强,怎么会随便把不顺心的事告诉别人,只要我还能看得进书,还能有进步,其他的事我都有自己的办法排解。我觉得我的运气仅仅好在有机会给我去做自己想做的事,还不会饿死。张亦后来被网易骗来北京面试,在人大附近租了个房子,骑虎难下,苦闷之中想约我单独聊聊,但每次都被临时冲掉,不是他要准备面试,就是我要准备课件,难得见了一次,他用他那熏陶而成的东北话对我说,你来北京吧,来了以后说啥都方便了。我本来想告诉他他是我在人人网上最喜欢的几个人之一。
20 |
21 | 走前我难得用大猫的电脑上了一次网,把两次课的课件发给郭斯维。这个大猫口中的高富帅每天奔跑于北京各大高校,在网上发布各种讲座和读书会的信息,乐此不疲,在植物园的时候他告诉我他没什么欲望,对物质,对女人,都没有。我说,那你比我更适合做学术。他接收了课件后对我说,上过你的课,我终生受益。我当时觉得这过分夸张。他听过我两次课和一次读书报告,每一次都沉默不语,我也自认并没讲出什么让人恍然大悟的东西,这种客气话我受之有愧。他接着说,是真的,你是我认识的第一个做学术的人,你让我知道做学术的人该是什么样子。我等了很久才给他回复:我会记住你的话,至少这让我觉得我对别人还有一点价值。过了一会儿,我又说,别学我的缺点,我脾气不好。
22 |
23 | 二
24 |
25 | 三号早上我乘车经过脚手架林立的市区来到夫子庙的青年旅馆,很快就被这里吸引。走前的几个小时,我和旅馆的几个朋友坐在吧台上玩真心话大冒险,旁边一个光头的中年韩国男人在用考究的茶具冲茶品饮,他用英语问了我们一个问题:如果你现在拥有了爱人、健康、财富和权力,你会用剩下的时间做什么?离开了术语纷飞论证弥漫的北京,南京的哲学带着满怀的诗意和萦绕的茶香。
26 |
27 | 旅馆狭长的过道左边摆放着几张玻璃面的桌子,每张桌子旁边都有两张沙发,右边是书架,然后是吧台,任何时候都有人坐在吧台上聊天,吧台对面出去是阳台,零零散散撑着几把阳伞,摆着几张木制的桌椅,外面就是秦淮河。第一个晚上我坐在阳台上看星星,透过繁茂的枝叶听到船行水上的声音,这声音让我联想起九十年前朱自清的一篇流水账,还有六年前在这条河边做的一场梦。
28 |
29 | 来之前不知道谁和我说了一句,南京是个忧伤的城市。光听到《你离开了南京,从此没有人和我说话》这个名字,你就已经难过得不行。走到旧都的路上,人完全不能思考,她会活生生把你拖进那种情绪里,用烟柳巷陌熏你,用秦淮歌谣扰你,用天下文枢撼你。连大行宫那遮天蔽地的百年梧桐,都教你一个劲地想起民国。中山陵和总统府,那是更加去不得的。
30 |
31 | 第一天我在第二张沙发上看了十几页的《人的境况》就被朋友喊了出去,我们在先锋书店逛没多久,一位人人网上的好友说要我围观我。把她送上车后,我对朋友说,她回去估计会发个状态:陈纯就一傻逼。第二天晚上我把朋友送走,回到旅馆里被洛桑央金认出来,我和她在某个状态下有过长达一百条的辩论,她在南大读书,也在青旅上夜班,相比家伟,她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但依然很快乐。她问我,你为什么总是不笑,我说我笑起来太丑,她把自己的门牙露给我看,说我的门牙都断了,还不是一样笑口常开,你们这些装模作样的文人啊。
32 |
33 | 朋友小河是个很爱笑的姑娘,在南京一所中学做美术老师。两个月前那篇《关于装逼》被挖坟,我们因而结识。第一次说话我从她的习惯用语里嗅出了现象学的气息,十分惊奇。她爱听民谣和摇滚,给我推荐李志,我给她看我七八年前写的小说,还有那篇无病呻吟的《金陵•姑苏》,她让我想起远在非洲的小草。这次来南京,本来是给她带冯唐的《不二》,可我翻了几十页,觉得那书不值一看,结果书没带,人还是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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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 在先锋书店的时候她跟我解释男女恋爱步调不一致的原因,说科学表明,男人的爱只能维持一年半,而女人能维持四年。我很认真地问了她几次:你确定不是一个半月和四个月?
36 |
37 | 四年这个数字对我来说是天方夜谭,对她却是实实在在的体验。她跟我提过一个男人,我当时完全没放在心上。当晚她骑着蓝色小摩托车来找我,我们倚在秦淮河边的小桥看黑黝黝的水,她又把那个故事说了一遍。
38 |
39 | 男人大她十几岁,是她老师的一个朋友的儿子,也是她唯一喜欢过的一个人。
40 |
41 | 男人的外公在文革前是外交部的高官,文革被打倒,一家人被流放到偏远的地方。为了保住性命,男人的母亲和成分良好的父亲结婚并生了下他,有过短暂的快乐时光。文革结束后,男人的外公恢复旧职,舅舅们嫌弃他父亲的出身,找了个借口让母亲和他离婚,一家人又风风光光地回到京城。这在男人的心上留在巨大的阴影,母亲走的时候他才几岁,他一直认为自己的出生是一个错误。他对小河说过一句话:被强奸的女人都愿意把强奸犯的儿子生下来,我是她正儿八经结婚生的儿子,她为什么可以说不要我就不要我了?
42 |
43 | 我当时听完一拍手说,这他妈不是《阿飞正传》的故事吗?他是张国荣,那你就是张曼玉了。她说没错,他比电影里的人还要倔,张国荣还会去找他母亲,他连找都不愿去找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小河都很想去北京帮他找生母,虽然她知道这样做一点也感动不了他。
44 |
45 | 男人并没有用“这一分钟我们在一起过”这样的桥段来打动她,她喜欢上他,也许是因为他的才华,也许是因为她的母性。他对她说,小河,你是个好姑娘,如果我想结婚,我一定会第一个找你,但我不想结婚。上一次她找他,好不容易打通了电话,她问,你从日本回来了吗?他说是的,但我很快又要回去了。他从来没有给过她任何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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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 我问她,你还打算坚持吗?
48 |
49 | 她说,我心里早已经放弃了,但是喜欢他已经变成一种习惯,一时半会放不下。家里给安排过好多次相亲,每次都不了了之。我想我坚持了四年,连相爱是什么滋味都没尝过,就要和一个自己不爱的人结婚,这对我来说太残忍了。
50 |
51 | 我沉默了很久,她感到气氛有点异样,又笑着对我说,别这样别这样,都怪我不好,你这次来玩该是开开心心的,别被我的事影响到你。
52 |
53 | 其实我来南京也不是为了什么开心的事。在听她的故事前我让她陪我在夫子庙边卖玉器的巷子转了两圈,却没有任何买的意思。我看她那副好奇的样子,跟她说自己是来找一种玛瑙手镯,六年前我在这里买了送给我当时的女朋友。我还记得那晚耳边一直播着《我也不想这样》,一个人逛着逛着到了一个假的乌衣巷,路牌边就是一堆臭不可闻的垃圾,最后坐着没有灯的夜车回来,觉得很有安全感。
54 |
55 | 她问,你还喜欢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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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 我说,这是你们女人的逻辑。男人这种狼心狗肺的生物,如果惦记某个姑娘,那多半是因为她身上带着他过去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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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 走前我开玩笑和她说,小河,我把你的故事写下来吧,也许会有好男人看到后想来认识你。她凄然地笑笑说,好啊。
60 |
61 | 回来后她问我,你这次来南京有什么遗憾吗?我说没有,如果硬要说有的话,就是没能再坐一次夜车。我记得下车的地段古色古香,恍惚间觉得自己是南朝人。现在再也回不去了。
62 |
63 |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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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 像我这么冷血的人,其实很少被别人的故事打动。在回广州的火车上,我和欢欢说起北京和南京的故事,心里五味杂陈。我想起那群在为着理想苦苦挣扎的年轻人,想起在为着爱情牢牢坚守的小河,很想为他们做些什么,但却无能为力。一年多前我在《耐住寂寞》里写道,事业理想主义和爱情理想主义是很难兼顾的。我只是没想到即使我们只承诺其中的一个,其实现几率依然险之又险。在大行宫时洛桑央金问我,如果没有结果,过程又有什么意义?我坚持认为过程本身有它的内在价值,这不仅是因为我的经历让我这么想,我也害怕那种无处不在的后果主义会让一直咬牙奋斗的年轻人失去了生活的动力和信心。
66 |
67 | 昨天骏扬回学校,跟我说我逼得自己太紧,让身边人压力巨大。我给自己制定的计划,远到天边,近到眼前,每个月看几本书,每天看多少页,几年后达到什么样的层次,有条不紊,在这一点上我真是一个坚定不移的罗尔斯主义者(“生活计划”);去年看拉莫尔看得我十分受挫,他说,许多对人生有意义的东西,是没办法计划的,比如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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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 正因为爱情无法计划,所以它让我如此恐惧。当年看《挪威的森林》,那些左派青年攻占大学的时候,渡边正在上古希腊悲剧课。左派青年急匆匆走上台,对教授说,现在有比古希腊悲剧更让人悲伤的事需要处理,麻烦他让出讲台。教授耸耸肩,说他不认为有什么比古希腊悲剧更让人悲伤的事,不过反正他们也听不下去,让出就让出吧。那时我以为这是一个学者对自己学科的傲慢的执着,现在想想才知道不是那么一回事:人对“命运”的无力,确实是最让人悲伤的事。爱情也无能为力,道德也无能为力,荣誉也无能为力。唯一能短暂战胜命运的,只有人的“记忆”,所以,那些史诗、那些歌谣、那些悲伤的故事,被一代代人吟诵、诉说,激发人的灵感,鼓舞人的生存。我们总喜欢跟人谈起自己的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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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 对于那些勇敢的理想主义者,我只能这么劝一句,只要不要神经失常,你们身上依然有可以战胜命运的东西。经历有内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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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前/关于交流.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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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关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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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前日和黄汉林聊天,讲到张师兄,张志扬和刘小枫的高徒,他说,张曾经也好辩,现在沉默多了。我问是不是怕起争执?他说哪里,张深有体会,大多数想跟你辩的人,你越理他,你的层次就越被拉低。我说确实。以前听过一句很绝的话:你千万不要和白痴辩论,他会把你拉到和他一样的层次,然后再用经验击败你。看到白痴大放厥词能忍住不去理他,知道什么时候才应该开口,这也是一种较高的学术涵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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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真理是越辩越明的吗?有时。大家心态好,目的单纯,态度诚恳,水平相近,有较大的思想共识,那真理确实越辩越明。比如我在翟门以及与尹兆坤黄汉林的交流中就颇为受益,彼此有些想不通的地方,切磋一下,互相印证、指正、延伸,常常还能刺激新的思路。当然,有时思想过于接近,交流过多可能会加重彼此共有的一些错误和偏见,这在我们视野之内也不是没有。所以也要常常和不同领域甚至不通立场的人交流,但究其根本,态度诚恳和水平相近这两点是绝对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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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我从上大学就竭力避开那些有辩论癖的人,为辩论而辩论,对学术思想是很可怕的,一不小心沾染上(非常容易,我就染上过几次),钻牛角尖的几率要比越辩越明大得多。有时就是一步之遥,能把握好的,实在不容易。而且常常越好辩的心眼就越小,万一不小心给你吵赢了,估计脸也就翻了。我的经验是你要说就说,我有时点头只是代表我很厌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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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好辩的例子太多了,我的阅历有限,下面提的几个仅限于学术交流范围,虽然有些滑稽得根本和学术扯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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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 最常见的怕是扛着逻辑包打天下这种,而且它最难区分,次数多了你才能弄清一个人是否有这种倾向。学术史上这种例子不少,比如卡尔纳普对海德格尔的批判,说海德格尔玩弄词汇,什么“虚无否定着自身”(Das Nichts selbst nichtet),胡说八道;比如逻辑学家对柏拉图著作的批评,说逻辑硬伤太多了。这些在古典学学者看来都是笑话,而且是冷笑话。据说波普尔曾经想在芝加哥大学求职,施特劳斯联合另一个政治哲学家佛格林一起把他封杀,理由是其《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品味极其低劣,对柏拉图的解读肤浅地让人发指,这种人纯粹是不学无术欺世盗名之辈。大学者闹这种笑话,小辈就更难免了,偶尔犯犯大家都能理解,真的是用来包打天下以掩盖自己学问不足,那就有点无耻了。比如讨论到某些大作家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我说:最好的解读是按照作者自身的意图理解其作品,不要随便将其归为存在主义,至少他自己没这么标榜过。于是会有某人说:你的意思是说我写了什么,都只有我有最终解释权?我补充说那仅限于有思想深度的严肃作家,随便写写的不算。他哈哈大笑说我犯了一个逻辑错误,因为我说土鸡不是鸡,只有白切鸡才是鸡。随便写写就不能算是作者?有时我怀疑要是别人不懂我们在说什么,是不是该算是我们的错?有时我也想老子是不是已经遭殃了?他不是说过一大堆“自相矛盾”的话吗?“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怎么没人跳出来说:“五色让人目盲了吗?那我怎么还看得到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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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 第二种是以无知批有知,严格来说上一种经常可以归在这一类,不过我把他单独列出来是因为上一种人虽然无知,但毕竟逻辑思维能力还是有的,这一种有的只是“硬颈”:既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也没能力和你强辩,不想赞同,于是随便落下几句话,让你气个半死。比如各种学术论坛,留言的人里除了灌水的,喝彩的,商榷的,指正的,也有这么一种人,留下一句:“幼稚!”就头也不回地走了,让你“百口莫辩”。当然,为了排除是某些世外高人,你必须找找他在别处的言论。后来你终于找到了几张帖子:“我今天去了XXX,拍了些照片,给大家看看”,还有“坚决抵制法国货,我把LV、Channel全卖了”。我认识有个人写了篇与现象学有关的文章,一般人不可能看懂的那种,留言的人里有一个恰好是某学生联谊网站的红人之一:“理论这东西说多无益。理论再精细,还是不能替代实践。”楼主非常有涵养:“I can't agree more.”那人报之以李:“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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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 第三种是救世主型,没有辨别力的人是很容易被蒙混的。此经验得益于我曾经好奇加了无数博客圈,一时之间博文回复大增,我仔细看看,很多都是:“你已经误入歧途了,多看点我翻译的老子吧。朱熹的造诣也未必有我高。年轻人应该多向人学习学习。”或者:“博主如了解我的哲学体系,就知诸大圣大哲都不能和我相比,若皈依我之下,他日必也做一代宗师。”或者:“信佛吧。我是XX宗XX派第XX代嫡传弟子。”或者:“信上帝吧。我们的教会地址在XXXXXX,欢迎你迷途知返。”在这里奉劝那些有救世主情结的人,别读哲学和宗教,读了你们也不会比他们好多少。何大叔说,读哲学的人所占的比例虽然小,但是乘以十四亿,也是个庞大的数目。是啊,要是这些人个个想当上帝,中国都成什么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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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 第四种是站在自己的立场批驳不同立场的人。在这里面这个毛病应该是最轻的了,而且可以说谁都犯过。范式之间的不可通约性常常大得超乎人的想象。在同一个文化内部,不同时期不同派别的思想也未必有足够沟通的余地,更不用说不同文化间或不同领域间了。站在自己的理论立场批驳对方太容易也太难。说容易,因为你只需要指出对方和你的理论之不同之处,用自己的视角解释一遍,再指出不合理之处就可;说难,因为这永远是猴子捞月,你批驳的那个X只是你理解的X,并不是它本身。最有力的批判是在站在对方的体系内部,彻底理解之后,再指出其理论缺陷和未能解决的问题,可惜现在的人往往在未弄清对方的意图,未能整全了解对方的表达便开着自己的理论和逻辑双驾马车,长驱直入对方的阵营,一路见人杀人见佛杀佛好不痛快。这种批判有两种后果,一是破坏,也许对方的思想在未得到适当的传播前已经被你扼杀了;二是中计,故意让人误读,以达到别的目的,历史上许多作者深谙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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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 最后一种就是纯粹看你不顺眼了。有时候我真怀疑人类的和平是可能的吗?即使大家没有利益冲突没有观点冲突,就有那么种情况,我就看你不顺眼,也许是你样衰,也许是你某个表达让我很反感(比如我就很讨厌“大爱”、“亲们”这种词),比如我最近心情不好,我就他妈想蹂躏你,不当你面,我也要在QQ签名,或者背地里跟人家说“今天见了个傻X,XXXXX”,让他传播出去,再不爽就写篇文章指桑骂槐,故意放在你能看到的地方。大家千万别小看这种,学者跟正常人一样,都有想不通的时候,有时我虽然观点跟你一样,但我就是看你不顺眼,想到自己的观点居然跟你一样,妈的更光火,于是疯狂抬杠。弄到大家崩溃为止。
21 |
22 | 碰到以上情况,千万不要硬碰硬,最好还是学张师兄,一句话都不要说,傻X在心里骂就好。这绝对是一种涵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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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前/哲学与理想主义.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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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哲学与理想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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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国庆回广州,找了生哥大黑骏扬出来吃宵夜。席间生哥对我们说,现在你们三个各得其所,我很替你们高兴。说到生哥,不得不先介绍一下。他是香港人,港中文博士毕业,本科是梁文道和周保松先生的师弟,后来和周濂老师是同学。相比几位名震江湖的友人,生哥就低调多了。他平时说话很少,发表论文也很少,中大一直委屈他做一个讲师,但他的讲课水平,绝对是国内外一流。他的普通话不标准,但是并不会让人听得不舒服。我印象最深的一次,他讲边沁的效益主义,近三个小时的课,从一开头到最后,没有说过一句废话,逻辑清晰得就像在念一篇论文,可他手上就只有一张列好的提纲,每一个要点只是写了一句话。我五月在学而优做讲座,回去的路上,骏扬对我说,你讲得很好,但是比不上生哥,你要用更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我深以为然。
4 |
5 | 我问过他为什么不多发几篇文章,以他的造诣,莫说评个副教授,国内的伦理学教授没几个水平能和他相提并论的。我有一个师弟就说,要是生哥带博士,他第一个考,他相信自己将受到的训练绝对不亚于在海外读个哲学博士。生哥跟我说,他读论文写论文都很慢,每写一篇东西,要修改不知多少遍,再发给自己相熟的师友看,然后再改。我知道英美伦理学界一直有这个传统,不过自从实行量化标准后,这个风气在英美学术圈也在逐渐没落,在当下的中国就更加不用说了。我在中大五年,没听说过生哥参加过一场国内的学术会议,他的论文发表进度也一直让我们着急,因为哲学系要求讲师七年内在核心期刊发表五篇论文,否则续约和评副教授都有麻烦。即使是这样,他的讲课质量从未因此下降。不仅在我们硕士博士里,就算在本科生中,生哥也是一个明星级别的人物,一个不靠讲段子纯讲哲学就风靡系内外的老师。
6 |
7 | 这几年,我或多或少是以生哥为目标的。因为他和我的师兄周志羿的影响,我从来不把多发论文当做一种本事,而是像朱老师说的,“深挖洞,广积粮,缓称王”,挖到后来的结果就是去年临近毕业,论文来不及发,只能延期。我倒也没有关系,反正以我现在的工作,毕不毕业一点也不影响。前一阵因为一篇文章,收到无数的约稿,我大部分都推掉,但是答应以后有时间可以考虑合作。生哥对我说,你要是有更自由的选择,又可以不放弃学术的道路,那我建议你大可不用去高校。
8 |
9 | 我很明白生哥为什么要这么说。十月上旬,我大学和博士的同窗载之兄告知我将要答辩,我问他可有去处,他说尚未,有几个学校备选,都是教两课。我没有问下去,只是想起大三暑假在他宿舍与他纵谈中国哲学的情景。他坐在圈椅上,说话表情丰富,时不时推一下鼻梁上的眼镜。我记得他提到两个比喻,一个是逆流而上的泳者,比喻当下困境中的中国学人,另一个是坠落山崖倒悬枝上的僧人,意指求学问道之途,九死一生。他硕士和博士做的都是明代的阳明后学,然后就这样要去教两课了。
10 |
11 | 前一阵传言高校教师里面要推行“七不讲”,我看了一下,这“七不讲”,倘若落实贯彻,自由主义伦理学不仅成了空中楼阁,还被削手断脚,寸步难行。如果有学生问,老师,康德的“可普适化原则”和“普世价值”有什么关系?我们怎么说?只能“呵呵”了。
12 |
13 | 从知道我大概还能写点东西开始,生哥就鼓励我千万不要放弃这个特长。必要的时候,可以作为糊口的手段之一。我一度把进入媒体当做做学术外的第二选择,不过最近发生的事,让我彻底死了这个心。下旬,朋友所在的《新快报》出了《请放人》的头版头条,“穷骨头”这样的用词,是很能让我这种受过孟子影响的人血脉贲张的。但是后面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正当所有的媒体人和自由派都在质疑公权的程序正义,以及怀疑记者遭到威胁和刑讯逼供,我从朋友那获知新快的肮脏内幕,感到愤怒异常。我上微博和一群公知吵了一架,自己在朋友圈发泄了几遭,但我知道,自零八年以来对中国自由派公共事业的信心,算是基本幻灭。
14 |
15 | 是的,当下整个大形势对自由派特别不利,真真说得上是“时运不济”。反观新儒家那边,却是“那边风景独好”。我偶尔会去“儒家中国”、“道里书院”,还有豆瓣的“汉地道脉”看一下,儒家内部自己评出来的“当世五大儒”(秋风、陈明、蒋庆、康晓光、余东海),有微博的我都关注了,连齐义虎这样的毛儒我也没放过。新儒家内部展现出来的勃勃生机,既让我心生敬佩,又让我忧心忡忡。公正地说,自由派这几年没有出过能和白彤东的《旧邦新命》、柯小刚的《古典文教的现代新命》还有丁耘的《儒家与启蒙》相比的政治哲学著作。蒋庆、秋风和康晓光,一个接一个地设计出自己的“儒家宪政”(或“儒教宪政”)纲领,成败优劣暂且不论,至少其理论野心和政治担当,应该让自由派汗颜。也许是我孤陋寡闻,但是我确实没看过自由派内部拿出过一套能完整解释中国历史的经验、当下的困境以及未来的出路的理论。这个要求也许有点高,新儒家或许也比自由派受到更少打压,儒家的信仰还带有半宗教性质使他们更具使命感,但是现实摆在眼前,自由派要是真想让自己的观念在未来的青年精英的大脑里占有一席之地,那真的不能再找借口了。鲁迅说一个人不可能上午声光化电,晚上子曰诗云,这完全是可能的,儒家理念和现代的生活方式存在极大程度的兼容性。
16 |
17 | 这真是一个让人尴尬的时期。个人的境况逐渐转好,外在的大环境却每况愈下。我尴尬到有时根本没法向别人解释,我到底在郁闷什么。自由派媒体这个样子,关我什么事?自由派学人万马齐喑,这个又与我何干?我现在的日子不是过得不错吗?其实也不是。宵夜那晚,我接着生哥的话头说,没错,从物质方面来看,我现在的状况确实是十几年来最好的,也许大黑和骏扬也是。不过,这跟我当初设想的不太一样,也未必是我最想要的结果。最重要的是,这里面有太多运气的成分,我觉得我的理性和努力并没有起到太多的作用,这让我感到不踏实,甚至沮丧。
18 |
19 | 我没打算把我那套“运气论”在人生观理论再演绎一遍,以上所说仅就我的当下处境而言。我现在的工作,是在深圳的一个饭局上随口答应下来的,那天我本来是可能不去的。五月份有一些机构和公司打算拉我合作,合作的内容和哲学没有半毛钱关系,倒是和我“不务正业”的能力颇有相关。骏扬经常说我大不了就去教英文,专业八级,去哪混不到饭吃?是啊,我高考的这个英文专业还是乱填的,大学专业课大部分时间都逃课去图书馆看哲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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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 如果我把“理想主义”定义为:相信能够按照自己的计划改变自己,能够按照自己的设想改变世界,那我的理想主义已经失败了。我确实改变了自己,但不是按照我计划的那样,我也确实影响到一些人,但也不是按照我设想的那样。前阵跟一个老朋友吃饭,她说,我还记得你高中说到希望自己变成的样子,就是你现在这样,你满意了吧?她根本不知道,我那时都是说着玩的,我真正想成为的,根本不是我现在这样子。所以,现实主义就是,你逐渐意识到你的计划和努力,对于你自己和这个世界,都没有那么大的作用,现实的存在就是对人类的自主性的巨大讽刺。
22 |
23 | 你以前问我到底运气重不重要,或者“时命”重不重要,我会说很重要,我充分意识到人没法决定自己的命运,我能混到什么样的层次,我能赚多少钱,我会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这个很大程度得靠运气。但是,其实我并不是真的相信人没法决定自己的基本境况,比如我会认为,即使我没法做一个伟大著名的学者,去改变别人的思想,但是做一个有实力的学者还是做得到的。我觉得我还是受孟子影响太深,他说过,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意思就是,“天爵”还是能修得到的。但真正的现实主义会告诉你,“天爵”你也未必修得到,因为你或许天性邪恶,或者天生脑残。智力和品性是最大的运气。因此,一个立志做学者的人,不仅可能做不了一个伟大著名的学者,还有可能成为一个庸碌无为的学者,运气足够糟的话,他还可能一辈子都考不上研究生,写了山一样的书稿,满篇都是废话,他却自以为是稀世珍宝,就好像我师弟王路笔下的章顺生。当然,他最后发达了,以自己曾经鄙视的方式。
24 |
25 | 中学时看了一大堆艺术家文学家思想家的传记故事,每一篇都告诉你这些伟人生平遭受冷遇,死后光芒万丈,让文艺少年看了欢欣鼓舞,一下就走上了不归路。最害人的是,他们居然写道,这些人里面不乏有一些,不仅庸众不欣赏他,连行家也不喜欢他的,比如梵高。这下完了,所有人的评价你一概忽略了,你总幻想自己是那个被行家看走眼的那个。我敢打赌有相当比例的人都是这样走上理想主义之路的。
26 |
27 | 我走上理想主义道路却是因为我的初恋。那个姑娘是我们初中班上写文章最好的,就算从现在来看,她也是我见过的最有写作天赋的姑娘之一。我跟她刚好相反,我没什么天赋,对文字的审美是靠自己阅读练出来的。我脑子里很少有成篇成段的美妙的文字飘出来让我下笔如有神,不过,经过几年的积累,我倒是能判断出什么样的文字不好,所以我用的是排除法,写得不好就删掉重写,直到写好为止。
28 |
29 | 我确实是为了拉近跟她的距离,拼了命学语文。一个不小心,成了终身爱好。我读哲学是为了写小说,没有经历不能勉强,只能在思想上用劲,后来发现哲学比小说好看,如此一发不可收拾。现在回想起来,那时我在哲学上并没有展现什么天赋,我大学看的上百本哲学书,我能记得的非常有限。挑书也挑得不好,赶时髦,除了最早的十几本经典,后面都是什么后现代。后现代那一系列都翻译得很烂,这也是我后来看了英文版才知道,我一开始居然以为个中的佶屈聱牙都是理论家有意为之。建议沉迷后现代的朋友好好看看《索卡尔事件》。
30 |
31 | 我读硕士的时候,一开始抱着的念头是,只要有什么事情证明了我没有天分,我就不往下读了,硕士毕业赶紧找工作去。不过一年下来,我不仅几门课都拿了全专业最高分,而且那时我聊得最好的一个同学也告诉我,因为看到我对哲学的热诚和天分,她觉得她不太适合继续读哲学,不打算继续读博了。我觉得她太不厚道,不读就算了,还要拿我当幌子。我那时的师兄师姐也不忍心打击我,反而是有一两个还拿出不太成样子的论文让我帮忙翻译摘要,我一下子信心大增,头脑发热又读了博士。
32 |
33 | 这几年下来,要我客观地评价自己,我依然会说,我没什么哲学天赋,动笔也不是很勤快,就是书和论文看得不少。你要问我后不后悔读了这五年,我肯定不后悔。要是没有这五年,我估计还在后现代理论中泥足深陷,连基本的哲学思维体系都建立不起来。我在哲学系认识的,以及通过哲学认识的那些朋友,有不少可以成为我一辈子的知己。
34 |
35 | 从纯粹的感受来说,这五年也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除了回忆和恋爱,没什么快乐能和阅读、思考、写作、讨论哲学相比。我还记得零八年第一次进翟门,跟周志羿师兄吴敏师姐一起组建贞元社,我们三个人经常为了一些细节末节的论证问题吵得不可开交,但回头就一起去小北门玩杀人去了;我也记得在邓老师的课上,我怎么从最后一排,坐到中间,再坐到邓老师旁边,我研一时看刘宇师兄做报告,羡慕他那种纵横捭阖的分析能力,等我也到了博二,我在邓老师课上做的报告,得到和当年刘宇师兄一样的评价;我更记得无数次在Q群上,在周师兄的网站上,在微博上,在开谈上,我们师门就各种伦理学问题打成一片,几乎是无话题不谈,无道理不讲;至于和骏扬、大黑、张威每次见面,闲话家常最后总是变成了哲学论辩,那就不在话下了,有一次我和张威聊到堕胎问题,在我的宿舍楼下一步未挪地站了三个小时,回去差点脚抽筋。我不知道我不读哲学会是什么际遇,但是我对现状最不满的时候,也从来没有否定过自己的当初的那个选择。
36 |
37 | 最近张威面临读博与否的抉择,网上也照例有不少人跑来问我考研考博的事。我没有办法给出一个统一的答案,我甚至没办法根据每个人的情况给出合适的建议。我只能写出我对这个选择的体验,我对我师友的了解,以及我耳闻目睹的所有有关的事情。
38 |
39 | 我在读研读博期间认识的几个最有哲学天赋的师弟师妹,最后都没读博士。最让我佩服的满新,现在在培正学院当思政老师,他把自己的课程设计到研究生讨论班的水准,上学期居然在课上用分析哲学讲女性主义。用他的话说,夹缝中生存,看能不能把缝越挤越大。另外几个,也是或多或少从事着教育类的工作,和哲学没有太大关系,但是偶尔在课上借题发挥讲到“我思故我在”,也能让他们开心好一阵。
40 |
41 | 不知道载之兄到时教两课,会不会有这样的神来之笔。毛泽东早年修过阳明学,左派经济学者卢麟元也说,阳明学就是古代的毛泽东思想,这应该是一个可以尽情发挥的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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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 希望所有的人都能把自己的缝越挤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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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前/四城记 北京.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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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四城记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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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我在北京的最后一天,一个人坐在大猫家的沙发上把刘宇翔的《自然法》看完。家伟跑了大老远的路过来,我和他吃了顿饭,没聊几句哲学就目送他走了。六点钟我背着大背囊,旁边插着朋友送我的书法卷轴,一个人去安华西里旁边的老北京吃炸酱面,然后转一趟,坐上一辆和我一样伤风未愈的82路,磕磕绊绊的,在最后一刻飞奔上蓄势待发的火车,就这样平静而慌乱地离开我想往了大半年的城市。
4 |
5 | 在车上的时候我心想,我不应该那么快走的,有的人还没见过,有的人我还想见,提前十天买票这个规定实在是太不体谅旅行者的心情。后来我想清楚了,凡事点到即止,我再呆下去了,北京带给我的意义可能就变了,用韦伯的话来说,再呆着,北京就“祛魅”了。
6 |
7 | 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我对这个“伟大祖国的首都”基本没任何空间上和政治上的幻想。从小到大,我们家从来没完整地看过一集《新闻联播》,我看的是翡翠台的《六点半新闻报道》以及接下来的各种港台节目,天安门升旗的场面几乎一次也没从电视里见过;我对明清两朝没有特别的偏好,在太庙散步的时候,她和我说到对乾隆的仇恨和对刺客的憧憬,我只能隐隐约约把这归为皇城根长大的孩子的奇思异想;我对天安门的执念不是来自于文革大串连来到北京跳忠字舞的红卫兵,而是来自《老港正传》里黄秋生饰演的那个倔强而有人情味的老左,他妻子死的时候,儿子揪着他的衣领吼道,你这辈子就想着北京和天安门,你有真正关心过我们吗?漫长时光里我对北京真正有好感是因为郁达夫的《故都的秋》,老舍的《北京的春天》以及汪曾祺的《胡同文化》,我去的时候不是秋天也不是春天,但现在我见过北海的白塔,也知道北京人吃的白菜摞起来有多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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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所以可想而知,当我头两天一直在四环附近打转时,我的心情有多么失望。我觉得这里不是北京,这里的街道,这里的建筑,这里人的打扮和举止,和深圳没有区别。一些站名变得特别好听,处处透露着历史的气息。但历史在哪里?我在四海桥的旅馆看不到,在中关村的大道看不到,在清华和北大交接的路口也一样看不到。这三个地方和桃源村、华强北还有南油大道没有什么不同。北京不叫人宾至如归,但也没有带给我一点久违的陌生感,跑了大老远的路,我发现我又碰到了深圳最让我讨厌的一面。当晚我对同行的人说,我对这里的第一印象十分不好,我从来没见过一个城市可以平庸地如此傲慢。站在北大西门的时候,这种他乡非异乡的感觉强烈得无以复加,差点让我拂袖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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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 当然,它不能就这样把我赶走。来之前我和朋友们说,我是来聊政治哲学的。第二天在居庸关长城,我面对高大的石阶和操持各种口音的人类头昏眼花,老表拍拍我的肩要我给他解释我在状态里提到的各种政治哲学流派,当我讲完社群主义,我们已经呼吸到正常海拔的空气,累的感觉都烟消云散了。晚上我在五道口天桥等曾洲,那些光彩旖旎的店铺没有让我想起所去过的任何一个城市,于是心情大好;在清华晚风悠扬的林荫道上,他不屈不挠地挑战我对道德直觉的论述,而我四处观望,搜寻逸夫楼、校史馆还有单杠上面隐藏的“清华性”,当一群来参加暑期培训的高中生慢悠悠地走过告诉我们夜色已深,我和他握手告别让他自己去找东门,而我跟着他们一直走回老表的宿舍。晾衣服的时候,我对窗外那种依然不存在陌生感的景致有了些许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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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 五号中午接到李茜的信息,我把全副行装背在身上,走四十分钟的路绕出清华,再坐五十分钟的地铁来到天安门西从北口出来。我不得不说,她是我在北京最尽职的导游,她等了我一个小时而毫无怨言。我们原定的安排是今天去天安门和故宫,改天再去博物馆。故宫门前的汹涌人流让我和她都改变了主意,后来博物馆也被书店和北海挤掉了。在去天安门之前,我和她安静地坐在中南海附近的一家毛氏饭馆,半碗饭都没扒下就开始了经济学与哲学之争,她告诉我,如果我的道德理论不接受实证检验而又包含着逻辑推演(道德推理),那就必须面对哥德尔问题。我对哥德尔定理只是了解一个大概,所以当她认真地陈述定理的内容,我看着她那双犀利而疑惑的眼睛,完全不知说什么才好。我诚实地告诉她,我一定会好好正视这个问题,但目前我回答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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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 于是那一个下午天安门完全被学术淹没了,我们在广场附近逛了三个小时,一开始我还说,我们聊点轻松点的话题吧。十分钟后我便讲到新左和施派如何联合来抵制自由派,并且郑重地和她说她看过的某本书铁定是一位左派学者写的,里面有严重的后殖民主义分析痕迹。来之前我还想着替黄秋生和这个帝国都城的中心合个影,这个想法被抛到九霄云后了。我们一直往南走,她在一条和深圳东门完全不同的步行街上告诉我她所熟悉的经济学大师如何精力充沛涉猎广泛,还有她在多伦多的几位同学有着迷一样的学术热情,当我听说其中一位来自深圳,我对深圳的物种生产能力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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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 在接下来的十天里,我的计划安稳地过渡了。当晚我如愿以偿地在大猫楼下的小排档上见到刘宇翔,握手拥抱之后,我们两个都破戒喝酒,聊着我们共同忧心的施派问题,大猫插不上话,跑到一边去调戏老外,彭晨用手机刷人人。在他们家住的那段时间里,晚上大猫玩电脑,我用姜戬送给刘宇翔的ipad上人人,刘宇翔玩手机里的游戏,偶尔他兴致上来,我们继续聊哲学。他坐在我对面的凳子上,抽着烟,而我坐在大猫的床上,喝着从深圳带去的消暑凉茶,一聊就是好几个小时,直到他爬上窗边的那张软垫床,而我坐回门口的那张舒服的灰色沙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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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 在面对他的时候,我感到我对他有亏欠感,我想这是所有对他好的人的一种共同心态:他的位置不应该是现在这里,这个时代亏欠了他。我零八年第一次读到他的文章,去年年末才加上他的人人,我当初进泛北斗群的目的我说得很清楚:“我是来找刘宇翔聊政治哲学的。”我对北京的第一次想往是因为他在圣诞节期间开的一个伤感的玩笑,那个玩笑配上他对两个地段的描写,是一个绝妙的北京广告。在人人这个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局域网,文字和思想让我同时欣赏的只有他一个。他不在的时候我翻着那堆他为之供稿的《第一财经周刊》,看到数码广告后面有一篇思想笔记,我对大猫说:这才是他应该写的东西。于是二人埋头叹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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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 七号和海峰兄、老宋和兆坤第一次在北京见面,那种酣畅淋漓的感觉和安华西里的小楼那些断断续续的夜谈形成鲜明对比。海峰兄少年早慧,现象学、后现代和佛学根底深厚,现在以君子之学为安身立命之道,他认为西方哲学,无论柏拉图、康德、海德格尔还是后现代,都逃不出形而上学那种“占有而至衰微”的演变模式,只有融合佛老的儒家所讲的“文质彬彬”、“阴平阳秘”的路径才是天下正道;兆坤一直是倾向施派的现象学家,博士阶段主要在研究海德格尔对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分析,他对海峰兄剑走偏锋的“占有—衰微”分析模式感到十分新鲜,对我的道德直觉是否能还原为“纯粹意识”也有许多颇有助益的提醒;老宋相比三年前我认识他的时候显得有点沉默,他现在并没有像以前那么激烈地抨击自由主义,对我的道德直觉理论的认同程度也出乎我的意料。我和他们说,我确实想提出一种不同于海峰兄所说的“存在论开出的伦理学”的解释框架,因为据我的了解,西方许多哲学家的伦理学理论和他们的存在论并没多大关系,有些甚至没有自己的存在论,强行用“占有—衰微”来批评西方的伦理学(我在某种程度上认可海峰兄对西方形而上学的批判),这个分析模式可能就会变成“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床”。当天我们把相识以来萦绕在我们每一场讨论的问题都摊在台面上说,从咖啡馆辗转到烤鸭店,我强忍着喉咙的灼痛和突然发作的鼻炎,觉得今天聊到变成哑巴也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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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 在回去的地铁上老宋和我说,北京也不是一块人人都是哲学家的地方,他读研的时候除了一个师兄,在周围几乎找不到什么聊哲学话题的对象,海峰兄当时还笑他有执念,但两天后他又约我再聊,叫上老宋和舒迟,分明是乐此不疲。可知柏拉图说得不错,哲学就是一种难以摆脱的“爱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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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 北京的朋友十分热情,每天我都接到不少邀约。我在北京最想去的地方,都是李茜带我去的,在北海边上,一位留长发的中年男人坐在岸上,把双脚伸进湖里踢水,一面打着电话,而她看着一只燕子在湖面滑翔,惊叹了好久,还问我万一燕子在空中力竭,是不是会掉下来,我又没办法回答,默默地把一片柳叶折下来放进书里,她笑着说,哲学家,你太不正义了,我要揭发你。其余时间,我出门去会从未见过的朋友和多年未见的故人。我见到喜欢露齿笑的回族姑娘刘妍,她送给我一副卷轴,跟辛瑶遥对我的期望一样;我也见到以“声优”闻名的苏媚行,回来的火车票就是她陪我买的;薄然替我和安镜轩安排了一次欢迎会,我有幸见到北斗诸君,酒席上我和吴如加说,斗内我主动加的人寥寥无几,君乃其一,一敬你正直不阿义不赂秦,二敬你不计报酬为公民社会出力,我又一次破戒喝酒,不干不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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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 我的生日,却不是在这种气氛中过的。当天我去南站接一个久欲谋面的朋友过来,在清华附近的餐馆吃了一顿,最终不欢而散,那时李茜在北大东门的地铁站,我在清华宽阔漫长的大道上一直想找到出去的路,最后发信息跟她说,我不敢让你等,但我很想见你,我一直在跑,但是路太长了。她安慰我说,长路漫漫,总有相逢。后来我坐在朱自清的荷塘边,看着一群笨拙的鸭子(也可能是鸳鸯)游来游去,一个惠州的女高中生过来搭讪,我倚老卖老地陪她说了几句话就离开。我在北京第一次体会到那种满目苍凉的惆怅,当时我却完全不了解它对我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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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 走的前一天一直在下雨,黄昏的时候我坐在沙发上,看着厨房里透出的些许微光,看着空荡荡的屋子,所有的离愁别绪一起涌了上来,我受不了这种气氛,就好像我不明白七八年前的周日,我是如何忍受睡醒后发现夕光照在阳台上的感觉。我在楼下吃了碗面,一个人去南锣鼓巷转悠,我在状态里说:如果我没有体验过这座城市没有人情味的一面,我就不算来过这里。我拿起手机,拍了在北京的唯一一段视频,我甚至后悔,那天和她在后海走的时候,为什么不在其中一间唱着歌的酒吧歇一下,那里夜晚的意象可是比阳朔的西街还要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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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 我走的时候,刘宇翔打了个电话给我,他说他还在上班,不能送我了;在火车上,我收到她写给我的信,里面都是我们见面的细节。我的北京之旅,在一个糟糕的开头中走向了一个迷一样的结尾。由始至终,它都没有带给我预想中的陌生感:它的外观和深圳如此相像,它的内核我又没有碰触到;它留着我太多的朋友,比广州还多,我在这片困顿的土地上最想见的人几乎都在那里,我不可能感到陌生。我只是不明白,这样一个最初让我如此受挫的城市,为何在走的时候能带给我如此多的惆怅。广州、潮州和深圳,在这次回忆中让我一个个破解了。唯独北京,让我疑惑难消。于是我从前天起一直尝试在叙述,我翻来覆去地写,看旅行途中记下的笔记,和北京的朋友联系沟通,在深圳街上找那些我曾经鄙视的相似之处,想从细枝末节中发现什么,最终还是徒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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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 我在北京住在鼓楼外大街,我在十三号那天才在李茜的指点下望见鼓楼,它就像一个巨型的龟壳一样,在闹市里完全引不起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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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前/四城记 广州.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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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四城记 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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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从来到这个城市开始,就注定我和政治哲学结下不解之缘。那个动荡年份的新学期,我还捧着施特劳斯的著作,和左邻右里大谈现代性和自由主义,并对非施派的卢梭解读不屑一顾;那时我还在上着希腊语课,也不曾注意到那个扎着发髻,穿着背心的高个子姑娘,后来她问我怎么不去主动认识她,我很无辜地说我真没认真看,我对刘小枫过敏,每次上他的课就鼻涕直流。那时我和刘门主将在素面谋面的情况下携手合作舌战马哲诸人和派对鹰犬,网上网下几番久仰久仰客气客气;那时我还有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感觉,我觉得理性的纠缠是没有出路的,但出路是不是在“隐微”,我仍然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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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我该庆幸后来我的叙事不是单线发展的。一个正常人很容易发现,比起逻各斯的冷峻,“密说斯”(刘对mythos的翻译)的傲慢更让人无所适从,我听说室友挤破头想进去那个神秘的团体正在读《美诺篇》,并有人说:“如果福柯读过《美诺篇》,那他决然不会说出‘知识即权力’这样的话。”我就开始怀疑:以福柯的学养,怎么可能连《美诺篇》都没读过?这些人真以为柏拉图就包治百病了?与此同时,纠结的理性也在另一边展现出他抽丝剥茧的能力。翟门的论坛每两周一次,翟老师不出席,但周师兄和吴师姐的力量一点也不单薄,这两个脾气温和的老实人每回都因为一些论证的细节吵得不可开交,这种争吵甚至延伸到后来的网上专题讨论。在他们看来,任何跳跃和模糊在哲学里都是不能容忍的,遑论“隐微”?我甚至隐藏起我的施特劳斯和后现代阅读史,在他们看来,那真是一件不光彩的事。除此之外,邓老师的课也有着清澈见底的魅力,他用一个个一针见血的解释告诉我,哲学家的论述,绝不仅仅是“叙述”或“写作”,用一句粤语来说,“文采唔系大晒噶”:密尔的斐然文采,盖不住他心思缜密的逻辑,康德的生硬晦涩(何况我后来并不如此觉得),也不碍于他严谨精密的论证;亚里士多德的词章比不上柏拉图,但他的伦理学和政治哲学在他的老师面前一点无损于他作为一个哲学家的尊严;说起最喜爱的哲学家伯纳德·威廉斯,邓老师说这些英国哲学家经常“以辞害意”,为了心中那点典雅,害得读者读得云里雾里,但把威廉斯和简明易懂的迈克尔·史密斯相比较,他却坚定不移地站在深刻的威廉斯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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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我的非单线叙事很快拓展出哲学领域,进入我的生活。那个元旦前夜我还没认识凌同学,我又和高中一样一个人去倒数,在中华广场我混在那群奇装异服的高中生里面,感到十分自在,烟花过后(或许没有烟花)我跟着人流,广州的老城区走过了一丛丛廿一世纪的花草树木,便利店深深地凿进了民国的街道和房子里,路口仿佛飘过有轨电车的铃响,一个窗口示威般地挂着青天白日满地红,我突然想起我来这里读书的另外一个目的:这里是国父的地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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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于是我在这里又分岔了。其中一个我顺着珠江边往中大走,在海珠桥上拿出《庄子》的外篇,煞有介事地读起来,新年的风吹得我的西装猎猎作响,我站在桥上向外望,广州整个被浸透在夜色和水波里,只有岸边绿幽幽的光暗示着这个城市还有人和我一样夜未眠。我静悄悄地走回北门,在那个晚上的梦里,我摸清了广州城的脉络,我的脚步和它的根通过一种神秘的植物相连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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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 这一个我实在活得太轻巧,他在晦暗的夜做着无数深不可测的梦,醒来只能捕捉一二。他和凌同学的结识就在一个梦里,他用短信告诉她,反清复明的战士和小太监相识在一场葬礼之前,于是她打算和他一起探索,这种探索伴随着对笛卡尔问题和被害妄想症的沉思辗转在图书馆和西区操场之间,后来一度延伸到下着雨的岭院大楼门口。他每天醒来,花一两个小时去回忆和描述昨晚的梦,她一开始根本不信,但惊叹于他的想象力,她最喜欢的是那个会吃醉的青菜,而且他居然毫不掩饰地告诉她:这个人已经大胆得无可救药!但他用严密的论证向她表明那根本不可能是只靠想象,她乖乖承认,想象力加理性真是一剂凶猛的毒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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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 他只和她坐过一次车,他又感到那棵神秘的植物牵扯着他的脚踝,从南湖到烈士陵园,车在城中划出了一条蜿蜒曲折的线路,在车上他和她说,他的背在过山车那里撞出了一个大包,为表歉意,她抬起了靠在他肩膀上的头,和他进行哲学谈话分散他的注意力,就这样有了那篇《梦旅人》,那棵植物还纠缠于广州与南京的对比,在那个暑假把他的小腿勒出累累伤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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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 在她渐渐远离他的生活以后,他还是很喜欢去珠江边逛,他知道自己的这个分身是从沿江西路那里走出来的。她出国的那个暑假,他和另一个姑娘试着沿海珠桥走到二沙岛,再从海印桥走回来,路上他的脚板痛得难以言语,那棵植物不太认可这种行为;今年电脑崩溃的有一天,他向人借了一辆单车,从北门一直骑到沙面,路过琳琅满目的沿江商店和年代久远的天字码头,再经二沙岛回来,植物居然一点反应也没有,它已经从他的脚下抽离,去找另一个和这个城市脉络相连的人了。经过那群流浪歌手的身边,他深深地感到一个时代已经远去了。在这两年里,他去过不靠谱的聚会,谈过不靠谱的恋爱,因为别人的一句戏言,在平安夜一个人坐车去白云山看发泡胶末喷薄出的人工雪,它差点就原谅他了,但他去年世界杯期间的举止让它彻底断绝这个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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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 与此同时,另一个从沿江西路走回来的人却一路亢进着,不打算放慢脚步。他和这个城市没什么神秘的联系,却理性地爱着它,在他看来,这里中国公民社会发展得最成熟的一个地方,广州的媒体是自由派的温床,广州市民的参政意识和维权意识让他着迷,广州市官员偶尔迫不得已的道歉也让它对现状不至于心灰意冷。在他旁边就有人身体力行:那个不靠谱聚会的某些成员是“保粤运动”的激进支持者,在网上发帖要为粤语力争到底,还上过街,游过行;他的几位师弟,为了抵制广州的“光亮工程”,剃了光头举着“Brain is brighter”的牌子立此存照。他还受邀参与过某公益组织的座谈会,亲自给那些慈善业的精英分析什么是“正义”。在别的地方大谈自上而下的改革和自下而上的革命时,他看到这个城市在努力践行自下而上的改革,并认为这是中国的希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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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 当然,这种务实而坚定的风气在多大程度上容得下政治哲学也是一个问题。民主以后,施特劳斯的问题依然存在:哲人如何在城邦中生存?因为某位先行者的获奖,他阴差阳错地认识了中大的众多右派青年,他们里面有人自豪地自称“草泥马”。这些人对NGO保持着持续不减的热情,他们做过调研,写过报告,有的甚至时刻以公民的精神监督着学校的一举一动,要求校方对每一项收费列出细目,对不合理的政策解释缘由,和领导喝茶变成他们的家常便饭:这绝对不是一群纸上谈兵的人。在寒假和苜蓿叙旧的时候,他依然从她嘴里听到中大公民中心的大名,而他们里面大部分人就是公民中心培养出来的。对于他突然谈到的施派、左派和自由派之争,这群实干者感到一头雾水。有一次一个师弟冲着他发火说,我不懂什么是施派,但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诋毁人家,大家不都是知识分子吗?坐下来好好谈不可以吗?他没办法跟师弟解释说,现在的施派和自由派根本找不到任何共识,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概念意义上而非肉体意义上)。不一样的是,施派对这一点非常清楚,自由派还心存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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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 在中大这个神奇的场所,对政治感兴趣的人对哲学不感兴趣,对哲学感兴趣的人对政治不感兴趣,对政治和哲学都感兴趣的人都变成施派了,他觉得他不应该这样孤独,他想的问题,什么是自由,什么是合法性,什么是正义的制度,都是很基本的问题。他不明白一般的右派青年为何在没思考这些问题之前就急于就实际问题发表意见,他也不明白为啥施派会认为古今中西之争要优先于这些问题。他承认古今中西之争是个真实存在的问题,但如孔子言未知生焉知死,未知今与西,焉知古与中,对于当下的中国而言,西方是一个离我们更近的存在。不了解西方,就不了解中国,更不知道以后的中国要往哪走。中国施派的错误在于,在不了解现代的西方之前,就已经抄近路要回到古典的西方,如果他们认为现代西方人对自己的了解是错的,那我们对他们的了解也不可能更好:在自我问题上,没有“旁观者清”这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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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 他知道自己该往哪里走吗?查尔斯·泰勒说,如果你不能叙述出你是如何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你就不知道自己是谁。对于个人是这样,对于一个民族也是如此。当上面两个人汇流成我的时候,我知道自己错过了很多东西,对于这个城市来说,我不是一个好的说梦者,也不是一个好的公民,我爱这个城市,但我的感性的爱被它一次次挫败,我的理性的爱却一直不被它承认,我受着施特劳斯问题的折磨,一刻也不能逃脱。就像刘宇翔评价哲人的时候说的,一个伟大的哲人,不管你爱他还是恨他,你都要落入他的预言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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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 我在广州呆下去,总有一天会被它送上断头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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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前/四城记 深圳.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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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四城记 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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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七月从广州回深圳,有一天和朋友约在中信广场见面,走进大剧院的地下隧道,左绕右绕,出来的位置都不对,最后面对朋友客气的质问,我只好苦笑道:深圳对我来说已经变得太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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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我在外面读书或旅游,别人问我是哪里人?我经常含糊其辞地说,我家在深圳。其实这句话说得不完全,我应该说:我爸妈住在深圳。我人生的头八年和我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在潮州的乡下,此后在深圳上学,直到读研去了中大。我在深圳度过了我的青少年时代,我在这里鱼龙混杂的图书馆和经营不善的书店里学会了自我启蒙,我对某些带着严重深圳烙印的街道有着深刻的记忆,我做过的梦都浸透着深圳的空气,可我的“家”不在深圳(当然,我也不觉得我的家在潮州),深圳的土壤注定了它只能飘过无根的蒲公英,扎不下盘根错节的参天大树,深圳只有过客,没有居民。我甚至觉得,由我这样一个游牧人来批评这样一个游牧人聚集起的城市,是现代性和我开的一个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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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我们家在深圳搬过四五次,前几次都在一个区域内打转,我现在还有印象的一个家,由橘黄色的灯光、柔软的红木色被子和几本新到手的《叮当》(那时还不叫哆啦a梦)点缀而成,九四年的圣诞夜我买回了崭新的水彩笔,模仿着《叮当》里的构图画了一只狮子,打算以此开始我的漫画家之梦。我六年级喜欢的那个女生后来成了艺术家,第一件上市的作品卖了一百多万,昨晚我和她出来逛的时候(巧的是搬了几次家,我们依然住得很近)她告诉我,深圳越来越不适合她这样的人生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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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我后来有两个家都在红岭路和红桂路交叉口的“求知书店”附近,我用吃饭省下的钱买了现在书柜里摆着的《莎士比亚悲剧集》、《泰戈尔全集》还有《约翰·克利斯朵夫》,其他时间就在书店里瞎看,也没被赶。现在书的种类摆放次序我还记得,但大剧院装修那会儿,书店被一家婚纱店压得粉身碎骨。我当时伤心了很久,有整整一年不想回家。我在书店里站着看过各种各样的书,有《鲁迅先生纪念集》,有《王小波门下走狗》,有《悟空传》,有《周渔的火车》,我的中学生活除了书,就是书里扑面而来的思想和感情在我生活中的延伸,它怎么能这样就被拆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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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 那个年份的生活极尽单一,上课在抽屉里看书,下课在桌子上看书,回家吃完饭把门一关,倒在床上看书,半夜被我妈揪着耳朵去洗澡,洗完看一会书就去睡了,作业是基本不做的,第二天抄。当初中的数学老师把我的书从抽屉里抓出来时盯着封面说了一句:“莎士比亚?什么玩意儿?”我就知道这个城市不适合我生存,比辛瑶遥早十年认识到这个问题。后来我看《浮士德》,被张亮取笑我看《圣经》,我也就习以为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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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 不得不说,我的情感结构有一半以上是被这时期读的书所塑造的,初三那年第一次接触《少年维特的烦恼》,我正处于初恋。上个月把那时的日记和情书翻出来看,一点都不觉得幼稚,反而有点羡慕。我很怀念那个天色如墨的下午,我把裤腿卷到七分长,拎着一把老爷伞,心里砰砰直跳地送她回家,第二天江良恰如其分地说我们的同行是美女与野兽的相遇;我也没有忘记她第一次带我去琴行,拿着我完全不熟悉的乐谱若有所思地哼着,侧身用苍白的手指在琴键下按下几个音符。《小曼》里等车的描写完全来自于和她的经历,不同的是,现实里我每天都在担心着这种生活会随时结束。后来确实结束了,事情的发展没有向《维特》那么激烈,但也足够让人失望。那个暑假我读着川端康成的《伊豆的舞女》,读到男主人公坐上离别的船,眼泪簌簌地流下来,心里十分有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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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 也正因为第一段感情如此让人失望,我对小曼的喜欢,也很难说不是带着亦真亦幻的遐想。首先我和她恢复联系的方式就是不真实的,我有她的电话,但从来不敢打,更别提约她出来,我连她的Q号都是辗转问同学要的。每个周末,我洗好脸,穿上最好的衣服,经过当时正在建造中的荔园酒店,拐进红宝路,去到一家能给我安全感的网吧。她不是每次都上,所以我后来经常因为她的猫头像忽然出现而手指颤抖。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中她答应和我通信,次年四月份她和一个男生恋爱,年底她就飞往澳洲读书了。我和她的故事单调得很,初中毕业后我们只见过两三次,在网上聊得其实也不多,大部分来自我的想象,我终年走在红岭路和红宝路,回想着她和我说过的每一句话(其实她根本没和我说过什么),我以为高一永远不会结束,她的行程将永远遥遥无期,我以为希望总是有的,但她走的时候,我甚至不知道是哪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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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 从现在的眼光来看,我那时真是一个朋友也没有,零二年和零三年的元旦倒数,我都是一个人去的。我高中班的同学找以前的同学出去,初中班的同学又和现在的同学出去,周五我趴在桌子上听着他们津津乐道着元旦前夜的节目,一种孤独感油然而生。当晚我陆续碰到高中一班的同学、初中六班的同学,还有我同班的一对情侣,插着口袋,或跩着脚步,稀稀拉拉地往中信那边走,对小曼的思念突然强得无以复加。回去的路上我见到诗平和他前女友,他站在一个孩子旁边,掏出五十块钱给他,然后告诉我这个孩子是个流浪的孤儿。“流浪的孤儿”,我嘀咕着,此后这个隐喻一直在我脑海挥之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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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 漫长岁月里除了书里的故事,我对人情世故几乎没别的认识,书完全嵌进我的记忆里。我在罗湖图书馆办了张借书证,长期奔波在图书馆和学校之间。一起去借书的一个同学,曾经尝试和我做朋友,有一回我们一起从图书馆出来,我没有问她在哪里坐车,竟头也不回地走了,人世浮沉后再见,她告诉我,她就是那时死心的。我笑着说,我何尝没有回头呢?那次我们的研究性学习小组在书城购买资料,分别的时候我站在台阶下回头看了你很久,你一直在和别人说话,你的笑容和你头顶的几颗星星一样灿烂,那时我就已经死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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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 我的英雄,约翰·克利斯朵夫,在书里和他的东家,和他的同僚,和德国音乐界的所有同行都闹翻了,他把他们臭骂了一顿,这是一个多么好的榜样!我当时也和老师,和同学,和我的家人全部闹翻,按照他们对我的预想,我要么爆发,要么不学无术到高三然后考进一间很烂的学校,事实上我高三成绩相当好,但最后还是考进了一所很普通的学校,按照他们的预想,我应该很不甘心,一蹶不振颓废到毕业,并且继续保持我那糟糕的性格,事实上我大学过得相当滋润而充实,人缘翻天覆地地好,最后如愿以偿地考进自己一直想读的哲学系。讽刺的是,因为一个人的推荐,我后来喜欢上了克利斯朵夫最厌恶的勃拉姆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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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 我以前从来没思考过深大对我的意义,由于它以最快的速度接纳了我,我一度认为它不是深圳的一部分,我的英语系同学还有报社的朋友,对我看哲学通通报以敬仰的眼光,付健在第一年的寒假还和我讨论柏格森和休谟的几个问题;最近我想了想,不对,我和深圳的战斗,在深大这里才投了降,至少是部分投降,虽然我最后叛变杀出重围,但我身上已带了那么多投降的烙印:我冷漠、自私、工具理性,抛开我的兴趣和志向,我和这个城市的大部分人毫无区别。请君入瓮之计,我被深圳反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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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 以前我脾气暴躁,多愁善感,有自闭症,但毕竟是个感情丰富的人,我也曾经笃信过某位浪漫主义诗人的话:是爱情让人变得崇高。由于频繁地受挫,由于米兰·昆德拉的不良影响,我忘记我当初看哲学是为了写小说,忘记我写小说是为了表达苦闷中的情感,哲学本身变成了目的,而且这让我多么自豪,我凭着哲学的轻舟从深圳逃了出来,沿路把我对感情的各种向往逐一抛弃。在他人看来,我就是在报复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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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 我和文章开头的朋友吃完饭往“求知书店”的那个十字路口走,我说我想去看看我以前的家,看看他们把我的家拆了,到底建成什么样的东西。在那个十字路口,面对那个绿帐轻架装饰起来的高大水泥怪物,我无法原谅这个城市。我心爱的书店被改成了婚纱店,后来又变成了家乐福,我的弗兰德公路(红宝路)建起了物欲横流的京基百纳,对面荔枝公园那长长的中铁围墙从零八年到现在一直没拆,里面的游乐场设备早被扔到垃圾堆填区了,我的记忆被这个城市的发展践踏得面目全非,这些我都无法原谅。两个月前我骑着单车在沙面逛的时候心想,要是有一天这些民国的旧建筑要拆了,应该有很多人会像我一样伤心吧?所幸的是广州人不会让这种事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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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 我回潮州的时候,自认为是深圳人,我回深圳的时候,又自认为是广州人,我在广州的时候其实都不是。我痛心的是,深圳改变了我,却把它身上我最珍视的东西扔了;它自己变了个样子,但它还自称是原来的深圳,就好像我把我曾经最珍视的东西扔了,但我还自认为是以前的我;在哲学上我被这个我讨厌的城市改变得如此彻底,以至于被迫和它拥护同一种自我理论,我们根本无法通过过去和现在的相似性,而只能通过某种连贯的叙事来为自我的同一性辩护。我越恨它,我就变得越像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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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 昨晚我和辛瑶遥说,不管我以后去哪里,我一定不会回到这里,我最好的朋友都散落在天涯,在深圳的这些,迟早会结婚生子,我不知道和一个孩子的父亲或母亲还能说些什么,我关心的他们早已不再关心,他们关心的也许我这辈子都不会去关心。尽管在外貌和经历上我和这个讨厌的城市如此相像,在内核里,我们还是不一样。它的变换不断的现代性最终还是要和人间的价值(如家庭)相承接,而哲学者的城邦不是在理念中,就是在天上,我无法适应一座传统的城市,也一样无法适应一座现代的城市。它们各自在我身上落下痕迹,但通通不是我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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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 零二年元旦,那个流浪的孩子,拿到诗平的钱一点兴奋的表情都没有,他们两个走后,我看着他静静地往公园深处走去,就像他已经熟悉了所有的孤独,就像他的希望根本不在未来,他心里是经历过什么样的痛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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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前/四城记 潮州.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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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和广州相比,潮州是个小小的城,小到开摩托车一两个小时就可以逛完,小到人力三轮车至今随处可见,如果夏日的夜晚想享受一番悠闲工夫,在韩江边坐着三轮吹着江风绝对要比在珠江边徒步行走要来得惬意。用陈椰兄的话说,我们潮汕人最会享受生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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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是的,我们潮汕人最会享受生活。我才几岁大的时候,我爷爷就教我冲功夫茶,厝边头尾吃过饭就来我家串门,看我像模像样地烧水,洗杯,冲茶,敬客,一边抽着烟,和我爷爷谈论着乡间的大小事情。在潮汕人看来,吃茶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部分。我后来觉得比起喝功夫茶来,喝啤酒谈哲学的境界差得不只一两个档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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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我现在回头看潮州,觉得它是传统的代表,但在我小时候可是把它看作现代化的象征。每年暑假我都有一段时间住在城里的外公家,有一次假期结束回到沙溪,我想起城里的街道和落日,西湖的小山和亭子,外公家的卫视中文台,就止不住哭了起来。爷爷问起,我说我的蜡笔丢了,他从裤袋里掏出蜡笔说,这孩子,记性真差,刚才说托我保管呢。我当时大概模糊地觉得对城市的向往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我也不想伤爷爷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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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这种传统和现代的张力在很多潮汕人那里都存在。一方面,他们是最容易融入现代社会的族群,我不用列举华人世界那些豪商巨贾有哪些是潮汕人,大家都知道,潮汕人勤劳,团结,适应力强,有经商头脑,这些德性让“东方犹太人”在现代世界面前游刃有余遍地开花;另一方面,他们也真的像犹太人,去到哪里都顽固地保持着自己族群特征,拒绝与其他族群通婚(除非肯融入他们的文化)以保持血统和文化的纯净,我的小舅妈为了嫁到潮州,从零星的几个词语开始学潮州话,现在说得比我还流利,有一回和我争论,说我一点也不“通情达理”,真真把潮汕文化吸进骨髓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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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 出到外面的潮汕人急切切地适应环境赚钱致富回馈家乡,安于潮汕一隅的本地人却拼命想把外面的影响(除了商业)排挤出去,他们不想见到“外省仔”,不想听到外地媳妇操持着他们听不懂的普通话,不想看到自己的子女生病跑去打吊针而不是去中医那里拣中药。他们认为潮剧是世界上最美的音乐,没有之一。潮汕地区就是布鲁姆所说的,封闭的共同体,我真心觉得社群主义和施派都可以好好关注一下潮汕人,在潮汕人身上集结了古今中西之争的多种问题,这片土地没有任何一个别的族群拥有如此这般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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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 作为一个在外长大的潮州人,我对潮州的认同感并不是很强。今年暑假回去,陪一个长辈和市领导吃饭,席间有个官员喝高,红着脸大声说:“我们潮州人最拥护共产党!”听得我狠皱眉头。我就突然想起表姐的老丈人和我说的,当年李嘉诚回来建设家乡,投了好几笔巨款,都被这些潮州官员贪得只剩鸡水一点,李嘉诚怒而转投汕头,潮州人在背地里说李嘉诚忘恩负义,在他们看来,家乡就是家乡,家乡再有不对,还是把你养大的地方,你的钱怎么能给别人呢?何况身在其位,捞点油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李嘉诚也是个不“通情达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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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 有时走在潮州的街上(在汕头也是这样的感觉),我真觉得潮汕是哈耶克所说的“自发秩序”和“演化理性”完全失效的地域:明明有红绿灯,但是大小车辆和行人老小没有一个遵守的,你除了盯着汽车,还得提防随时冲出来的摩托车和三轮车,虽然市区里开得慢危险不大,但那种蚂蚁乱行的感觉让熟悉现代规则的我十分抓狂。这是个再进化一万年也不可能进化到现代社会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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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 当然,对于我这种冷漠的人来说,潮汕最让我难以理解的还是他们的“人情”文化,这个比中国整体上的“关系”文化还要复杂得多。我表哥这方面教养非常好。他从初中就开始在外面读书,每年寒暑假回家和回校,都会挨个打电话给亲戚报平安,逢年过节,对师长亲戚朋友的问候也是少不了,他也不图什么,家教就是这样。相比之下,除非事先知会过谁,否则我根本不会想起报平安或送祝福之类的事,我爸妈也不是没教过我,我经常被他们说“吊儿郎当”,而且我也没忘记我四年级和高一和老师发生冲突,家里不问青红皂白先狠抽了我一顿,理由是“对师长不敬”。潮汕文化一贯是先看人情,再问对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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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 有一回我家里出了点事,急需钱周转,一个素来无交情的潮汕同学坚持要帮我,我当时也没多想就接受了,过了半年,他托人跟我说,让我给他写几篇论文,评职称用,帮帮忙。我当时就被恶心到了,急匆匆和家里凑够钱打到他户口里,并和他说明缘由:此事有风险,我也过不了自己那关。我妈还了钱还惶恐不安,说那人情怎么还,我说钱不都还了吗?她说,人情债,大过天。我冷冷地说,在我这里,除了公义和人命,没有什么大过天。我爸的朋友也很喜欢和我开玩笑说,你读哲学,要是将来当了大官,叔叔找你办事你怎么处理?我说我不会当官,就算将来有公权力在手,也是公事公办。他脸刷得就僵了。我爸就在一边骂我不通世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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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 在他们看来,法律和正义,哪算什么“公义”,真要说到公义,“人情世故”才是公义,就像《倾城之恋》里白流苏她哥说的,法律一会这样,一会那样,我的三纲五常可是亘古不变的。这时候你再和他们说什么“道德直觉”的普遍有效性那就是鸡同鸭讲了。再说了,我是晚辈,读书再多也不可以和长辈顶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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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 虽然我对潮汕文化有许多不满,但不可否认我一直在某方面受惠于这种文化。我父亲这辈子,生意几番起伏,有好几次家里都到了青黄不接的地步,我远在潮州的亲戚一直倾囊相助毫无怨言。他们的概念里的家庭不是我们的原子家庭,而是大的宗族,宗族里的任何一个人的事,都是整个宗族的事,所以也难怪他们那么爱管我的事,不是因为他们觉得帮助过我所以有权发表意见,而是因为他们认为我是他们家庭的一部分。这种互助有时可以延伸到朋友那里,就像我小舅妈说的,谁身上没欠个几万块,谁没给人欠着个几万块?都拎不清了。要花钱时再去要。跟他们说现代的产权概念简直是白搭。这种原始的亲友互助是从几千年前延续至今的社会契约,就跟他们眼中的“人情”一样古老而正当。背叛这种契约的人,是要受到整个族群的唾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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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 也正因为潮汕人对这种惩罚看得严重,潮汕的离婚率一直保持很低的水平。但这对女人是不是好的?很难说。就像我在《错位的女权之争》里说的,因为现代生活的变迁,现在潮汕地区的男人女人都要出去工作,女人工作回来,还得洗衣煮饭带小孩和照顾老人,男人赚得不一定有女人多,回到家照样作威作福,有些还有酗酒、赌博和家暴的恶习。但这对她们来说不算什么,只要男人不在外面包二奶就是万幸。潮汕家庭是不会轻易离婚的,离婚者不仅难以再婚,而且还会遭到社会全体成员的歧视,在他们看来,家庭是第一位的价值,家庭都经营不好的,还能干什么呢?从某种意义来说,现在的潮汕女人(我们的上一辈)活得比传统中国的女人还要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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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 所以我每次回潮州,都很喜欢和我大舅妈聊天,她是我们一般说的“开明”母亲,培养出了我表哥这个清华博士,但同时也很坚守一些传统价值,尤其是三从四德,这对于我们这一代在外长大的人来说简直不可思议。有一次我和她讲到我妈不让我恋爱,她笑着说她能理解,我现在还在读书,没法给姑娘一个稳定的生活,不恋爱是对的。我试探着问她,难道不能和姑娘说清楚再恋爱吗?事先说清楚我们不可能有结果,但是如果互相喜欢的话可以在一起。她没有粗暴地回答“一切不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都是耍流氓”,只是温柔地告诉我说,对于姑娘家,所谓“说清楚”是不太可能的,谁能那么清楚自己的感情呢?一开始自以为说清楚了,到时候要分开却舍不得,这是人之常情,但也是确确实实的伤害。这时我就语塞了,再说什么“人要对自己负责”,“人是独立的主体”都显得苍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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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 两年前回去的时候,我和除大舅妈和外婆以外的长辈都大吵了一场,因为他们让我放弃独身主义,让我不要读博,好好出去赚钱,我是最反感别人干涉我的人生抉择的。今年我回去,他们依然热情和气地招待我,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我想,我要是问起来,他们一定会觉得奇怪,我们不是一家人吗?一家人记着这些事干嘛?我现在读着博,依然说我不想结婚,他们也没把我扫地出门。不过,如果有一天,潮汕地区的传统和现代问题被克服了,我就真的相信施派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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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前/坦诚的悖论.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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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坦诚的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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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在《道德底形上学基础》中,康德在举例论述他的自然法则程式(FLN)时第一个提到的格准就是“欺骗性承诺”,后来这个格准在芭芭拉•赫尔曼的《道德判断的实践》一书中频繁出现,可见所谓的“坦诚(honesty)”问题在现代伦理学中的地位(当然也因为它特别符合康德主义哲学的特征)。即使是现在一些貌似“反道德”的人,在“坦诚”这方面也毫不含糊,他们的说法无非是:你只要事先说清楚,或事后够坦白,你做什么我都能理解。著名的例子有郑艺同学的《打炮不可耻,欺骗才可耻》。如果我们抛开伦理学家和“反道德者”在语言使用上的分歧,说“坦诚”是现代人的第一义务也毫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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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本文并不是想写成一篇特别严谨的学术论文,所以我不想对坦诚先下什么定义,而且,如果我后面的说法能成立的话,对坦诚下一个特别严格的定义基本是不可能的。我只是想表明,坦诚在实践里会遇到的复杂性,比那些对坦诚抱有极高期望的人所能想象得还要多。我十分怀疑坦诚是否有资格成为现代伦理生活的第一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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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由于这个话题将会牵涉许多复杂的情况,我打算采取的做法是由浅入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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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坦诚和隐私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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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 关于坦诚,康德有一个经典的例子,困扰了伦理学家两百多年。他的例子是这样:一个疯子要杀你的朋友,朋友躲到你家,现在疯子来敲你的门,问你那朋友在哪,你该怎么回答?康德的回答是应该照实说,因为外部的环境是你没法控制的,如果你说实话后疯子杀了你的朋友,那是外部环境使然,不是你的错。后来我听到这种回答的另一个版本,一个研究海德格尔的黑人教授说他会对那个疯子说,我朋友在里面,你没有权利伤害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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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 当然,这个例子的关系和隐私不是非常明显,但从中可以引出来相关的一点:为什么你问什么我都要清楚无遗地告诉你?有些事情我根本就不想让别人知道,至少不想让你知道,不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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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 这种情况在网络上是最常见了,每个人几乎都经历过。有陌生人加了你的QQ/人人/豆瓣/微信,问了你一系列的问题:你叫什么名字?现在多大?在哪个学校?读什么专业?有没男/女朋友?一开始你还客气地答复,到了某个问题,你终于发作了:你问那么多干嘛?查户口啊?于是毫不犹豫地拉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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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 好吧,我们可以说,那些是陌生人,我们对陌生人是没有回答私人问题的义务的。那对朋友呢?我们可以继续说,对朋友我们可以回答其中一些,但也并非全部。但哪些应该说,哪些我们可以保留,这条线不是那么容易划的。原则上只要那件事跟他无关,我们都可以保持沉默。万一你某个朋友认为,你以前做过什么事,他都想知道,因为那关乎他和一个怎样的人做朋友。你应该告诉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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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 我觉得可能会有以下几种解决方式,为了避免情况过分复杂,我们假设双方都是按照自己对坦诚的理解来处理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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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 双方对坦诚的理解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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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 1、你会说,某些事我不想说,如果你因此不愿和我做朋友,那我也没有办法。那朋友听了悻悻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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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 2、你的回答如1,但是那朋友因为太在乎你而不再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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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 双方对坦诚的理解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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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 3、你把你认为重要的过去(暂时假设两人对什么是“重要”标准大致相同,后面会论述标准不相同的情况)毫无遗漏地告诉他,他听完觉得其中有些事情他无法接受,于是你们做不成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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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 4、你的回答如3,但是那朋友表示没有任何事情他不能接受,你们继续做朋友,而且还变得更加亲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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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 这四种情况,也许只有情况4是让人满意的,而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运气。在情况2里,虽然你们的友谊没有破裂,但接下来他能否按照他自己对坦诚的理解(也就是把他以前发生的事都告诉你)来对待你呢?我觉得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有些人会觉得在情况3里你已经尽了坦诚的义务,是那个朋友不够大度,不过我认为在缺乏事件细节的情况下做这样的判断是不公平的。也有人会认为在情况1里那朋友是强人所难,既然别人不愿说,那也没必要勉强,何必因此割席?但如果他对坦诚的理解便是上面说的那样:他认为这关乎他在和一个什么样的人做朋友,我们似乎也不能说这个理解有什么问题。
35 |
36 | 这时,也许有人会不耐烦地说:两个对坦诚理解不同的人根本就不该交朋友!问题是,我怎么知道我在交朋友时对方对坦诚的理解是否和我一样?事先说清楚?那么,我怎么知道事先说清楚的时候大家都是坦诚的呢?这似乎又回到了关于“坦诚”的理解问题。在操作上,这个问题似乎是个恶性循环:我们无法在坦诚的标准确定之前“坦诚”地就标准进行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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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 坦诚与误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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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 我们可以想象用这样的办法来解决目前的困境:既然在关于说多少才称得上坦诚这一点上许多人都无法达成共识,那我们可以规定一个最基本的底线,也就是“不说谎”;说多少、怎么说不重要,只要说出来的话没有与任何说话者所能获知的事实相违背便可以了(因为存在某些情况,说话者对事实了解出错,我们并不会认为这种情况属于“说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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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 似乎在这种关于“坦诚”的陈构下,上面的四种情况,无论是你的回应还是你朋友对你的回应,都没有违背“坦诚”之义务;如果你们就说多少和怎么说的问题产生矛盾,那这本质上和你们两人是否合得来的问题没有区别,合则来,不合则散;在根本上,你们两个都是“坦诚”的人。
43 |
44 | 这个答案在实践中是难以让人满意的。且不上升到知识分子和媒体恶意误导公众的问题,就是在日常交往里,这种出自普通人口中的有意误导也比比皆是。比方说,在哈佛的《正义》课程中,桑德尔拿上一节康德所举的例子来问学生,有一个学生就说,疯子问的话,我可以说,我不知道他在哪。我没说谎,因为是他自己躲的,他具体躲在我家里的哪个位置我确实不知道。桑德尔及时地指出,这是一种误导。学生耸耸肩说,但也是真的。
45 |
46 | 千万不要以为我们一般人不会耍这种心机,尤其在两性关系里,这些误导性话语出现的几率高得让人难以想象。比如有些人喜欢虚报自己谈恋爱的次数,他们可以说他们没有说谎,因为按照他们的标准,要牵过手/亲过嘴/上过床/在一起三个月以上/见过家长才算恋爱,他们只不过隐瞒了自己的标准而已;另一些人在有心动的异性(或同性)在场的时候,也倾向于用同样的策略,他们说自己现在单身,心里想的是自己和恋人吵架还没有和好,这在某种诠释下可以说是已经分手是标志,因为的确有不少人吵架很久都没联系就权当是分手了。按照我们一般的做法,好像是应该把那些隐瞒的事实告诉相关者才算是坦诚,但既然我们关于说多少和怎么说难以达成一致故退而求其次,那怎么能说隐瞒或误导就是不坦诚呢?毕竟,他们也没有说任何赤裸裸的假话。
47 |
48 | 坦诚与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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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 于是有的人认为,第二节里关于坦诚的陈构,标准还是太低了,我们应该把“意图”加进去,也就是说,尽管第一节里你和你的朋友对说多少和怎么说有分歧,但你们都是坦诚的,因为你们没有误导对方的意图,而在第二小节里那几种情况(桑德尔的学生、虚报恋爱次数者、伪单身者)都不能说是坦诚,因为他们都意图以某种方式误导对方,或者说,他们对答案进行了有利于自己的加工,而他们对此十分清楚。
51 |
52 | 如此,关于“坦诚”的陈构应为:不管说多少和怎么说,只要说出来的话并没有违背事实,且说话者不存在隐瞒或误导对方的意图,那便是坦诚的。这种陈构看起来最符合我们的直觉,一个深思熟虑的道德实践者大部分时候也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按照上述的标准来理解“坦诚”。这样,如果一个人真的认为在一起三个月以上才算恋爱,或者认为只要吵架一个星期不和好就算分手,那即使他的标准和别人不一样(假设他没有和别人讨论过这些标准),我们也不会说他是在“说谎”。在第一小节的例子中,假如有些事情你认为不重要因而没告诉你朋友,过后他知道了那些事而且认为它们很重要,只要他相信你真心认为那些事不重要,他依然不会说你“说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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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 尽管维特根斯坦和安斯康姆认为“意图”并不是一种不可捉摸的心灵实体,而是有外在的判断依据,但严格来说,判断一个人是否有意图隐瞒或误导是并不容易的,在具体操作时,许多人依然凭着自己对“说多少”和“怎么说”的标准来判断对方是否有那样的意图。有些时候,对方说的虽然没有违背事实的地方,但当你事后知道全部真相,觉得他当初有些事情该说而没说,或者觉得他那样的说法让你产生了误解,你依然会认为他是有意隐瞒或误导,而这很可能对他是不公平的。我们也可能根据习俗(convention)或惯例(custom)来判断,但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这种判断带有过强的任意性,操作起来也有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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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 最让人头疼的是,在某些情况下,即使说话者并没有隐瞒或引导的意图,所谓的“事实”也是难以确定的。在贵圈里经常会发生这样的事:某男某女在一起一阵又分手了。八卦者找两人问经过,听到的经常是两个版本。大家都说是对方主动,然后自己渐渐厌倦,于是提出分手或做一些事情让对方提出分手。不通情理者往往就以为是其中的一方说谎,其实也不尽然。要知道每个人都只能从自己的视角和感受来诠释一个事件,事件越复杂,不同人在对它进行描述时出入就越大。在一段感情的发展里,我们经常无心地踏出了第一步,而对方却把这一步看得非同凡响,于是回应式地踏出自己的一步,偏偏我们又把这一步看成是对方主动。如果两个人都够自恋,这种视角和感受的分歧在分手时照样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涉及两个人的心理过程,而我们最多只能确定自己的心理过程(有时由于记忆出错或自我催眠,我们甚至连自己的都无法确定),无法确定对方的(存在说谎的可能性),但重要的恰恰就是双方的心理过程,于是事实是怎样的,只有天晓得了。在外人看来,这就是又一出《罗生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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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 坦诚是第一义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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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 如果我上面的论述能成立的话,在操作上,我们对坦诚的观念只能让我们辨认出十分明显的欺骗案例(即当事实本身存在一个客观性标准时,所说的与事实不符,且排除说话者不小心弄错的情况),对于许多复杂的情况,我们只能将其放入一个更广阔的语境来判断,比如说话者当下的话语是否与其另外的言行一致,或说话者有无长期说谎的习惯,但严格来说,如果我们把意图理解为一种心理过程的话,引入更广阔的语境也不可能帮助我们足够准确地做出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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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 不仅如此,即使坦诚在实践中不存在以上问题,坦诚本身是否第一义务也值得商榷。当坦诚与其他道德义务发生冲突的时候,坦诚是否具有无可置疑的优先性?康德举的那个例子足够尖锐,但我们日常生活中也经常遇到这样的两难,例如当一个人询问你关于某事的真相,而你知道如果他知道真相就将承受巨大的痛苦,你是说还是不说?我们会认为这里要视乎情况而定,如果真相对他很重要,我们依然要说,如果于事无补,我们也许会讲一个善意的谎言。但既然要视乎情况而定,那说坦诚是第一义务至少是过分绝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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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 还存在这样的情况,有些时候,一些真话说也可以,不说也可以,说了反而会让另一个人难过,但有些人要么缺心眼,要么故意让人难受,把那些话赤裸裸地摆出来,让别人痛苦不堪。比如一男一女分手,女的因为对男的用情太深,一直难以放下,男的对此懵然不知,还经常在女的面前讲述自己的新恋情,导致女的生活被严重扰乱。这种情况虽然不属于道德两难(严格来说和前面的论证也没太大关系),但想起许多人曾经打着“坦诚”的旗号做着这样缺心眼的事,不得不说,坦诚的地位需要被重新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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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 这篇文章不打算对坦诚问题提出一个解决办法,也并不否认坦诚在我们伦理生活中的作用,我只是认为,即使像许多人说的,人性的不完美只能靠坦诚来弥补,坦诚本身包含的诸多复杂性也不应被忽略。如果坦诚意味着说出真实,那尼采有句话可以记着:真实是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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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前/承诺无能者.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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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承诺无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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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事实上,结尾包含了与它字面相反的意味。影片中说,没有命中注定,一切都是偶然,但放在全剧的语境看,这话只是为Tom量身订造的旁白,它的目的是塑造另一种宿命论:对于爱情的不期而遇,女人最终会认为是命运,而男人最终会认为是偶然;不管这个女人曾经多么不羁放纵,这个男人曾经多么相信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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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看完以后我给一个女性朋友发微信说:我看了一部片子,女主角从脸蛋到对待感情的方式都与你十分相似。我这个女性朋友前阵刚让一个男人为他出了一场不大不小的车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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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影片的名字叫500 Days of Summer,其实这五百天里有接近一半都是Tom在为这段感情痛苦。这让我想起王家卫的电影。王家卫的电影基本只有两种人:不敢作出承诺的人,以及被他们伤害的人,前者包括《阿飞正传》中的旭仔、《东邪西毒》中的欧阳锋和黄药师、《堕落天使》中的杀手、《春光乍泄》中的何宝荣,还有《2046》中的周慕云;而后者的代表是《重庆森林》中的233和663。我记得最清楚的对白是《堕落天使》中莫文恵哭笑着对杀手说的,你知不知道,你以前泡过我的!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为杀手这种泡过即忘的人渣性格击节不已,它让我相信王家卫就是加缪的信徒,他一定读过加缪写过的《唐璜作风》!后者在《局外人》中让主人公对未婚妻说,我不知道我爱不爱你,如果你硬要我说,那大概是不爱。但这有什么关系?是你要跟我结婚又不是我要跟你结婚,我点头不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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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大一的时候在半年里我把《2046》看了七八遍,因为它最接近我们能为一个承诺无能者所想到的最好理由:受过伤害。所以这是一部商业片而不是文艺片,在《蓝莓之夜》前,王家卫就堕落了,堕落得如此深得我意。一个承诺无能者,对于轻易得到的,不会去珍惜,对于难以得到的,又不敢去追求,他只会对着一次又一次怀念自己的那张船票,以及那个曾经拒绝过自己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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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 Summer就是大洋彼岸的女版周慕云,一个21世纪的女唐璜,在与Tom的第一次敞开心扉的对话中,她说的只有半句实话:她固然觉得单身自由不受束缚,是一种年轻时的理想状态,但最根本的,还是她不相信爱情,害怕承诺。另外半句实话,以Tom和他那个猥琐朋友的阅历,怎么可能听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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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 有时候我们根本就对这种人没有办法,他们深谙或潜意识里熟悉所有现代的道德语言,就如剧中男主角的相亲对象在听完他对Summer的控诉后质问他的,她骗你了吗?她占你便宜了吗?她是不是早就跟你说过,她不想进入一段关系?没错。从现代道德观念来说,Summer不需要对Tom负什么道德责任,即使她在打印机旁突然和他拥吻,跟他一起在宜家抚摸着各种家具憧憬未来,和他在浴室尝试一种新的做爱姿势,把帘子都扯了下来,这都不代表什么。所有的事情在开始的时候她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你爱上她,以后你所遭受的,都是你活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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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 对于承诺无能者,许多男女都会产生买凶的冲动。他们跟你说得一清二楚,他们不渴望,或者不能进入一段关系,这意味着他们不会对你做出任何承诺,但是他们频频在你面前出现,有意或无意地显露自己的魅力。让你气恼的是,他们还真的有一些魅力。这种魅力电影在一开始说得非常形象,Summer所到之处,雄性动物纷纷行注目礼,她甚至能影响到房地产市场的经济规律。即使Tom一开始想抵挡,在电梯里用耳罩和她隔绝联系,她一注视,她一开口,情感的罂粟已经悄悄在怯懦的男人心里种下了根。我绝对不相信Summer不是故意的。害人专业户都很清楚自己身上的各种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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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 去年在我去北京之前,舅妈来我家做客。她的观点和我妈一样:如果不是真的想和姑娘结婚,就不要和她们谈恋爱。但作为一个清华博士的母亲,她无疑比我妈具有更强大的思辨能力。当我说,我没骗那些姑娘啊,我每次都和她们说得很清楚,我不太可能结婚,我甚至不一定会和她们进入一段关系。舅妈笑笑说,也许在你看来是这样,但是对于姑娘家,感情怎么可能说放下就放下,你没有骗人,但你伤害了别人。作为一个康德主义者,我没有跳起来说起那套“人是自主的道德行动者”,“人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我心里默默为她敏锐的道德直觉竖起拇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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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 在舅妈那样的人看来,也许康德主义话语是流氓的托词。这话有相当大的命中率。在余文乐主演的《百分百感觉》中,对Cherie有意思的那位伪女同对她说,看来Jerry是高手啊,先告诉你自己是坏人,再感动你,让你接受他,这样你以后因为他所受的痛苦,他都不需要为之负任何道德责任。这个判断非常准确,但它同样也对两种人不太公平。一种是本性风流的康德主义者,这种人无法不对女人动情,但也无法给女人承诺,因此,用实话来吓走一部分承受力较弱的女人,对于他来说就是一个没有办法中的办法。另一种人,就是Summer那样的存在主义者。
20 |
21 | 对于存在主义者来说,生活就是荒谬,毫无意义,何况爱情?即使你听心理学说,爱情就是激情、亲密与承诺。即使你听诺齐克说,爱情就是你不再把彼此想成“你和我”,而是“我们”。片末Summer是否真正相信了爱情和命中注定,我十分怀疑。因为我觉得,即使你真的“看到了”爱情,在存在主义那里也可以有别的解释:这种“看到”即使不是自己的幻觉,也不具有任何普适性,她推销给Tom,是一种因为幸福而产生的逻辑混乱。我更倾向于认为这是为了商业式的大团圆结局,生活中,一个存在主义者真正的结局也许就是,也许只能是《局外人》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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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 这些年,我从一个存在主义者变成一个康德主义者,就是因为我意识到,除了承担自己的荒谬命运,可能我还需要对与我生活在一起的人负一点道德义务。尽管这样,我也没能阻止自己伤害一些人。这个时代对优柔寡断的人的鄙视要远远大于对没有节操的人。每次对一个姑娘产生感觉,我都难以确实这是否真实,是否能够长久,唯一确定的办法,唯一会受人尊重的办法,就是去证实,或证伪这种感觉。结局往往让人十分失望。
24 |
25 | 年初在上海的时候,王倩茹问我,你有没有经历过爱情?我说,如果单方面的不算的话,那还真是没有。而且就连单方面的那些,我也不确定是不是因为得不到才如此执着。如果是这样,我要收回我对叔本华的评价,即使他没有准确地判断人性,他也准确地判断了承诺无能者的本性。至少对于他们来说,人生的钟摆是在得不到的痛苦与得到的无聊中摇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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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 承诺无能者的优势是明显的:他们对一些新近产生的感觉,总是拿得起放得下;他们或者像存在主义者那样虚无,不认可,或只凭“抉择”认可内在价值;或者像欧阳锋周慕云那样,心中有一些割舍不断的记忆,来助他们抽脱新的关系;他们还可能是一些为理想舍身忘我的人,就好像《月亮与六便士》中的主人公,他说,爱情是病态的,性才是正常的。在这些人面前,那些爱情理想主义者,那些“认认真真谈恋爱”的人,那些相信“不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就是耍流氓”的史前化石,自然输人又输阵,永世不得翻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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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 我前阵发了一个状态(微博),是我内心非常真实的关切:对于我来说,如果和自己不爱的人结婚,那我八成会出轨;如果我等待自己爱的人出现再结婚,那我也许一辈子都结不了婚,因为我很有可能根本遇不到那个人。我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两难,这不是一个理论的两难,我动用“助产术”和思想实验等也不可能给它一个完满的解决;它是一个实践上的两难,我需要像Summer一样,在自己身上“看到”爱情的发生、茁壮、成型,我对此十分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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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 500 Days of Summer用宿命论来解决烦扰所有期盼爱情的男女(包括某些承诺无能者)的那个问题:如果我遇不到那个人怎么办?在智识上,我一向认为宿命论跟阴谋论一样,是一种偷懒的表现。这样的作品真正的贡献除了那毫无道理的票房,只不过又在承诺无能者的肖像里添加了一个人物而已。我能够预料到有一天,爱情里的运气平等主义者一定会出现,因为我们为此已经困扰了几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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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前/末日之前,你要结婚.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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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末日之前,你要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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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周日在地铁上,苜蓿在Q上找我,说她在深圳,准备结婚了,这次是回来拿户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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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我问,对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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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她说,对你而言,对方是谁重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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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我停了一下,说,重要的,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希望他是个好人,配得起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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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 她毫不犹豫地回答,他绝对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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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 我笑了一下,说,那具体的事等见面再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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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 这一年多来我和苜蓿见了四次。第一次是去年春节,我们冷战了三年,终于恢复联系,当时她在云南一个国外的NGO那里接受培训,春节有一两个礼拜的假期。第二次是去年十月,她在重庆做了半年公益活动,跟团队成员去越南旅行和告别,回程时在广州下机,顺道来看我。第三次就是今年五月,她从非洲做development instructor回来,一群初中同学约了她在广州见面,她半夜打电话叫我出去,我陪她和她两个朋友喝酒,最后坐她朋友的车回到中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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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 每一次她都以为我过得非常好,我也自觉好像过了那个跟她吐苦水的阶段:应该说,在她面前,我从来就不是吐苦水的那个人。我们认识了将近十年,这十年她的理想屡次变易,而我在此前基本如一。她是个贪新鲜的人,很难说对朋友就不是如此,于是我总觉得每个阶段的见面应该有新的变化可以展现给她。去年在小明家相遇,我们都处于与理想的蜜月期,她对公益的热情如火如荼,而我对道德—政治哲学的狂热也已蔓延到生活世界的方方面面;更难得的是:公益本身就是道德—政治哲学的一种现实化,也是中国自由派建设公民社会以抗衡国家权力的一个重要面向。那时我们觉得,我们走的是同一条路的两个暂时分岔的小道。近十年的交情、久违的重逢、节日的喜庆加上彼此一拍即合的理想,让我们以为这种情感会延续到我们老去的时候。我在《每个人的生活》里说:“我也希望几十年后相见,我们都变成更饱满更开阔的人,有更丰富更深远的回忆来淹没这段小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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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 从非洲回来以后,她说想去云南开客栈,我颇为惊讶惋惜。不过仔细想想,这才符合她一直以来的形象。去年我问她为什么要参与公益,为什么会认可公民社会,她说不上来,不过我没有在意,以前我问她为什么写小说,为什么读各种先锋理论,她也说不上来,我以为这两者没什么不同。从她的小说中我知道她中学就有一次长途出走的经历,每个寒暑假我在家里读大部头,琢磨某种小说叙述的新思路,她却在遥远的某个城镇或村落用脚步丈量着中国。也许,公益的两年在她完整的人生叙述里,只是一次“歧出”,而非正途。认识她这么多年,只有一个感觉一直不变:她做出什么都不会让我觉得奇怪,包括她这次的闪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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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 对方是一个话剧导演,在兰州工作,年龄比我们都小,但有自己的剧场,有自己的事业,还在计划着写小说出版。她们正式的见面时间只有两个星期,两个星期就足以让他们彼此认定对方是自己愿意相伴一生的人。她给我看那个男生写给他的情书,文采还可以,也看得出是读过一些哲学的人。我印象中大概有这么一句话:在没有认识你之前,我已经认识你很久了。这句话在我大脑中激起的熟悉感觉使我怀疑它并非原创。我不知道苜蓿为什么要给我看这封信,也许她是想我相信她并非纯粹一时冲动,让我不要浪费唇舌对她进行劝告。如果是,那她纯属多虑,我完全相信她承担得起闪婚的后果,就算哪天她又离婚,排在她后面求着她结婚的优质男人依然会纷至沓来。当然,我觉得更有可能是因为她想让我知道她有多甜蜜,这种甜蜜和她以往对我展示的有着质的差别:它足以让她心甘情愿成为一个男人的妻子,成为他孩子的母亲,即使他们结婚以后又将分隔两地,他继续在兰州搞创作,她继续在丽江开客栈。领完证后,他们的生活没有发生改变,只是彼此心中多了一份对对方的承诺。
22 |
23 | 我们周一晚在康宁医院对面的一个小店见面,中间她的电话一直没有安静过。打了五六个电话后,她问我最近过得好不好,我说不好,刚说出口我就后悔。我最近有什么不好,我也说不上来。我在深圳新认识了一群海归朋友,每周都有活动,我一点也不寂寞;我每周去上三次Salsa舞蹈课,课后还有party,前两天老师刚夸我进步神速;我九月份设想论文每月写两万字,现在三个月过去,我写了六万字,进展顺利;我在家里体重有了显著增加,并且每天做几十个俯卧撑保持身材稳定,对于我这样长期瘦弱的人来说,这绝对是个福音。我有什么不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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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 也许是我发现,人认识得多,精神处境还是没有改变,因为来来往往,大家的话题都差不多,交往模式都差不多,两年前我认识广豆诸君,大家每天在群里嘻嘻哈哈,话题无非男欢女爱和哪里腐败,现在我认识的这群人在学历上、收入上和年龄上都要比他们高出一大截,但是话题没有改变、目的没有改变,甚至连技巧都没有改变;也许是我发现,即使我每天运动,每天跳舞,我的身躯还是会受到沉重压力的影响,我睡眠质量不好,醒着的时候头晕头痛时常有之,我的腰肌劳损也已成为事实;也许是我发现,未来不管我走哪一条路,面对的人群都没有本质的不同,市场有市场的残酷,体制有体制的肮脏,象牙塔里,也到处都是心术不正精神有问题的衣局长和女博后,当然,最要命的是,我自己也没有好到哪里去,我本人并不配得起更好的境遇;也许是我发现,我和她曾经交汇过的自由派事业,现在到处充斥着蝇营狗苟之徒,一大堆不学无术、纸上谈兵的人已经在做着“国父”、“总统”的美梦,比儒家的“帝王师”还要令人恶心;也许是我发现,谈过那么多次恋爱,研究了三四年的伦理学,我仍然不知道“爱”是什么,就算这个多年的朋友安慰我说,你迟早也会遇到你的那个,我还是不相信这样的事情会落到我身上,我甚至不相信面前的她真的找到了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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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 至今为止,苜蓿的男朋友我认识的大概有四个。前三个都是我们的师兄,他们各有各的优点,但一个共通点就是:比她懂得多,能不时让她学到新的东西。我不知道她和三人的具体经过,但是每一次分手,她都走得很决绝。有一次她一本正经地和我说,他(其中一个)已经不能教我什么了,我跟他在一起不会有进步的。我听了感到十分心寒。后来我想,我在感情上对女性的不信任,很大程度就是来源于她和刘钰。大学毕业第二年,她和第三个师兄的拍摄队一起去丝绸之路取景,途中她绕道去了一趟西藏,回来时就跟师兄提出分手,因为她已经决定去西藏闯荡,而他无法融进她的新生活之中。这次这个,跟前面几个唯一的不同就是比她年轻,并且让她有了结婚的冲动,但要是哪天她告诉我,她离婚了,我一定不会觉得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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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 大学的时候有一次我问她为什么跟我和元祐最要好,她半开玩笑地说,因为你们两个一直没有喜欢上我。我一直相信她的灵魂和男人是同构的,今年我还认识了另外一个有着男人灵魂的女人。这种女人的特征是一旦一个男人对她倾心,她就会对他失去兴趣,不管原来他们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就好像男人在追到猎物之后,很快就会变得索然寡味。于是她们和男人的遭遇就是一场吸引力的角力比赛,什么时候男人被她们吸引多于她们被男人吸引,男人就输了,她们就会离开。这是我小心翼翼不和她产生暧昧的原因,我和她的关系,一往那个方向发展,就没有回头的余地了。这也是我一直以来不对她吐苦水的原因,我不想让她感到我有脆弱的时候,我每次都在她面前说一堆她不可能理解的术语,虽然那些对我来说都是一种很自然的表述。我知道这样来解读她的感情和待人对她稍有不敬,但这确实是我想到的唯一连贯的解读方法。不管怎样,我还是那个看法,找一个一般的女生做女朋友,还没有跟她做朋友来得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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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 说真的,我非常佩服苜蓿。她从来不惮确定一段关系,但对于我来说,这个非常困难。很多人更向往处于一段关系的状态,或者让别人知道自己处于一段关系的状态,但我不是这样。测试我自己是否喜欢一个姑娘的办法,就是想象自己和她成为男女朋友的情景,如果我忍不住打冷战,那说明我还不够喜欢她。我四年前说的话对自己仍然有效:大部分感情关系不会带给我任何安全感,只会带给我难以摆脱的束缚感。我之所以感到忧伤,不仅是因为预感到结婚后我们的关系即将疏远,而且还因为一个在某方面跟自己同类的人,即将要尝试克服我们这类人最难克服的魔障,不管她最后会不会成功。我又少了一个同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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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 操你妈的二零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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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前/梦旅人.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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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梦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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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回来以后,几次长途跋涉,只为和朋友见上一面。两个小时的车程,比广州回深大还要漫长,线路和风景都是固定的,渐渐我也消懒了,认为不出去比出去要好。据说自16世纪以来,船舶对西方文明来说是想象力最伟大的宝库,从一个港口到另一个港口,从一个妓院到另一个妓院,一直抵达殖民地,去探寻花园里留下的宝藏。同样是流动的空间,缺少了星斗和罗盘的指引,车旅的想象力枯竭得如此地快,大大出乎我的意料。
5 |
6 | 曾经我也认为除了瞥见的落日和稀星,公车是这个物质沙漠里最后一种与梦有关的造物。它也流动,也挣扎,从一个车站到另一个车站,速度和人的脾气一样难以莫测,它也创造意外,精点选民,小小的长方空间,椅子和铁杆的摆置都妙不可言,如果找得出中轴线,这一天都会充满一种有序感,通周易八卦的人也许能联想得更多,对于好想象艺术的,这里仍是一个精致而有诱惑力的异位。
7 |
8 | 车旅的现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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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车旅的现象学无疑包含一种空间现象学,但我认为关于流动空间的描述,现象学家不一定能做得比诗人更好。确实,现象学家能精细分析这个狭促空间的特殊呈现,也能注意到车窗外连绵景致的视觉构作,如梅洛-庞蒂者,还能探测身体在各种距离下是如何形成诸多感觉和观念。但及至感觉之微妙与想象之奔放处,如色彩的纷繁绵延,声响的嘈嘈切切,气味的香臭熏微,以及由之引出的缠绵思量,现象学家便不能胜任了。感觉材料给得了你,一个个呼之欲出的隐喻和意象,沉重感,宿命感,力比多,故事的余音,“轻舟已过万重山”,这些也给得了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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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 我倒觉得车旅和怀疑论有某种特殊的联系。“车是一个沿着可预测线路流动的封闭空间。”仅仅在这个我下的定义里便大有文章可作。“可预测”和“封闭”,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外在的东西有什么是真的可预测呢?试想你从一辆坐熟的车下来,发现这里完全不是你要去的地方,你忍不住说:这怎么可能?这当然可能。你从车窗看到的景物和平时无异,但可能车窗早已暗暗铺上了一层透明屏幕,屏幕上投放出和平时一样的景物流动,让你毫无戒备,直到你下车才发现不妥。你能保证司机和满车的乘客都不会想害你或捉弄你吗?相比笛卡尔问题和他心问题的思想实验,上面的假设明显是小巫见大巫,但却也没那么极端,在车上进行哲学思考的人很容易有这种联想,在船上和飞机上的人反而不容易。上了船和上了飞机一样,都是茫茫一片,景致的变化太细微阴谋论进行得一点不费功夫,倒没了哲学想象的乐趣。要能温养审美和想象,除非是周二爷笔下的乌篷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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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 候车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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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 如果说车是一种异位,那车站肯定也是。一群人聚在这里,为的是去另一个地方,熙熙攘攘,如果偶尔产生了一些情愫,那倒真是应了“邂逅”这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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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 候车的故事,现在讲实在老掉牙了。但就因为谁都有过,它才显得这么老掉牙。谢霆锋可以偷偷瞅白衣天使(《异灵灵异》),铃木杏为什么不可以暗暗欣赏郭智博(《花与爱丽丝》)?纯真年代的胆小和心跳,常常比世故以后的大方娴熟要更让人回味。
19 |
20 | 我很怀疑这一切都是距离所致,所以那句“让心没有距离”的广告语我怎么看怎么别扭。没有距离,还怎么逡巡?怎么踯躅?怎么来回踱步?睁眼闭眼都是那个人那个姿态,连背景都不能换,你刚开口她就知道你要说什么,少了往来应对,少了浅笑低吟,少了士别三日,心有灵犀,却容不下那“一点”,把助产术、辩证法(Dialectic)和面容(典出列维纳斯)与唇舌之争一并取消。所谓焚琴煮鹤也莫过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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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 车站的好处,就在于距离的张弛缓急,随人掂度,拍得上节奏,或许还能成为佳唱。若是无意,背面相向也可,冷眼相对也可,最狠就是注意都注意不到你,闭门羹还有在门缝内偷看的呢。我疑心候车的每个人心里都隔着一块幔,大部分时候是不掀的,只当某些人出现。那情景该会是什么样?四目交接总是要的吧。最好马上避开,脚步要悄悄挪动,因为心里已经开始不安了。胆小的,也许已经跑得远远的,远远地再偷偷望一眼,要是又碰上,脸就红得更厉害,头就垂得更低了。然而再一次,两次……脸不再红了,但还是达不到“相视而笑”;第二天还是遇到,第三天……也许有一天可以狠狠地压住自己的心跳,轻轻点头微笑,但到两人搭上话,却已经是下车的时候了。
23 |
24 | 我很喜欢苏州的车站,小小的回廊的样子,让人烦意尽消,里里外外分明就是为众里寻他千百度做的准备。这是车站的极致。相比之下,车上就少了这些斟酌的空间。坐(站)好一个位置,没什么事一般就呆到下车了。太近少了距离感,太远瞄起来又不方便,要是坐到那种对坐的位置,真真个无地自容,眼睛锁正窗外,一动都不能动,动就碰个正着。
25 |
26 | 高二的秋天,一个少女突然每天出现在我早上等车的车站,前前后后一个月我才敢告诉一起候车的同学。他去搭讪,一个星期后我们闹翻了。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后来有一天上车她先见到抓着扶手的我,勉强地走到我旁边,再见到坐在后面的他,他笑着示意她过去,她乖乖地坐到他旁边。那是我高中唯一一次打架。没多久她就搬家了,再也没坐那趟车。我和他再恢复联系时谁都没再提这件事,他要是忘了也不奇怪。他怎么会知道我还给她画过好几幅素描,揣在书包里几个星期,最后气得一张张撕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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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 车上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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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 车中窥人虽有诸多不便,但大胆者常有胜地。有一回我正坐在那种对坐的座位,旁边就是一男一女相对,从上车伊始他们就一直对望,居然没有觉察我在看着。那时的我解读不出秋波后的百般含义,只记得他们大部分时候都睁着好奇的眼睛,你左我右,你右我左。我刚一离座下车,那男的就坐上我的位置,事后我对这样的开头击节不已。
32 |
33 | 在车上和每一个人的相遇都是一场意外,这种相遇比起同窗共事不足,比擦肩而过又有余,前者像小说,有头有尾,章回连环;后者像一个叹息,硬要写成诗,那蓦然回首的距离也得要有雨巷那么长才行。只有这种有意者的相遇,可长可短,最适宜做诗歌的素材。难怪坐怀不乱者如宋神父,也禁不住写英文诗赞美车中偶遇的少女。正正是“有女同车,颜如舜华,将翱将翔,佩玉琼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同车的少女,无论着丝缎还是穿雪纺,携佩玉还是戴项链,一样有诗人暗自恋慕。劳伦斯说性的吸引就是美的吸引,在这里我是十分愿意相信的。
34 |
35 | 大一军训读一篇小说,作者说深圳一无是处,唯有坐在巴士的车窗边时方感到这个城市的美。国庆前晚回家我特意选了车窗边的位置,105攀过一个矮坡,把我从南山经由深南大道和红荔路带回罗湖,看着窗外的黄红流景,被细榕树叶掩映的发酵般街灯,夜空像一条翻腾的海豚,十里孤村,往事随即涌上心头,那两年我来回都不愿坐别的车了。柏格森说时间就是绵延,什么是绵延?直观得很,你在车里往外看看就是。我在车里很少思考哲学问题,因为都在实践,有一晚下车的时候才发现超玉就坐在我前面,很奇妙,他也一直望着窗外没注意到我。
36 |
37 | 那种感觉如何描绘?就像一幅自动刷新的拼图,一边的拼块哗啦啦地塌掉,另一边源源不绝地补上,再往相反方向挤动;车开得慢的时候,这些拼块都是可分辨的:霓虹灯、栏杆、小楼、广告牌、垃圾箱、女人、树叶、小摊……开得快的话,也许能捕捉到一些残片,裙子的碎蓝、老王的酒糟鼻、橙子的疙瘩、花盆的杂草、广告的银边……再快一点,也许只剩纯粹的色和线了:紫荆、水泥、浓墨、油草、猪胆、青黛、萤火……也有些时候,一片深沉的黑暗让这些区分失去了效用,流动的场景和拼块被吞进一个巨大的胃里,伸手去摸,只有淡淡的胃酸一样的夜雾。
38 |
39 | 坐在窗边会突然想起《伊豆的舞女》,主人公和薰子告别后躺在有风浪的船上,“头脑空空如也,没有了时间的感觉,泪水扑簌簌地滴在书包上,连脸颊都觉得凉了”,后来我把这个意象借用到自己一篇写梦的小说里。我们在晒谷场坐了一整个黄昏,她亲自把我送上车,见我不舍,笑着说,云浩不应该在一个地方呆太久。但是,我们会再见吗?不会。“我记得我延长了汽车的行程,靠在车窗上,眼泪扑簌簌地流下来。”
40 |
41 | 那时的深圳不像现在千疮百孔,求知书店还是在的,图书馆的站也安然地静卧在夜里,经过香蜜湖那幅巨大的广告招牌时,我还在琢磨扬的家到底在哪一栋。直至地铁修建把我熟悉的过去全部毁掉,直至我站在书城陌生地望着大剧院前的车辆,我还是很爱这个城市。2001年至2006年的深圳,如今只在我的小说里。这六年被几辆车简简单单地串起来,车是,物已非了。
42 |
43 | 我在南京和苏州的时候,对这两个地方的公车都印象深刻。夜晚车内是没有灯的,不仅车内,许多小街道也没有街灯,大部分时候车里都是黑黝黝一片,偶尔从中心地带和车站广告投进些许微光,你只能往外看,不能做自己的事:两个古城对自己的现代身段也一样自豪,非迫着你投入。在深圳和广州,车像是一个休息的空间,但在那里,车内外是一体的。一夜金陵,一夜姑苏,在同样昏暗的光里,两辆车辗转逶迤,转至小巷书院和小桥流水,刹那竟分不清今夕何年,当夜神志恍惚,梦回南朝,不在话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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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 车上漫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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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 车上的谈话,也是有讲究的。高谈阔论,忘然身之所处,是一种境界;指点风光,偶作联想,出入自如,也是一种境界。前者似乎算不上一种车谈,因为在哪都一样,并不是非车不可;其实不然,它的妙处正在于强硬地填充这个封闭的公共空间,要是嗓门足够大,内容足够刺激,车上人逃也逃不了,一并充作谈者的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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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 04年我和付健一行人从罗湖坐车回深大,正是那个著名的通宵的开始。在车上他未饮先醺,抓着我侃了许多,聊到商丘、航母、老子、魏晋南北朝、维特根斯坦,旁边的两个女生听得如痴如醉,小明在座上微笑说不错不错,就是魏晋南北朝的要补补(他是专家)。正待下车,彩芬努努嘴说你看那边,满车的人睁着讶异的眼光望着我们,是惊叹还是不满,一时无从分辨,我和付健二人搂着肩膀哈哈大笑下车。十分痛快。
50 |
51 | 指点风光就更妙。一般是二人的,多了就变成导游引路般的背书,韵味全失了。我说这是哪里,有过什么典故,我在这里做过什么,后来还经常来凭吊,现在……然后望望你,相视一笑,又转过头去;偶尔你也点评几句,最有共鸣的时候你说“对啊对啊,我也来过……”,然后滔滔不绝地说出你的那段历史,也许会加一句:“你说我们那时有没见过?”
52 |
53 | 和人一起我是不怕坐长途车的,但发现谈话都落入高谈阔论,还没聊完一抬头已经要下车,只有和L同学坐车漫谈的时候,我才注意过车外的风光。以前在《城市画报》看过广州的老城区,古朴而不至破败,很有民国的感觉,几次坐车经过我都给她指点过,说到今年元旦凌晨一个人从中华广场走回,沿途就见到许多这样的街道小楼,在发绿的檐下和褪红的木窗走过,竟感到十分温暖,后来我在过胶的照片里看到她的童年,几处被阳光照得模糊的背景仍牵引着我的想象。回家以后,自己的照片却怎么也找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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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 陋笔拙文,聊作凭吊,以后良辰好景,千种风情,不归此处,不与人说。付健曰:愿再逢君时,莫是落花时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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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前/每个人的生活.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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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每个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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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收到父亲入院的信息时,我正一边在网上和张亦聊哲学,一边忙乎着手中的论文,语无伦次地打了几句后,我说,抱歉,我聊不下去了。匆匆上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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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第二天急急买票赶回深圳,转两趟车,一把推开家门。家中一片祥和,父亲静静地躺在床上,我问:怎么样?他喃喃道:死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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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本来初六在襄阳有个聚会,我看家中的情况该是走不开了,只能把两年前看的《正义论》再看一遍。
9 |
10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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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 初三早上八点收到小草的短信,说下午一起去看小明。
13 |
14 | 在长岭下车,我又一次看到那个熟悉的身影。她穿着褐色的毛衣,长长的头发从褐色的鸭舌帽里披散下来,脸上被两年的高原太阳晒出了几点小雀斑,但整个状态光彩照人。08年寒假,我们一语不合,宣布断交,三年来,我在豆瓣和博客巴士上关注着所有和她有关的消息,后来我和小芸说,即使我恨她,她依然是我大学最好的异性朋友,谁也不能取代她的位置。何况现在的我并不恨她。
15 |
16 | 我们的第一句话比想象中容易。我问她现在在做什么,她把毕业后的所有经历都告诉我,在此之前我只能猜出个大概。这个我们圈子里最特立独行的姑娘工作没多久就投奔西藏,一边打工一边行走,半年前去了一趟印度和尼泊尔,现在在云南的一个国际机构参加培训,几个月后就要启程去非洲做development instructor,帮助当地发展经济和预防艾滋病。从各自做的事里,我们很快就找到了“公民社会”这个共同话题,并在愉快的气氛里走过了那条危险的人行天桥。她一点都没提过我们绝交的事,也没提以前发生的任何不快,在小明家坐着的时候,我觉得她真的忘了,和她相比,我觉得自己心中那点愧疚真是太小心眼了。
17 |
18 | 从小明哥家里出来,我马上更新状态说我放弃不婚主义了。这当然是一个玩笑,但当天他呈现给我的,确实是一个完满家庭的状态,足以让我放弃对家庭生活的所有偏见。进门的时候嫂子在做饭,孩子在酣睡,小明哥邀我们在窗台前的茶几旁坐下,泡茶聊天。这个小单位四面环山,下面是罗沙公路,不关窗的话稍有杂音,但相比闹市,依然要清静许多。我们一直坐到傍晚,从骄阳刺目坐到落霞满天,从青山明媚坐到山抹微云,彼时灯火四起,辐辏并进,小草忍不住说这正是她幻想的婚姻的一部分。
19 |
20 | 喝了几杯茶,孩子就醒了,没哭没闹,爸爸把他从房间里抱出来放在大腿上,逗他:“德舆,叫叔叔阿姨。”小明哥说这个名字典出《周易.剥卦.上九》:“硕果不食,君子德舆,小人剥庐。”小草嫌不好记,怕孩子以后吃亏。我看他和我投缘,名字又这么有内涵,要收他做义子,小草说那就完了,懂哲学的小孩以后日子怎么过。我们哈哈大笑,德舆也跟着舒眉咧嘴,那眼睛像极了小明。
21 |
22 | 席间我们聊了许多,小草把她之前和我说的又对小明说了一遍,小明也谈了一些他在文产办的工作体会,而我依然三句不离政治哲学。我讲起刘甘这两三年的言论,讲起薄督在西南的举措,讲起孔子进驻天安门广场,讲起军界刘亚洲诸人的跃跃欲试,对政治思想界的形势表示不乐观。小草不置可否,只是笑着说我变了好多,又好像没变,以前觉得我们貌合神离,现在想想,虽然我们一个在理念世界里搭架子,一个在志愿事业里找路子,但是……我抢过她的话说,但是你在做着我的理念鼓励我去想做的事,我们的路其实是最接近的,她笑着点点头。
23 |
24 | 小明哥在一旁看着我们一唱一和,毫无办法,一如深青第一次开会,我们两人唇枪舌剑地向他搭配进攻。他说自己在世俗生活里兜圈子,而当时我依然沉浸在温柔闲适的环境里,只是感叹他的婚姻生活竟可如此幸福,后来小草和我说起(她这方面一向比我敏锐),我也看到他签名上写的“事业这路如何延伸”,才想起他语气里的淡凉和无奈。小草说,他本是有抱负的人,怎么会甘心做一个小公务员,我们看到的幸福,对他来说也许只是一种束缚,老婆越贤惠,孩子越可爱,这种束缚就越深,他也越感无奈。
25 |
26 | 我不清楚这种判断是否准确,但我知道家庭生活必定不是他关怀的全部,几天后小明哥在Q上问我向他推荐的那本书叫什么名字,我告诉他是周保松的《自由人的平等政治》。当初他站在婚姻的十字路口,小草跟他说,你不尝试怎么知道好与不好,因此也就有了德舆,如今因为他我想起弗罗斯特的那首诗,未曾踏足的道路与脚下的道路也许无法比较,但与其遗憾,不如感谢世界多了一个鲜活的生命,而且他还如此可爱。
27 |
28 | 感谢上帝。
29 |
30 |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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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 两天后小草和前男友见面,她约我一起去,说怕冷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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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 这位师兄当年的出现让我饱受压力,小草提起过他,小明也提起过他,说是校报的才子、摄影高手、艺术家、行走帝,一下让单调乏味的我自惭形秽。在小明家我试探性地问了小草,她很坦然地说,早分手了,他约我见面,一起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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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 师兄的外表让我压力顿减,他的新女朋友给小草的感觉估计也差不多。这场狗血会面的起因是师兄的新女友长期生活在小草的阴影下,师兄貌似也难以真正放下小草,于是他希望三人能敞开心扉为爱情和友情正名,以打消新人的顾虑和旧人的留恋。在我来之前,小草火冒三丈地说,谁对你还有留恋?你自己放不下我别把我也扯上,我现在好得很!她一直这么直接,当初也就是因为这样,我们翻脸了。现在我对他们的正名行动一点也不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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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 我依然三句不离政治哲学,恰好师兄也是个有共同信仰的人,前半段我们聊得十分投机,师兄现在在坪山一家报纸工作,因为是小报纸,很多东西不受意识形态和惯例的束缚,反而可以按照自己的理念来探索。他说自己受一位拍纪录片的前辈影响很大,认为采访人不应该将采访对象作为呈现自己观点的符号工具,而是该从人性和个体的角度出发,关注被采访人的生存状况。不知是不是因为小草对他本人的迁怒,对于师兄说的任何东西,即使我认为她最不可能反对的部分,她都报以讽刺和冷语。我始终如一地坚持自己的观点,于是我们意外地对立了。
39 |
40 | 在后半段,我和小草又意外地站在一起,师兄顺水推舟地讲到感情里的契约与责任,而且将矛头直指我们二人。我本来无意与他较真,但一来是涉及自己的专业,二来我也觉得他凭借一个初步印象就对我定性似乎有点草率,于是紧抓“契约”与“责任”二词向他发难。师兄认为感情这种契约规定的是一个共同的目的,就像一个团体为自己设定一个合作目标一样,因此,倘若最后目的未能实现,男人应该主动承认错误,应该怪自己没尽最大的努力,而不是去责怪女人不配合,因为团体成员出差错,别的成员都有责任去弥补差错完成目标。我听完确实很佩服师兄的理论修养,不过我说,首先,用契约来比喻感情似乎难以成立,因为契约是一个包含规范性的概念,我们可以要求感情双方生老病死相互扶持,也可以要求感情破裂双方平分某部分财产,但是我们很难要求一个人去“爱”另一个人,也很难要求一个人去“在乎”另一个人,契约只能规范行为,不能规范感情;其次,为什么感情破裂承担起责任的应该是男人?一个团体合作失败不是每个人都有责任吗?当然我们可以说团体领导人应该负起合作失败的主要责任,但以这样的角色分工来进入感情意味着两个人从一开始就是不平等的,这样的关系和传统的“夫为妻纲”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最后,从专业的角度来看,我很怀疑这种包含共同目的而没有规定明确的权利、义务、责任的契约是一种真正的契约而并非仅仅是一种修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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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 我们在辩论的时候小草一直在旁边抗议,要我们把术语翻译成普通话,后来我话锋一转,说,其实我更向往一种自由开放的感情,不介意对方和异性单独见面,不介意对方在特殊情境下和异性发生关系,甚至鼓励对方说,如果你遇到比我更好的,你可以离开我。小草听完安静地说,嗯,这也是我向往的感情。师兄沉吟了一会,说你们这样会有真感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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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 这真是一次既失败又成功的见面。师兄希望三人和睦美满地解决顾虑和留恋,和睦美满是不可能了,但顾虑和留恋绝对是解决了,闹成这个样子小草的危险性一下就降到负值,回去的路上我还嘲笑她说要是每个留恋你的男人都得这么解决,你估计得发飙发到得心脏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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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 我想起当年她和我说过,在认识她的男生里,就我们深青几个没喜欢上她,因此也和她玩得最好,后来我见证了好几个在她面前爱得痛不欲生的男人,觉得既不可理解又心有余悸。我们翻脸时她说我从来没把她当过女生,我说你可以跟我说呀,干嘛要老是戳我痛处呢?现在觉得这些事情要是真的可以说,她也就真的不是女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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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 吃饭时我帮她拉开椅子,她说你变得这么绅士我真的不太习惯,我笑着给她倒茶,回忆那时和她决裂后的心情。我每次说起她都十分激动,说完之后大喊一句“妈的你以后不要再提这个人”,下次还接着说。一个女人最可怕的地方,不是给你留下爱情的伤痕,而是让你觉得你和别的女生谈恋爱,居然还没和她做朋友来得快乐。这种女人,单不单身都是公害。我开玩笑说,何止你男朋友给你害了,我也给你害得很惨,至少我再也没有见过比你更有性格更有才华的女人,在和你翻脸后,我追女生几乎没失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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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 这种话听起来十分暧昧,但在我们看来却只是由衷的赞赏,就好像一个男人对另一个男人说,我真他妈想推倒你,我不相信这纯然是一种同性恋倾向的表达,只是欣赏到了极致就仅能用性的比喻。这个在西藏行走了两年,留下了大量采访文稿,正要去非洲做志愿者,未来还很可能去联合国工作的女人,抱着对自由民主的理念的怀疑去实践一个生命的过程,我很庆幸和她有过四年的友情时光,我也希望几十年后相见,我们都变成更饱满更开阔的人,有更丰富更深远的回忆来淹没这段小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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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 感谢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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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前/牟子之《政道与治道》.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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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牟子之《政道与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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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政道与治道》之框架甚为清晰,盖牟子承康德之学,于概念明辨与判断推理之巧要了然于胸,故其所立虽大,所志虽高,所涉虽险,然论点清楚,论据充分,论证严谨,可成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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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牟子言中国自古有两种政治,一曰封建贵族政治,一曰君主专制政治。不论封建贵族政治或君主专制政治,其政权皆在帝王(此政权非吾人言“政权之合法性”之政权,亦非“现任政权”之政权,前者意为“统治权力”,即牟子之“治权”,后者意为“行使国家统治权力之机关”,故阅之不可不慎也)。历朝以来,帝王之取得政权,最初是靠“德与力”,“德足以服众,力足以取众”,其后之继续则为世袭。有“德与力”者以德行举义旗,以强力伐独夫,功成而君临天下,继而以“尊尊”之义(辅以“亲亲”)传世子,此则一朝代之建立也。朝代之建立,传统政治哲学谓其合法性在于“天命”也。然“天命”何物?牟子谓,此天命非一宗教意义上之天赋之命,而是德力无双,“在现实上无足与竟,其自身便成一实际上之无限,顿觉其生命遥与天接,因而便谓其统治是受命于天。既以为上天命其统治,则实际上一时之无限(即才质之无限)便有一超越者以提升之而圆满其无限,遂转而为理性上之无限。所谓乃武乃文,乃圣乃神是也。”一言以蔽之,此“天命”即德与力之充沛所带来的理性之“园足”也,若德与力不能常满常新,则久必有一德与力甚于当权者之“革命者”继起,另立新朝。此在旁人看来,则天下有德与力者皆可问鼎,此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之义,亦两千年王朝循环之根源所在,如白香山言,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甚矣华夏之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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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牟子言,究其根本,皆政权与治权不分之祸也。“在其组织上说,一个‘定常之有(Constant being)’是不可少的。政权即充当此任务。政权本当为‘不可变灭者’,其本身确是一静态之实有(Statical being)。然既寄托在具体个人或一家之血统上,与可变灭者凝合为一,则虽有法度以延续之,实不能完成其为一不可变灭者。”“政权之为定常是由于其为‘静态之实有’,此是一‘形式的抽象的有’,不是一动态的具体物。今既可以打,可以取,则即使静态者成为动态者。此为‘取’一观念所必函。既可以取得来,当然可以拿得去。此亦为‘取’一观念所必函。”治权可取,而政权不可取,传统政治哲学将之混而为一,以致“政权”之概念产生严重矛盾:“政权在理上讲不断,而事实上又不能不断,既寄托在个人上,可以取得来,当然亦可被拿得去,而又意想其为不断,不应被拿得去,此皆是一矛盾。政权一概念之本身即陷于矛盾中,而无法完成其恒常之本性,以归于其自身之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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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牟子坦言,前代圣贤,纵使德被天下如孔孟,思出六合如老庄,智超群英如墨荀,于政权与治权问题,与其背后之政道与治道问题,皆开发不足,不得要旨,明末大儒王船山于历史哲学之睿识可谓前无古人,亦不得不叹曰:“非圣人之兴,亦俟之以天命之复。”此番感叹,犹海德格尔谓:“如今只有上帝可以拯救我们。”何其自感无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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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 船山言:“机发于人,而风成于世,气之动志,一动而不可止也,如此。”此“机发”者,即“具体生命之具体机动也”,政权不能常,政道不能立,故有机发则“革命也,割据也,夷狄也”,而对于如此种种,“儒家之道德教化礼乐纲维网,并不足以消弭之”,只能施之于机动成套之后而发挥稳顺之效。然此种效用是“被动的,隶属的,委蛇的,而不是主动的,骨干的,根源的”。 道德礼乐若欲为主动,为骨干,为根源,则须有扭转乾坤之力。如何扭转也?牟子当机立断曰,必赖于此等机发处“逆回来而设一‘道’以消融而转移之”。此“道”即“政道”也,此设“道”以消融转移机发,则是牟子所谓“内圣开出外王”、“儒家开出民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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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 然何以设“道”?曰,在复其本也。何以复本?曰,在澄清概念也。牟子曰,“就以‘有天下’或‘有国’之事实而有政权一观念。政权者笼罩一民族集团而总主全集团内公共事务之纲维力也。”此“纲维力”为何?独此难以理解。牟子又曰:“一个民族很可以被淘汰,亦可以被侵略而丧失其政权,(所谓亡国) ,然只要此民族继续生存而且独立,则政权即是定常不断。”如此可知,“政权”即今日所谓之“主权”也,牟子斯言,无疑认可近代之“主权在民”观念而否定“主权在君”,断然与封建贵族政治与君主专制政治划清界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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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 “政权”概念既清楚,“政道”概念也就顺水推舟:“政道者政治上相应政权之形式的实有,定常的实有,而使其真成为一集团所共同地有之或总持地有之之‘道’也。”“共同地有之”则超越具体个人与一家之血统而至民族整体,“总持地有之”则超越具体时间朝代而至民族之始终。“实现政权之为政权,政道乃必须者。此道即政权与治权分开之民主政治也。依是,无论封建贵族政治,或君主专制政治,皆无政道可言。”因政权(或主权)乃一民族集团所共有,而政道即政权真为一民族集团所共有与总有之道也,故封建贵族政治与君主专制政治无政道之言则彰矣;欲“设”政道,必须行民主政制。民主政制在政权与治权之分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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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 牟子言,“政权与治权分离,政权为集团所共同地有或总持地有,则行使或握有治权之政府首长必经由政权机关依法(即宪法,代表政道者) 而选举之。如是,治权方能得其真实客观化”。“如是政府首长即只握有治权,而无政权。全部政府必只是一治权机关。而行使治权之首长必经由选举而产生。政权既不可以力取,则治权处当然亦不能以力得。如治权处还可以力得,则政权必不能维持其恒常不变性,而必又隶属于个人矣。”如此岂不明了?“政权”即今日说之“主权”,“治权”即今日说之“政权”,“政道”即“宪法”,“治道”即“措施处理共同事务之‘运用之道’也。”翻译为今日之言,即为:主权与政权分离,主权在民,政权依造符合宪法之民主选举获得;政府只有政权,没有主权,政府一切活动皆必须在宪法规定之内进行(因宪法乃主权机关所制定,政府违背宪法而行动。即僭越主权,即违反主权与政权分离之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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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 故牟子区分“第一义之制度”与“第二义之制度”,“维持政权(维持其本性与实现其为集团所共同地有或总持地有) 与产生治权之制度(即宪法,政道) ,则为骨干,根源,或第一义之制度。”“行施治权必依一定制度而设各部门之机关,又必在其措施或处理公共事务上而设一定之制度。凡此制度皆随治权走。此为隶属,委蛇,或第二义之制度。”故“外王者,根据内圣方面之道德礼乐之本,再撑开逆之以建立第一义之制度,下贯第二义之制度,之‘事功之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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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 如此吾人可知“内圣开出外王”何意。“根据内圣方面之道德礼乐之本,再撑开逆之以建立第一义之制度、下贯第二义之制度”即前文之“道德礼乐‘于此等机发处逆回来而设一道以消融而转移之’”;牟子于此言政道为骨干、为根源,前文亦言道德礼乐为骨干、为根源,故可知政道(宪法)与道德礼乐之根源不二也。“撑开逆之”、“逆回来而设一道以消融而转移之”,此种语言初看过于形象而似文学语言甚于哲学语言,然仔细玩味,亦不难解牟子之深意也。盖道德礼乐可作为百姓日用之道,亦可构成国家之根本宪章,牟子引《礼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即鳏) 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故可知儒家之“道德礼乐”中已包含“民主政治”之萌芽,只是以往仅有治权之“民主”(选贤与能),无政权之民主(主权在民,民主选举),此前圣未能开阔心胸,对于政权政道之反省不及,所以撑不开也,然若真仔细辨明“天下为公”、“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之义,则政权为一民族集团所共同地有之或总持地有之,政道为使此形式之政权实现之道非亦不难思及。此往圣之疏也。
23 |
24 | 或谓:以道德礼乐为基础建立之宪法,岂非有压迫自由之嫌?盖道德乃私域之规,宪法乃公域之律,以私域之规作公域之律,谈何“自由民主”?另者,宪法需规定政权机关之维持形式、元首之产生方式、政权机关与治权机关之权力分配模式等现代宪政问题,此固非儒家之传统道德礼乐所能覆盖也。
25 |
26 | 诚然,若传统道德礼乐本身即宪法之内容,则人人皆需按道德礼乐而行,不行则违宪违法,现代人之“自由”何以保障?若儒家仅可开出“民主”,开不出“自由”,民主亦有可能是“多数人之暴政”(如文革),与“独夫之暴政”无异也;又,传统之道德礼乐确实未曾覆盖现代宪政诸问题,《周礼》无,《通典》亦无,若要建立宪政民主,宪法中必须加入传统道德礼乐外之新内容,此自不待言,否则“新外王”“新”于何处?
27 |
28 | 故牟子之意,必定不是将传统之道德礼乐提升至宪法也。吾谓之,道德礼乐与宪法根源不二,然道德礼乐非宪法之内容,而是为宪法作一“道德证成(moral justification)”乃尔。何谓“道德证成”?道德证成在此意为:宪法乃应用于国家社会之基本结构之根本大法,故宪法之条文条款必不可是凭空而立,而是有根有据,其根据在于道德礼乐之基本精神也;宪法之条文条款,不可背民主要义,灭仁心良知,反道德理性也。如:宪法不能规定人有建立独裁之权利,互相残杀之权利,买卖人口之权利,此皆与道德礼乐之精神相悖,故难以作为宪法条文也。或曰:道德礼乐要求尊师重道,可否在宪法中明言规定不尊师重道者将受重惩?吾谓此不可能亦无必要。宪法对此不作规定,不作规定并非提倡,仅是认为此事交与社会习俗处理更为方便,因事有轻重缓急,宪法中之条文条款,乃应用于国家基本结构之根本大法,其所规定者,应是国家制度安排之基本原则与公民之基本权利及义务之分配。牟子言儒家道德哲学与康德道德哲学有精神同构性,若此论非虚,则儒家亦是将人视作“自由平等之存在”,故于宪法之中,公民之权利义务是平等的。康德《道德形而上学》一书上部之《权利论》,即由道德证成推演出人之诸权利、民族之诸权利与国家之诸权利。康子可成,牟子亦可成。
29 |
30 | 或谓也,宪法背后之理据,需有价值中立之预设,否则有干预他人自由之嫌。此言谬矣,康德之政治哲学为价值中立耶?其高举“自主(autonomy)”之价值,倡人以自我立法行自由之义,以人性为目的建目的王国,中立耶?密尔之政治哲学亦价值中立耶?其高歌“自由”,发解放女性之呐喊,盖因自由与解放最能促进社会总体之“幸福(happiness)”,幸福为价值之根源也,中立耶?纵当代政治哲学大师罗尔斯,其《正义论》乃价值中立耶?其自言,正义二原则涵自由、平等、博爱之价值,而与正义原则相悖之善观念(人的选择)则无价值,中立耶?此三者,皆视道德证成为政治哲学方法论之根本,其论说亦影响甚巨,儒家若欲立新外王之学,为何不可借助道德证成?(在《政治自由主义》一书中,罗尔斯立场有变,谓不可以一完备性学说为政治哲学基本原则之根基,故转而诉诸“交迭共识”;然论者大多以为此“交迭共识”过分单薄,难以树立其政治哲学之基本原则。此不赘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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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 固然,依康德、密尔及罗尔斯之结论所制定之宪法,其内容定然不同于依儒家道德礼乐精神所制定之宪法,然吾谓牟子与三者之政治哲学之基础同为“道德证成”,非谓其宪法内容之同也,而谓宪法之证成同样需诉诸道德也。宪法有价值规范性,有价值规范性便需涉及道德,宪法需有道德证成何必大惊小怪?吾人不必将儒家传统之道德礼乐视作一成不变、凌然不可侵犯之教条,牟子既将仁义解作“道德理性”,则肯定道德有自我反思、交互辨析的可能,若吾人相信理性有趋同之势,则以此道德理性为根基之宪法与西人之宪法定无根本大异,西人有自由,吾人亦有自由,西人有民主,吾人亦有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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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 行文至此,吾须为牟子之《政道与治道》作一总结:政权本为一定常之有,然中国传统政治哲学里政权与治权不分,故政权与治权同凭德与力之盛可得也,德与力有盛即有衰,故政权与治权更迭频繁,政权之定常亦沦为可予夺予取之物,如此不仅产生严重的义理矛盾,更导致两千年王朝循环,无处可逃;故牟子以西学为鉴,将政权之常有与治权之可变分离开,更以道德礼乐为根据,再撑开而建立“政道”,以“内圣开出外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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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 “内圣开出外王”,吾疏为:以道德礼乐蕴含之道德精神为宪法(政道)作一道德证成;确定国家之基本制度与公民之基本权利义务之宪法条文条款,不得与道德精神相违背;道德精神于根本上肯定人是“自由平等之存在”,故宪法不仅保证民主,亦保证自由。“儒家开出民主”应为“儒家开出自由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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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 吾坦言,吾对牟子之疏解,仅是在戴维森之“宽厚原则”立场上作一“同情之理解”,对于康德政治哲学与儒家政治哲学是否精神同构性,以及儒家是否真能开出自由民主,吾尚未有十足把握,然后者之成功与否必定基于前者,至少在此层面,牟子之“内圣开出外王”不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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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前/耐住寂寞.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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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耐住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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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经常说我们做学问的人要耐得住寂寞,可这寂寞究竟是什么?一个宅男跟刚认识的女网友说自己的日子寂寞单调,和我对认识多年的女性朋友说自己的生活寂寞单调,意思肯定不一样。宅男可能是在求合体,而我只不过想说明我已经习惯这种生活,不想被扰乱而已。昨晚半夜睡不着,用手机上自己博客,看到07年暑假写的一篇《论寂寞》,突然心生感慨,那时视为寂寞同道的陈椰兄,现在已经和我在同一个学校读博,而我们的另一个朋友,鸿慎兄,放弃了辛辛苦苦三年读来的硕士学位,重回北漂生活,景海峰老师苦言相劝,让师弟替他修改毕业论文,让他回来答辩,甚至说如果不够路费可以替他报销机票,如此爱才,可他依旧不回头:“这一切只是形式!形式!毫无意义。”我想起他年前和我说的,清华不纳他做博士,那就考个北大西哲硕士,重新读起。我很想说,你已经年近而立,何必执着,终究不忍说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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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某种程度上我可以理解他的选择,他和陈椰兄一样,并非长子,家中一切有叔伯长兄张罗,只顾苦心求学便好,如今虽时运不济,以他的才学锋芒,鸿鹄之志,他需要的只是京城某学府的一个顺理成章的赏识而已。我就怕他个性刚烈,狂字上身,受不了一时委屈,最后又是拍桌子走人;还怕他耐不住孤家寡人的寂寞,又念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终于斗志磨灭,回归天伦,学问之途就此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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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为学者耐不住寂寞,可为利所蔽,可为权所迷,可为名所锢,可为情所苦,世人皆以前二者为蠹,盖因谋利谋权害的是往往他人,为名为情害的常常是自己,然为利所蔽为权所迷者,早已不存真心为学之念,故危害之巨者,一在名,二在情,轻则心思受扰,重则万劫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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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我有个香港的朋友,Calvin,比我大七岁,在美国杜克大学读博,去年他回香港后顺道来深圳看我,期间谈起一些俗事,他说,他以前的同学早已买车买房结婚生子,只有他一个人还在读书,我问,你后悔不,想不想重头来过,他看着我,顿了一下说,有时有这样的念头,只是一闪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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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 这也是“名”,“名”不仅仅是名声、赞誉,还包括身份、头衔、光环、标签……别人有的这些你也想有,其实有了对你来说意义也不大,这就是为名所锢。在我本科还没毕业的时候,我有两个做艺术的女性朋友已经和我说现在年收入基本过百万了,我当时想了想,这对我来说几乎一点意义也没有;两年后某朋友回国在一家基金公司上班,年收入肯定不值百万了,我除了为他感到自豪,并不是特别羡慕;其他诸如成家立业,美人在抱之内的事情也对我完全没诱惑。不仅他们拥有的内容我不羡慕,连他们以此换来的“成功人士”头衔我也一点兴趣都没有。我经常跟人说,你要羡慕那个就不应该来做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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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 但是不是没有东西能困扰我?不是的。做学术有做学术的江湖。中大的传统很好,重实在不重虚饰,在这里发论文绝对不是可以炫耀的事,我在系里认识的一些学问做得很好的师兄师姐,基本不是论文大亨,有的临毕业才匆匆把要求的论文发了。然而听到和你同级甚至比你小的人发了论文,有时你心里也不一定好受,毕竟将来找工作,那就是实打实的筹码;不仅这个,有人出国读书,你心里也肯定有失落,因为你没法给自己找借口说自己外语不行,你只能怪自己当初下不了那个决心,五六年的时光,你放不下家人,放不下汉语,放不下这里的一切;心态不好的时候,连有人出国交换你也会怅然若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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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 还有一些江湖外的事,只涉及你自己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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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 作为一个曾经有过文艺历程的学术男,即使在坚定了自己的学术道路后,依然无法忘却文艺的魔咒。我有过挺长一段时间博客歇菜,因为我说过,哲学和文学,我没法同时做这两件事,不仅没法一边看哲学一边写作,而且没法在一天里既看哲学又写作。在博客歇菜的时间里,我也不敢去看一些欣赏的作者的博客,不是怕受打击,是怕自己那过分要强的自尊心受刺激,非要一较高下不可,当年我和彩芬就是这样,互相刺激互相进步,现在我怎么也不敢了。我的目标早已不在这里。
18 |
19 | 毕业两年的时间里,有两个朋友的诗上了《中国诗歌》,有一个同学出了两本诗集,还有一个师弟出了几本小说,他们都是我以前的文友,大家惺惺相惜过,我不能说我对这些都不在乎,但这是没办法的事。张爱玲说,出名要趁早,这是对写作搞创作的人说的,对搞学问的人,出名太早往往不是好事,思虑不成熟甚至不守规矩,总有一天要遭清算,汪教主就是最好的例子。中国就是有些人把搞学问看做搞创作的一种,我也犯过这种毛病,但创作是虚构,虚构是不需要负责任的,学术是立言,立言则要慎之又慎。
20 |
21 | 我可以预料到,未来五年或十年的时间里,我会有越来越多的朋友脱颖而出,而除了我知道自己的斤两如何增长以外,大概不会有多少人看得出我有什么进步。读博是一种单向度的宅,除了少数的课程和读书会,你没什么机会接触到什么人,接触到了也是刺激你的,定力不好,你就不知道自己该往哪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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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 我认识的师兄里有现在在做生意的,有一心准备毕业考公务员的,我不敢说他们迷失,也许在他们看来这相当于回头是岸,一位师兄出去走了一遭,特别有感触:做文科教授,上课做讲座编书搞课题,杂七杂八加起来,一年顶死20万,20万怎么够花啊?那就是巅峰时期的收入,在此之前不知道要累死累活熬多久,如果还拖家带口,这日子怎么过啊?你对得起人家姑娘吗?后面我半开玩笑地说:这你在读哲学前不是早该有心理准备了吗?他一拍大腿说:可搞哲学也实在太不赚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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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 也是师兄说的那个原因,我一直觉得读文科博士就该有一辈子打光棍的觉悟,无牵无挂,穿梭于人间与象牙塔,既可悲天,又可悯人。但这种生活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过于严苛,抛来性需求不说,情感的需求也是难以满足的。前阵在人人网流行一个状态:博士同学都在搞暧昧,研究生同学都在找对象,大学同学都在准备结婚,高中同学都在准备生孩子,初中同学都在给孩子找幼儿园,小学同学的儿子都能去打酱油了。就我了解来说,这些显得既滑稽又真实。前阵春晖楼上的宿舍有位博二的上吊,据说是感情问题。为情所苦,以至于万劫不复,这似乎不符合博士严肃理性的形象,但事实并非如此。我周围的博士,一些年龄比较大的,已经结婚或者处于准结婚状态的不待言,和我年龄相近的,没谈过恋爱的也不在少数,对于这些将理想主义贯彻到底的朋友,我有时是很替他们担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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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 事业理想主义和爱情理想主义是经常冲突的,并非说人不能有两个理想甚至多个理想,也不是说事业与爱情不能兼得。假设我们把某种事态或活动当做一种理想(这里的理想可作目标解),为了实现这种理想,你就得找出最佳的实现手段和维持方式,如果你有两个理想,那你就得有两套实现手段和维持方式,这两套实现手段和维持方式未必是能完全协调的。举个简单的例子,假设我既想交表又想去借书,那我就找出一条路,既经过文科楼又经过图书馆,这样我交完表就可以去借书,两种目的都实现了。但理想之所以为理想,就因为它们不容易实现,比如你现在想当一个哲学教授,最佳的实现手段就是读研读博然后找个高校任教,从讲师升到副教授再升到教授,这个大的理想包含了一个个小的目标,每个目标的实现都需要倾尽全力,而且还未必能成功。假如你现在还有一个理想,就是找一个志同道合又温文美丽的伴侣,和她一起过有德性的生活,那你首先得在和你一样读哲学的女生里面找一个温文美丽的,再把她追到(如果她有男朋友或丈夫就把她抢过来),毕业后还要劝她留在你所在高校的城市,否则感情无法维持,以后你全心为学术奉献的时候,你不能要求她为你牺牲事业洗衣做饭,那样会不符合男女平等的道德立场,你也要保证你们彼此忙于各自的学术理想时依然相敬如宾,感情美满。你好好想想两个理想同时实现的几率有多大。你也许会说:那我就只实现一个好了,另一个就让它保持一种理想,那就意味着你可能是个拥有幸福婚姻的哲学行外人,或者是光芒万丈的离婚哲学家,因为如果理想主义是一种宁缺毋滥的姿态,那没理由希望一个事业理想破灭的哲学研究者继续从事哲学,也没理由希望一个爱情理想破灭的男人继续保留婚姻(如果你一辈子都没找到符合第一阶段条件的女性,那你也有可能成为一个孤独一生的哲学家)。理想越脱离现实,它的实现几率越低,两个脱离现实的理想,想完全实现的几率就更低。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事业理想主义者在爱情上往往是现实主义者,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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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 有句话叫:“板凳坐得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我将其改作:“板凳坐得十年冷,爱情不说一句空。”与诸位学术男,尤其是希望将学术作为志业的学术男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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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前/荒唐镜.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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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荒唐镜
2 | 一年前的这个时候,一段感情正在酝酿,另一段感情在风暴和湿气中诞生,苦苦纠结了一个月,一个人失踪,一个人出走,你以为这辈子再也不会有这样的痛苦和两难,但最后,也不知道是现实就是这么让人失望,还是你本身就不配有更高的幻想,反正回想那时的自己,你觉得全部都是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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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大半年以后,同样的剧情又再发生,只是这次你挣扎了四个月,结局是你一辈子也不想再碰爱情这种东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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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前几天看《危险方法》,讲述弗洛伊德和荣格的争端。弗洛伊德认为人的本性是无法改变的,精神分析师只能帮病人找出精神病的根源,不能试图改造他们,而荣格认为那样未免让人绝望,应该有办法帮病人成为他们想成为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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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现实是我从小以来一直是个不自觉的荣格主义者,我不断地分析自己,并笃信性格上的很多缺点都可以随着自我认识的提高而改变。我确实曾经取得不错的成就,比如我那内向、暴躁、记仇、嫉妒心强的特点一度消失了,我的人缘有过一百八十度的转变,我还跟人吹嘘我是自我启蒙自我塑造的绝佳案例。经历了一些事情后我发现,我唯一改变的只是我洞察力、判断力和意志力变强了,我清楚有些场合那些性格缺陷不适合出现,而且我也能压制它们;但在我脆弱的时候,它们依然会跳出来,嘲笑我的天真,把我经营的一切砸得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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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我不知道现在精神分析学界怎么去判断弗洛伊德和荣格的胜负,至少现在在我这个战场上,荣格输了,就像在电影里萨宾娜对荣格说,在她身上,弗洛伊德是正确的,尽管她十分同情荣格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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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 寒假最后那几天,王倩茹问我说,如果让你选,你是希望不断有女生崇拜你、爱慕你,还是希望有一段稳定持久的爱情。我想了一下,说,我觉得理性考虑后,大部分人都会希望是后者,但问题是爱情哪有这么容易,就我个人来说,我从来没有过“相爱”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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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 她说,你谈过那么多次恋爱,都是你们其中一方一厢情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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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 我说,那倒不是,很多时候我们只是互相喜欢,但远远没到“爱”,尽管我们都说过“我爱你”这样的话。我爱过两个姑娘,但我不认为她们爱我。我也相信有姑娘爱过我,但肯定不是她们两个其中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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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 这时肯定会有人跳出来说,遇到过这么多姑娘都没有相爱的经历,那是你的问题。没错,当然是我的问题。但即使是我的问题,有时也不是我能控制的。比如我可以告诉你,好多次我伤害别人都是因为我在不够喜欢人家的时候就让人家喜欢上我,我的感觉的产生和消失与对方的步调不一致;我还可以告诉你,如果我在见面前就对一个姑娘的外貌有比较高的期待,那最后的结果基本是见光死,而见光死是一件很伤人的事;我也可以告诉你,我之所以爱那两个姑娘,是因为那时她们在我看来,是全世界最美好的,即使她们不爱我我也没什么可怨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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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 说白了,我是个挺犯贱的人。我会爱的,都是我认为高不可攀的那一个(即使在其他人看来并非如此),所以我会为和她说上一句话而激动,为她对我的一点好而感激涕零,为能和她保持一点微不足道的关系而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只是随着年岁变迁,因为攀爬能力增长,所谓高不可攀的标准也越来越高,中学时是班里最漂亮的女生,大学时是学院里最引人注目的几个姑娘之一,到了现在这个阶段,我也不知该怎么形容,也许就是一个似在非在、影影绰绰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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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 荣格和弗洛伊德的争端就在这里:你总以为自己经过数百本文学名著的熏陶,你会更看重一个人的灵魂,而不是她的外表,只要一个人善良、温暖、坚韧、敏锐,她长得如何又有什么关系?实际上读完那些书,你可能只是在外表的要求上再要求善良、温暖、坚韧、敏锐而已,差别就在于每个人对外表的要求不同,而外表的要求是每个人自己都无法控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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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 我一直抱着最大的善意来看待网络,不说它近年在冲破信息禁锢上的作用,在它最早出现的时候,它至少让无数自我封闭的人找到一个安全沟通的途径,包括当初的我,但有的人凭着最初的安全感和最后的勇气走了出来,有的人却一直没有。所谓安全沟通,并不是一些人以为的灵魂交流,而只不过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联系,没有眼神接触,没有气息流通,没有音声相和,哪里说得上是人与人的交往,只是两股经验流之间的碰撞而已。更重要的是,安全感往往就是来源于这种隔绝产生的幻象,看到的都是对方的美好,自己的丑陋也暂时离席,全世界再也没比这更好的事了;但除非是两个懦弱的人,想一辈子活在幻象里,否则只要一方想打破隔绝,那幻象制造的安全感迟早也会破灭。我想见你,你不肯,因为你和网上展现的样子不一样,你只想一直呆在这种用光纤传递温暖的状态,而我觉得你不真诚,于是一言不合,终于一拍两散。也许见面了,一样是一拍两散,因为我接受不了那种失望。人性,多么让人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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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 可我想起曾经,在我最喜欢她的时候,我想过她的样子也许并没有照片上那么美,她也许是个大肥婆,也许额头上有痘痘,她不化妆也不戴美瞳的样子跟我在街上随便碰到的姑娘没有两样。可我依然觉得自己爱她,只要她也对我一样真心。我不敢保证,但那时的我也许有勇气战胜自己以貌取人的习惯,可世事是那么不巧,她一直不肯见我,而且让我对她的注意力不恰当地放在外表上。我那怨恨的心情,在见到她那张素颜正面照的时候全盘化为内疚。我一边震惊,原来我一直喜欢的姑娘就是这个样子,另一边忏悔,原来我对她的感情这么不堪一击。那时我脑海里只有两个字:人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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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 后来我好几次想大哭一场,我想起我最喜欢她的时候,被她那种捉摸不定的不安全感折磨得神经衰弱。我经常埋头盖脸蜷在被窝里,床下放着一堆的申请材料不想弄,只愿在梦里躲避这痛苦的一切。春节过后我们本来说好见面,有天晚上,她在电话里突然说又不想见了,她一直嘟囔着我就是这样子,跟别的女生不一样,我当时挂了她电话,但第二天还是和她和解;在杭州的第三天,她告诉我她过两天要去苏州见她病重的姨妈,我说我去上海等你,她笑着答应,我到上海的第二天她又对我说苏州还是不去了,我当时和朋友在吃饭,一下万念俱灰,接下来的几天过得非常糟,开始痛恨那个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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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 尽管心情平静下来,我可以为她辩护说,也许她知道我对她期望很高,见面恐怕让我失望,所以一直下不了决心,也难以启齿说明理由,但这个结在我心里是不容易打开的,见光死并没有让我对她产生多大的同情,只是让我对她进行事后评价时能摆脱好感的束缚而已。而且,我为她找的理由,只不过是让她的形象保持最好的一个理由而已,事实是不是这样,还得另外考虑。《天与地》里,佘诗曼对那个她不爱的男人说,我离开你,你爱怎么理解都行,只要你自己好受就行,我都无所谓。我只不过不想自己那四个月在一切结束后就变得毫无意义,毕竟那是我的岁月,不是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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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 在和她最后一次吵架中,我根本就没想着回头,我对她说:你以为自己善良,其实只是你经历的事情太少,没发现自己的丑恶而已。这句话也许太重,但它也是说给我自己听的。我们以为自己还有一点人格上骄傲的资本,只是因为我们还没足够的经历,一旦置身某个环境,我们那些仅存的高尚可能会被剥得一干二净,就好像在这段感情里,她并没自己原本想象得那么坦诚和善良,我也没自己原本想象得那么理性和超脱。她一直说她不喜欢掩饰,只要最真实的彼此,但我一再追问为何不见她却支吾其词,这直接导致我们后来一而再再而三的争吵;最初我以为自己还能爱人,高兴得不知所以,以为即使最后无法再一起,我也能把我被唤醒的生机去爱另一个人,其实我爱上只是一个幻象而已,如果她一开始就见我,我还会不会这么喜欢她,我自己都要打个大大的问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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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 我更了解我自己了,不知道她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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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前/论共同生活.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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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论共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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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现在一本书要占据我的时间,必须同时符合两个条件:一是好看,二是有意义。譬如我曾无数次翻开《精神现象学》,但是真的看不下去,不是看不懂,而是实在不好看,黑格尔的术语和行文方式我都不喜欢。譬如我偶尔上卓越瞄几眼,总想把那些装帧和标题引入注目的社科类畅销书放入购物车,最后都打消念头,因为我觉得看这些没什么意思,纯粹过过眼瘾。尽管有人说看任何书都会有收获,但另一个事实是,人的时间是有限的,我们不会把大量的时间花在只能给我们带来小小收获的书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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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后来我发现,我对待书的方式跟我对待感情有着惊人的一致。一般来说,要符合两个条件,我才会跟一个女人相处下去:我还喜欢她;我在这段感情里看得到希望。以前我总以为自己放弃一段感情是因为前者,但最近我省悟到,很多时候我认为是前者的,其实是后者。有一回我带一个姑娘去逛我儿时成长的街道,逛完以后,我就打算和她结束了。按照我以前的理解,这是因为我突然对她没有感觉,其实并非如此,主要的原因是,我发现没办法和她分享我的过去。这当然不是她的错,但我却无法和这样的人长久地一起生活。我一直把自己当做一个感觉变幻莫测的人,忽视了自己渴望“共同生活”的那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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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我在八月份因为一篇文章而结识我上一任的女朋友小依,然后我们在一两个月前分手了。分手的原因是她要去日本读书,读完还打算留在那发展,而很明显,我是不可能跟着去的,因为我的事业在那里完全扎不下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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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在一些人看来,这并不是真正分手的原因。真正分手的原因是我放弃了这段感情。因为在她做出去日本留学的决定时,她每天依然情意绵绵地来找我,丝毫没有意识到这个决定对我们感情的影响。当我颇为理智地给她做出那个推论时,她有点吃惊。她从来没有想到去日本意味着我们终将会分手,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就是在异地恋,就直线距离来说,从深圳到她现在的城市,并不比到日本要更近。
11 |
12 | 小依是因为我在那篇文章里表现出来的不婚主义倾向才来认识我的,但我们两个对爱情的理解,明显没有对婚姻那么一致。在我们看来,婚姻是一种不人道、也跟不上时代发展的建制,在某种意义上,它使婚姻双方变成彼此的私有财产;如果人类能发明另一种抚养健康后代的制度,婚姻完全应该消亡。不过,她比我走得更远。她认为爱情也是如此。她信仰歌德的那句话:我爱你,与你何干?她本来想着认识了我,把爱意默默保留在心里,但是我们两个按捺不住,还是在一起了。即使如此,她说她对我的爱就像《美国往事》里说的那样:“当我对所有的事情都厌倦的时候,我就会想到你,想到你在世上的某个地方生活着、存在着,我就愿意忍受这一切。你的存在对我很重要。”
13 |
14 | 我不否认这是一种爱,事实上,在几年前,我对小曼的爱正是这样的。不过,那是建立在我和她实在毫无可能的情况下。我不明白当两个人都喜欢着对方并且可以为这段感情努力的时候,为什么只能远远地看着彼此,让爱渐渐流逝。
15 |
16 | 我们只有两次真正地闹过不愉快,头一次是我提出说想去她所在城市附近找个高校任教。她不太愿意,说她并不喜欢自己所在的这个城市,这是我第一次感到我们对这段感情的希望不太一样,正确地说,她是否对这段感情抱有一般意义上的“希望”,我都很怀疑。她经常对我说,你按着你自己对未来的设想去做,不用考虑我。以前也有别的女人对我说过这样的话,不过她们的意思是:无论我做出什么样的决定,她们都会迁就我的。但是我很清楚小依的意思是:我们可以各走各的路,但依然爱着对方。这暴露了我们对爱情的理解很不同的一点:在我看来,共同生活对爱情来说是必要的,而她非常坚信,共同生活会摧毁爱情。
17 |
18 | 和小依分手后我在看阿伦特的《康德讲座》。阿伦特说到在康德那里,不存在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哲学,即使有,也是一种“旁观者”的哲学,不是一种“行动者”的哲学。我觉得她欲言又止的话是:康德的哲学不仅是一种旁观者的哲学,也是一种“注孤生”的哲学。如果说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还对沉思生活与政治生活的优先性犹疑不决的话,那康德毫无疑问将优先性赋予了前者,并且把这种优先性不恰当地带进实践哲学之中。
19 |
20 | 不单是康德的实践哲学,整个自由主义哲学的主流,都是一种注孤生的哲学。有人说过,无政府主义是自由主义唯一的合法结论。而康德—密尔一脉的自由主义者也认为,某种人与人的联系,除非是我们自愿选择的,否则对我们毫无道义约束力。这两个说法似乎也意味着,所有的联系、依附和共同生活,对我们来说,仅仅只能作为“选项”而存在。
21 |
22 | 确实,我曾经也认为,我这样的人,无法跟任何人一起生活。每次我想起我自己有多么让人难以忍受,我就会忘记我的家人的所有缺点,真心诚意地忏悔。尽管如此,我依然强烈地渴望和某个人一起生活,与她共度一生。这两年年末苜蓿回深圳看我的时候,分别时说的最后一句,总是:祝你找到一人与你相伴一生。在这个意义上,小依是一个比我们更彻底的“自由主义者”(尽管她对政治哲学没有任何了解),刚在一起没多久的时候,她对我有抗拒,说,我知道你们男人总是想把女人变成家庭主妇。前一阵我看她在某个社交网络上的状态是:人总是渴望和其他人发生联系,就连和蜡人拍个照,也要把手搭在它们的肩上,这样的倾向,在我看来是无法理解的。
23 |
24 | 在知道小依要去日本的打算,我私底下挣扎了一个月,终于提出分手。以前和我分手的姑娘我的朋友们都不认识,而当初为表郑重,我把小依介绍给我最好的几个死党。分手前,我还把情况告诉他们,然后问:你们有没什么办法?他们纷纷表示遗憾,但是希望顺其自然,等她到了日本,如果真的得分,那再分也不迟,快刀斩乱麻的事,不符合大家对这段感情的期待。
25 |
26 | 最后我还是坚持自己的选择。一个好朋友站在小依那一边,没有说要绝交,但是也在对我生闷气。那个朋友对爱情的看法比我要更加理想化,他虽然并不像小依那样,完全追求一种柏拉图式的爱情,但是他坚信爱情里不能有任何功利计算。他认为我在分手的这个决定里,就体现了相当严重的功利主义思维;而小依是逻辑自洽的:她去日本的决定和她对爱情的理解没有任何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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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 我并不怪他误解我,自从我们认识以来,他就把我当做一个有趣且有想法的堂璜来包容,但我知道他和苜蓿一样都希望我找到与我共度一生的那位。有一段时间我真的以为我真的找到了,中秋晚上,我在天台上晒着皎洁的月光,看漫天的孔明灯飞过我的头顶,和几千公里外的小依打电话。小依说她一直都想着好好赚钱,就是盼着有一天能包养一个穷困潦倒的艺术家,现在她觉得包养哲学家也行。我说我一直不认为男人给女人送奢侈品是一种美德,因为这些东西会助长女性对男性的依赖,但现在我看着你的照片,真希望自己是个大富翁,这样我就可以给你买好多漂亮的衣服包包配在你身上。只有你才配得起。
29 |
30 | 可惜,爱情让我们更了解俗世的生活,但却没能把我们拉进共同生活。查尔斯·泰勒说过,自由主义者总是倾向于把人的生活理解为原子化的。我和小依处理这段感情的方式,某种意义上说明,我们从来没把对方与自己看做一体。她自始至终都把我们看做两条交相辉映的平行线,而我在没有看到共同生活的希望之后,三下五除二地结束了这段感情。如果类比成政治哲学的话,她是一个首尾一贯的无政府主义者,而我还保留着建构某种自由主义共同体的强烈愿望。她始终明智地不卷入共同体生活,而我在一个个共同体之间疲于奔命。
31 |
32 | 然而我真心诚意赞同泰勒所说,原子化的生活,既不是人的生活的起点,也不应该是终点。如果那是终点,那实属无奈。在古希腊,“友爱”,就是各种共同生活(包括家庭生活)的德性。即使在现代世界,人类也依然没有放弃共同生活的理想,自由平等主义者罗尔斯把“结社自由”(包括结为连理)作为基本自由之一,而自由至上主义者诺齐克也说,“爱情”,就是从“我”变成“我们”。这些洞见都说明,自由主义承认对“共同体”的渴望是人类的基本需求。两个相爱的人,就构成一个爱情共同体;既然是在一个共同体里,就不能完全不顾及对方感受地运用自己的自由。我不明白一种把遥遥相望的状态作为理想状态的感情,为什么还能称得上是“爱情”;我不明白放弃共同生活希望的两个人,何以还能称得上是“爱人”。
33 |
34 | 我一直孜孜不倦地描写自己的感情,是因为我觉得在我身上,具备了最不可能与一个女人一起共同生活的男人的所有特点:脾气差,女性朋友多,不会做饭,讨厌被看到自己的隐私,没有抚养后代的热情。但也就是我这样一个人,从来没有放弃和一个女人共同生活的渴望。因为我也觉得,如果自由主义者连这点都不到,那“我们如何生活在一起”这个问题,无论在微观的爱情里,还是在宏观的政治上,都没有解决的希望。而这显然是一个实践问题,不是一个理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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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 我刚认识小依的时候,看到她的微信签名是,自由与爱。我真心希望有一天,她和我都能拥有这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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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前/败阵.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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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败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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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Natalie Portman和Jude Law,没有谎言就活不下去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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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Jude要离开Natalie的时候,我以为这又是一个被艺术家伤害的女性哀曲(参考《月亮与六便士》),继续看才知道错了,这是两个艺术家间的斗智斗勇。
6 |
7 | 当她告诉他,她的名字叫“Alice Ayre”,谎言和爱情已经同时开始。这场爱情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叙事的预谋,或者像她说的,一次“冒险”:在他第一次对她回忆的时候,她在他20年前来过的这个地方选了一个顺眼的名字。他是个作者,她又何尝不是,而且是个比他高明的作者,连名字的选择都那么有伏笔的意味。丧母之日逡巡过的旧地,救火者的圣名,这个伏笔远远埋到Clive Owen嘲笑他时说的,Jude经常半夜醒来哭着喊妈妈的名字(Julia Roberts知道的她当然也知道),还有他再次经过墓园看到墙上刻着的Alice Ayre时错愕的神情。他这精神上还没断奶的孩子忘不了他母亲,他也不会忘记她,经典里的布景也是经典。以后他再哭着醒来喊她母亲的名字时,他会想起一个更让她心碎的名字,虽然那是个假名。Alice Ayre。
8 |
9 | 她叙事荒诞性以此段感情为界:她只骗他一个,甚至她在夜总会跳脱衣舞都不惮以真名告人。当Clive Owen承受着被背叛的痛苦来寻求“真实”,一次一次把钱塞在她丝袜里,要她告诉他真名,她一遍又一遍地微笑道:谢谢,我的名字叫Jane Jones。Clive觉得这个婊子在存心折磨她,确实如此,她是用真相在折磨他。在她看来,谎言代表着爱情的甜蜜,而真相带来无穷无尽的痛苦,Olive不配享有她的谎言。所以末尾Jude要她告诉他她是不是和Olive上过床,她知道他们爱情的基底已经维系不住了,真相带来的果然是无穷无尽的痛苦,第一击就是Jude那狠狠的一巴掌。
10 |
11 | 她们第一次见面在车上,Natalie要Jude用一个隐语来形容她,他说:You are disarming。我想起自己也曾对一个初识的人说:你能让人卸除所有武装。武装卸除了,小小的刀锋都让你痛彻心肺。
12 |
13 | Julia Roberts和Clive,源于复仇而起的爱情
14 |
15 | 正确来说,Julia和Clive不是一对同床异梦的夫妻,而是一对情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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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 想想他们的相识,Jude用Julia的名字(Anna)在网上勾搭Clive,引得他心猿意马,又把他约到水族馆,要他穿上医生袍。这种把戏他一定耍过很多次,乐此不疲。鬼使神差地,Julia这次正好在那里,这当然不是巧合:Jude的书书名正叫《水族馆》。一个寻欢无门,发现自己当了傻瓜,一个借地寄情,却知道相思的对方原来这么不尊重自己,复仇的干柴烈火,Jude这个丘比特当得一点也不冤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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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 这样的开始注定了Clive和Jude是一段解不开的冤家。Jude的网络易装癖难道没有暗示一点什么?这仅仅是一次次无聊的游戏,或者像Clive骂的,他在为自己的书做广告?不见得。Jude和女人在一起永远没有安全感,Natalie是这样,Julia也是这样,他在两个女人面前的几番歇斯底里,跟他最后和Clive谈话时的痛哭与温柔形成鲜明对照。谈话间Clive问他还有没在网上勾搭陌生人,想起Jude对他开的玩笑,说我真他妈想扁你一顿,Jude应道,可你那时却想操我。他们之间,充满了这样的隐喻。
20 |
21 | Clive对他的报复远远超出男人复仇的意味。很难想像一个因为前妻愿意和自己再续鱼水之欢而原谅她,又因为把妻子重新夺回而充满成就感的男人有多爱他的妻子,Jude问:你和她结婚是因为我?Clive毫不掩饰地说没错,我操她就是为了操你。他对谁都可以说我爱你,对Natalie也是,很难知道他的I love
22 | you有多值钱,也很难知道他爱的到底是谁。他对Jude的怜悯在Jude走出房门的一刻瞬时崩塌,他知道他把真相告诉他之后,他和Natalie是不可能在一起了,就像Jude知道Julia和他再一次上床之后一样。他们四人间,谁在嫉妒谁实在难以分清。Jude这个“伟大的浪漫主义英雄”,魅力和情商远远不成正比,但他无意间对两人的评价是恰到好处的:他说Clive,“他太聪明了”,说自己,“我是一个白痴”。他是个“白痴”,因为他不知道自己和别人要什么,而Clive至少对Jude、Julia和他自己都看得一清二楚。
23 |
24 | 可怜的Julia,她是里面爱得最实在的女人,但她的爱与负罪感是相辅相成的,一旦她对一个人有了负罪感,她就再也不能和他在一起了,她只能带着这种负罪感选择另一个人。所以她一开始离开了Clive,但当Clive说,我原谅你了,而Jude拂袖而去的时候,她最终又回到Clive身边。正如Clive所说:She loves guilty fu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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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前/那些被我们辜负的人.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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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那些被我们辜负的人
2 | 昨晚在饭桌上听到朋友的女朋友结婚的消息,恰好在座的另一位兄台和我喜欢多年的一个姑娘是挚交,现在她也有着一个美满的家庭。于是我和朋友私下讨论了这个问题,他得出的结论是:我们都是渣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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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这是这鸟人谈得最久的一次恋爱,历时近三年。 她催过他几次结婚,他都以“事业未成,何以家为”搪塞了。这是个借口,因为鸟人根本就没想过和她结婚,这也是大实话:男人没事业基础结什么婚?男人有事业才结婚,跟男人有套才做爱一样,对男女双方都说都比较安全。后来,这个理由果然拖不下去了。他私下跟我说,她分手半年就结婚,他一点也不觉得奇怪,只是觉得有点惆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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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每当现实出了问题,我们就反省自己,这是个好习惯。不过从因果律来说,有些事的成败,跟人没有关系,纯粹是个运气问题。什么事都要找人负责任,这是现代思想里很荒谬的一部分。要找人为失败的感情负责任,这件事更难。几年前我有逛豆瓣的习惯,那些催人泪下的直播贴,下面都有几个人义正言辞地站出来,说:楼主,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然后吧啦吧啦列举一堆楼主的“罪状”。现代人就是这样,总要有人为“失败”负责任,你们没有走到最后,那你肯定也有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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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把没有走到最后的感情归为“失败”呢?曾经有个人追着我打听我的恋爱经历,我虽然觉得这人不长心眼,但也基本告诉了他。说完,他摆出一副审判者的模样,说:从这些失败的感情里,你得出什么教训了吗?这些教训下次能帮助你找到真正的爱情吗?我说,我还真不觉得这些是“失败的感情”。我心目中的失败感情,是那些雁过不留痕,连一声叹息都没有留下的关系。我甚至可以不管大家有没有“成长”,在我看来,以有没有“成长”来看待一段感情的优劣,是一种肤浅的功利主义心态。我看重的是什么?是记忆。我说的不是这些记忆能够给我创造多大的“快乐”(那样的话我也是功利主义者了),而是看它们在我的自我叙事里,能占据什么样的地位。因此,通常在一段感情过去一年以后,我才有办法评价它。在这方面,我真的个很“慢热”的人。
9 |
10 | 前两天我刚对一个女生说我们不合适,说来奇怪,跟她说完后,我比她还难过。我并不是很喜欢她,我难过的是,一个条件跟我这么合适的姑娘,我都没法喜欢上她。我真是注定孤独终生了。
11 |
12 | 我想起我第一次拒绝姑娘。她参加了所有我有可能出现的活动,厚着脸皮跟着我们几个去我朋友家,故意和我坐同一辆公车再转车回家,比我追我初恋时要辛苦多了。我记得我第二次拒绝她的情形,我们在一个小公园走,我说,你是个很好的女生,不过我真的不适合你。当时我也很难过,我想的是,这么好的女生喜欢我,我都没法喜欢上,看来我注定孤独一生了。我看到她眼眶红了,眼泪很畅通无阻地掉了下来,我连上去给她一个拥抱都做不到,因为抱了,我前面说的那番话就没有用了。
13 |
14 | 第三次拒绝她后,我觉得我已经彻底没有底气了。最后是我跟她说,既然你这么坚持,那我们就试一试吧。结果如我所料,我的感情是培养不了的。分手的时候,她在电话那边哭得差点昏迷过去,我却在惦念着手边那篇没有看完的芥川龙之介的小说。有一回我们一起坐车,不知怎么地就讲起了结婚这个问题,我说,我应该是不怎么可能会结婚的人。她听了,好长一段时间不说话,我问她怎么了,她说,一段没有憧憬的感情,怎么可能走得下去?我说,难道你觉得我们会结婚,我们才高二,离我们可以结婚的人时间,至少还有五六年。她说,但你预先排除了这种可能性,对我不公平。
15 |
16 | 无独有偶,我大一的那个女友,也是在我说我不打算结婚的时候跟我提出分手的。我这种态度,在很多女生看来,简直该千刀万剐。我不知道我在她们生命中意味着什么(也许是那个让她们成长的“人渣”?),但是我从来没后悔跟她们在一起过。你说我没有反省过吗?我反省过很多次。要是反省可以解决问题,我们的悲剧会少很多。我的悲剧是:这些对我这么好的女人,我都不够喜欢,而我不够喜欢她们这点,并不是我可以控制的。如果我们能分辨什么事是我们可以控制的,什么不可以,我们会减少很多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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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 我的另一个悲剧是:我经常要等到很久之后,才发现我真的喜欢一个人,这个时间常达一年之久。有另外这么一个故事,去年三月,因为朋友的缘故,我认识一个姓敬的姑娘。她是我朋友的前女友。我们认识的时候,他们已经分手好几个月,但是这几个月还不到半年之久。在我的观念里,朋友分手不到半年的前女友,依然是“阿嫂”,“勾义嫂”,在我看来,是有违道义的。所以从认识的第一天开始,我就对她没有任何非分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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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 我去年去北京讲学,回程的时候绕道往南京去了一趟,就是去见她。她约我去当地一家很出名的清吧,我们吃西餐,喝鸡尾酒,全程充满笑声。话题里没有涉及我的朋友,我以为她基本放下,于是觉得对朋友可以有个交代了:朋友曾经不无惋惜地说,如果她来找你,你帮我好好安慰她。我经常扮演这种很多余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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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 那晚风有点大,走出酒吧的时候已经是午夜,她穿着一件露肩的白色薄纱连衣裙,我们在路口等出租车。车来得有点慢,过了一会,她把几根头发拨到耳后,笑着问,陈老师,你冷吗?我马上反应过来。当时我穿的是一件黑色休闲西装,里面还有一件打底。我说,我不冷,而且我一直琢磨着一个合适的机会给你披上外套,现在机会来了。于是迅速脱下,缓缓给她披上。一会,她又问,陈老师,你的香水是什么牌子的?我挠了挠头说,BURBERRY?这是我妹买给我的,我也不是很了解。她笑着说,味道很好,比他品位高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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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 敬姑娘偶尔会发信息给我,抬头都是“陈老师”,于是我也叫她“敬老师”。几个月后,她问,能不叫我“老师”吗?疏远了。我说你不也叫我“陈老师”吗?他说你不一样,我看你的文章都学到不少东西,叫老师是应该的。我说那你的好朋友叫你什么?她说,她们都喊我“敬敬”,我笑道,好,我以后也这么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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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 敬姑娘本来在上海一家外企上班,后来辗转去了南京,跟着一个老板创业,我在南京见她的时候,她正在搞各种手续。正式落户以后,她到广州找过我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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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 她的公司有一笔生意在从化需要跟进,她在那边鸟不拉屎的地方呆了几天,找了一个傍晚溜出来找我吃饭,我们约在上下九见面。我带她去吃一心鸡,后面又领着她,往老城区那边走,我们走到恩宁路那,我对她说了我去年平安夜和阿May的故事,她笑着说,真浪漫,平安夜我第一次在上海见到那混蛋,他当晚就骗了我。这话翻译成直白的话就是:你真屌丝,平安夜人家在啪啪啪,你在拍照片讨好一个装成女神的傻妞。我想到这个翻译的时候,当场就笑了。她问你笑什么,我一边笑一边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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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 我们走过荔湾湖公园的时候,她和我讲她家狗狗的故事,那只狗总是吃自己拉出来的粪便,有时还会把粪便当做美味的食物推到她面前,想和她分享。我说,这个晚上就这样被你毁了。她说,那换个话题,于是我和她说了上个星期苜蓿来找我的事。她说,陈老师,那姑娘是喜欢你的呀。我说,不可能,我和她只是很好的朋友。她笑着说,男女之间哪里有纯友谊的?我适时地问,那我和你算是什么关系?难道因为我和你前男友睡过一张床,所以我和你现在是情敌?她局促地辩解,不过辩解得不成功,我也是第一次见到她局促的样子。我最后说的那句话当然是开玩笑,也没觉得她会喜欢我,在她面前,我连心态也是小心翼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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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 随着“半年”渐渐远去,我们的关系也愈益自然。八月的时候,她有一次重感冒进医院,一个人打吊针。我半心疼半开玩笑地说,敬敬,你干嘛要这样为难自己?那些追你的男人哪里去了?这就是表现的时候啊。她说,是有男人说要来,不过我现在不想见到他们。我说你不要这么倔强,女强人也是有需要男人的怀抱的。她停了很久,终于给我发了一句,我希望那个是你的怀抱。我收到这个信息有点惊讶,我并没有把她看做和那些经常找我倾诉的姑娘有什么不同,我回道,我以为你讨厌被男人趁虚而入。她说,我不介意被你抱,你是我喜欢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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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 我要承认的是,即使是现在我在回忆这件事的时候,我也不能肯定那句话的意思是它字面说的那样,何况它字面有好几个意思。敬姑娘病好了以后,偶尔会问我,陈老师,你毕业后有可能来南京发展吗?我说,说来也不是不可能,南京的高校不少,气氛我也喜欢。她笑笑说,那就好。我说,看你这种身体状况,我得找间跟你比较近的房子。她问,为什么呢?我说,这样我看望完你,回家就方便了。她说,不方便也没关系啊,你可以睡我那。我笑笑没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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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 这个故事有一个令看官失望的结局。我听了那些话,没有跟她表白,也没有以别的方式试探。原因有几个:我怕她前男友介意,我毕业后有可能去不了南京,最重要的是,我不确定我们真的喜欢彼此。作为一个美丽的女强人兼女文青,她在微博上的粉丝将近一万,每发一条微博,回复一百以下都是算少的了。我对自己捉摸不透的感情也是没有信心,我需要时间来确定,这个时间,就是我前面说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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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 年底的时候,有一天我妹妹在刷优酷,看到一个视频,禁不住嘀咕道,现在的人真浮夸,求婚也弄得众所皆知,我凑过去看了一下,在南京夫子庙门口,女主角是复旦毕业的,姓敬。我大概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我不能说我痛彻心肺,但是确实有感到心脏在做自由落体运动的感觉。我妹妹还在那边念下面的文稿:女主角说,他们是父母介绍认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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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 我一直没有去搜进一步的消息,我对已经确定的事情没有任何兴趣。我感到遗憾的是,我答应过她等她再来广州,就带她去沿江路吃海鲜,这个承诺一直没有兑现。九月有一天晚上我梦到和她去了老城区,我们在里面绕来绕去,但一直没有走出来。走出来的时候,天色已经晚了,她必须要坐飞机回南京。走前她回过头给了我一个悠长的吻。醒来后我把这个梦告诉她,她问,我说了些什么吗?我说你一直睁着眼睛,后来还嫌我吻技不好,她说,这确实是我会做出来的事。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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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 大家应该发现,我讲这个故事花了很大的篇幅,是的,我真心为这件事感到遗憾,可惜现在已经来不及了。鸟人在讲他前女友的事,让我想起了敬姑娘。我在前两篇文章里说我二零一二吃鸭蛋,其实不是的,我只是不愿意承认我就这样错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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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 大家也可以发现,我的两个悲剧凑起来,就是一个悖论。我需要很长的时间去确定自己是不是真的喜欢一个人,于是当一个人出现在我面前时,我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在没有确定的情况下跟她在一起(我的两位前女友),另一个是在确定以后才和她在一起(敬姑娘)。如果我做出第一个选择,我有可能找到我的真爱,也有可能伤害别人,如果我做出第二个选择,事实有可能证明我们确实不合适,但也可能证明,我们错过了真正喜欢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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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 所以我们又回到这篇文章的主旨,有些事情,真的是“运气”的问题,谁也负不了责任。我不会因为错过了敬姑娘,以后面对每个我不确定是否喜欢的姑娘,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在一起了再说;我也不会因为和最近那个姑娘不合适,以后就谨慎到拒绝所有的姑娘,等一年后再说。正因为有未知,我们有时才会错过,才会做错,这些“错”,是人类的局限性造成的,谁也没有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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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 连上帝也没有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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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前/錯位的女權之爭.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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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前阵有个女性朋友的QQ签名是韩寒的一句话:“如果有一天我跟我女朋友说,走,我们一起去看电影。她告诉我,不行,我要陪老板去见个客户。这是我不能忍受的。我也不能去把她老板揍一顿,因为这也不是他的错,是雇佣关系决定的。所以,我哪怕卖血也不会让我的女人去给别人打工。”她在引用后面加了个响当当的评语:牛逼韩。我看到之后把韩寒的另一篇访谈发给他,然后很小心地告诉她:男人对女人的态度后面总有一个理由,很多时候,这个理由不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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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当年本人因学术目的在一个以女性为主的豆瓣小组里潜伏过一阵。有一天组里出现了一张内涵贴,讨论的题目是“男人对女人的物化”,正文是一大段一大段的控诉,控诉男人用物质来诱惑女人,并将女人当做商品来购买的心态,这个帖子一发出就博得了一片喝彩,一直潜水的我也忍不住热眼盈眶地补充道:是啊,男人物化女人,女人又反过来物化男人,大家抱着一起死。楼主也禁不住感叹:为什么男人要去追求权力金钱地位呢?物化自己又物化女人。于是帖子在众组员的小宇宙热推下被长期置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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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两天后又出现了一个帖子,发帖的还是同一个人,这次说的是择偶的问题,楼主感慨说,嫁男人还是要嫁个有钱的啊,找个没钱的,人家觉得你跟着她就是要吃苦的,不会对你太好;找个有钱的,不在乎那点钱,才舍得给你花,才会对你好。这次又赢得了组员的一片共鸣,而我又不识时务地浮出水面说:楼主,你这个帖子和两天前的帖子有点冲突吧?你要男人别去追求金钱,但你又想嫁个有钱给你花的男人,男人不追求金钱哪来的钱给你花呢?富二代也不会等着坐吃山空的。严格来说,这当然不是一种逻辑冲突,因为她可以说,她要的是她的男人以“不执著”的心态,甚至是以为了让她幸福的心态去追求金钱,并有能力追求到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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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于是这就牵扯到一个很熟悉的话题,这个话题伴随着那篇流传甚广的《中国式女权是伪女权,本质是要求不劳而获》而被多番讨论,那就是男女的权利义务分配问题。很多男人搞不懂的一点就是,为什么女人在谈到权利时要求男女平等,谈到义务时却总希望男人来承担大部分呢?其实这种想法很好理解,因为两种“应然”所奠基于其上的“实然”是不一样的:男女权利应该平等,是因為男人和女人同样具有各种人之为人的可行能力,正是这种人之为人的可行能力保证了在一些基本层面上,每个人都应该受到同等的待遇;而男人应该承担更多的义务,是因为男人一般来说在体力上比女人强壮,而且女人独自挑起了男人无法分担的生育责任,更重要的是,在现有的社会里,男人占有更多也更容易占有更多的社会资源。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前一种实然是绝对的,每个人都具有人之为人的可行能力,所以由其奠基的应然也是绝对的,不因一个人的性别、种族、出身、收入而有所不同;后一种实然确是可变的,因为我们完全可以设想一对在各方面阴盛阳衰(包括体力)的丁克夫妻,这时如果提出上述的说法作为理由要求男人承担更多的义务,似乎于理不合。用康德和密尔的术语来说,前一种应然所产生的义务,叫做“完满义务”,后一种产生的义务,叫做“不完满义务”,前者是权利义务互相对应的,后者则不产生与义务对应的权利,比如我有不伤害你的义务,你也就有不被我伤害的权利,但当说我有帮助你的义务时,你不能因而说你有要我帮助的权利。可以说,由于不完满义务的存在,义务的范围要比权利大得多。因此在权利平等的基础上有义务不平等的情况也就十分自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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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 这里面可以衍生多重的吊诡,殊难被人察觉。本来在当下的中国语境,男女权利应该平等,男人应该承担更多的义务,这没什么问题。问题在于很多女人忘了(或根本没知道过)男人之所以应该承担更多义务的原因,比如上面我们说到的那对在各方面都阴盛阳衰的丁克夫妻,很多女人对处于这种婚姻中的女人是抱着优越感的,在她们看来,理想的婚姻应该是男人在大多数方面都比女人强,但却对女人有求必应,如果一个女人条件已经很好了,那她就该找个条件更好的男人(这也是剩女不断增多的原因,因为资源在两性间的公平分配是趋势,优秀的女人会越来越多,优秀的男人却不见得增多)。女人在为自己的诉求辩护的时候用的是一种很奇怪的双重修辞,在谈到权利的时候,所有的女人俨然高高在上的公共知识分子,“自由”、“独立”、“平等”等现代伦理学术语用得一个比一个溜;在谈到义务的时候,又摇身一变成为低端言情小说家,说来说去只有两句话:“你们是男人”和“这才是爱”。男人一听就火了:要我买房的时候怎么不说男女平等?要我分担家务的时候怎么不想想我是男人?本来因为拥有比女人更多的资源、机会和条件,所以男人才在两性关系中承担起更多的义务,但在商品叙事的演变中,这种义务在房地产广告、女人的虚荣心、亲戚邻里之间的攀比、丈母娘的严词拷问中变得越来越理所当然,最后大家都说:女人本来就应该享有那样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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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 同样,男人也不见得比女人清醒。我经常听到一些男人说,她既然图的是我的钱,就应该给我一个完璧之身,就应该允许我在外面找女人。这种话让忍受不了女性伦理逻辑的男人听起来十分解气。但实际上,这种把权利义务之间的关系完全理解为买卖关系的逻辑也高明不了多少:我付了钱,你就应该满足我的要求,只要事先价码谈拢,后面的事也没什么好说的了。于是男女见面互报条件,互诉愿望,互探性格,全都变成了交易前的讨价还价。交易达成,步入婚姻,男人就买断了女人的一切。你不是要房子要车子要LV吗?老子都给你!乖乖给老子传宗接代,相夫教子,老子在外面风流快活你管不着!殊不知,有些东西是买不断的,生不生孩子是女人的权利,允不允许你出轨也是她的权利。男人可以承担比理论上更多的不完满义务,但这不代表他可以此来豁免自己的完满义务,女人有一些不可让步的诉求,那是她们作为与男性平等的自由人的基本诉求,尊重这些诉求始终是男人的完满义务。把义务当做换取自己优越地位的筹码,事先就打错算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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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 当然,这些都是废话,我们可以不讲“应然”,纯粹按“实然”的“传统”和“强力意志”来理解男女间的关系,只要不犯法不出人命,两口子爱怎么玩怎么玩。我熟悉的某个地区依然保留着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习俗,在那里为了维持生计,男人女人都要出去干活,但女人干活回来,还得煮饭做菜洗衣拖地照顾老人孩子,有些男人赚得还没女人多,回到家里依然作威作福,有时还有赌博和家暴的习惯,我跟比我年长一辈的阿姨婶婶聊过,都说:这是女人的命。我知道这肯定不是女人的命,因为在我知道的另外一些地方,女主外男主内,女强男弱也是一种很常见的家庭模式。不说宏观的,在我们身边,某男人和某女人结婚,我们常常会说,男的亏了,又买房又出家具,或女的亏了,那么漂亮还倒贴一个铺位,但转念一想,管他呢,这是人家的家事。我们心里一直有杆秤在那,只是我们平时过度入世,甚少反思,不知道秤的尺度在哪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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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 我说这些自然不是为了扰乱习俗,倘若有男人看了我的文章不愿意掏钱买房并在房产证写上两个人的名字,或有女人看了从此断了传宗接代相夫教子之念,那一定不是我的错;我很惊讶这片经历过亡天下的土地还有人孜孜不倦地用洋文述说着“礼法习俗”,在我看来,这种传统话语与现代术语杂交的结果就是每个人都拼命搜刮两边的资源妄图使自己利益最大化,就好像我们的国家在收费上总想跟国际接轨,在服务上却老有自己的国情一样。有什么样的男女就有什么样的国家,这句话倒过来说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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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作为时代人格的陈冠希老师.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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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作为时代人格的陈冠希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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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在朋友圈看到有人分享《触手可及》,一部讲陈冠希老师的片子,介乎访谈与纪录片之间。大陆在零八年以前对80后香港艺人的了解程度,可以用王小峰那时的一句话来证明,“至今不知道阿Sa和阿娇到底谁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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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和其他大陆人不一样,我从陈老师初出道时,就非常关注他。当时我跟坐我前排的一个女同学,都是霆锋的粉丝,可陈冠希第一张专辑还没面世,她就移情别恋了。用她的说法,谢霆锋只是“靓仔”,陈冠希是“国际级靓仔”,谢霆锋是世俗层面的“叛逆”,陈冠希是形而上层面的“不羁”(天知道她怎么想到这样的对比),在可以自夸的方面,陈冠希都比谢霆锋略胜一筹,怪就怪霆锋出道的时候选错了路线,没有想过以后会在娱乐圈撞见自己的这个旧同学。后来陈老师的歌出来,我问她,你看他唱的什么鸟东西?论才华他比不上霆锋吧?但其时她的眼睛已呈桃花状,听不进任何Edison的坏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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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由于铺天盖地的循环播放,免不了学会唱他的一些歌,在这里面,我说得上的名字有《极爱自己》、《坏孩子的天空》、《双手插袋》、《I Never Told You》和《夜风》。说真的,这些歌的流行,和他自己的唱功没有一点关系。他在《触手可及》里说有人批评他“靠脸吃饭”,这大概是那个时期听完他唱歌的大部分男性的一致感受。他做了主角的电影,印象中只有《狗咬狗》、《特警新人类2》和一部MV改编的《愿望树》,票房大卖的电影如《无间道》和《头文字D》,他都是配角。他在《还记得我吗》里说自己很会做设计很会做生意,这个一般人无从了解,而且这也不是我们对一个艺人的评价标准。新闻里经常听到他和吴彦祖抢Maggie Q,和余文乐麦浚龙抢阿娇,这大概就是我对艳照门前的他的全部印象。再加上高中班上有个小阿飞,从说话和发型,到“歪嘴”和“双手插袋”的习惯,都在模仿陈冠希,要说我对他有什么好感,那基本是说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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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反而是零八年的那个春天,我对他有一点同情。当时我还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也隐隐然觉得有什么不对。说他“活该”的人,没有意识到这件事的荒诞性质。陈冠希确实得罪过很多人,不过这次在网上曝光艳照的人,并不是因为恨他才把照片视频曝光。反而是娱乐圈那些或多或少被他顶撞过的前辈,都有出来为他说话。有的人认为,他当初就该想到万一那些艳照曝光会给自己和那些女明星带来多大的麻烦。这是事后诸葛亮的说法,如果陈冠希在做那些事的时候想得到这些,他大概就不是我们认识的陈冠希了。“艳照门”的关键是:陈冠希在做一件他认为完全没有问题的事,而且他大概认为即使曝光也不是严重的问题。出事之后,他在网上和朋友说,我要成Paris Hilton了。他完全没有预料到事件会有那样的爆炸性负面效应。他发了道歉声明,二零一一年十一月被谢熊猫作为相同体裁的模板推荐给抄袭的孙宇晨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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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 在我的视野里,陈老师沉寂了许多年。但据微信公号“严肃八卦”的萝贝贝说,其实这七年来他到处走穴,甚至在《蝙蝠侠》里出演过三秒。他在《触手可及》里也说,这些年也陆续出了一些Hip-Hop专辑(市面上一点动静也没有啊)。这部片子之前,许多人以为陈冠希最大的成就,就是睡了无数的女明星,并且把“陈老师”这个头衔从陈绮贞那里夺过来。看完之后有人会“哇”,原来陈老师在商业上也做得那么成功。在片子里,Edison在镜头前开着车,在洛杉矶四处转悠,一面说,我很享受现在的生活,我的公司营业额超过一千万美金,我很感谢那些恨我的人。我想在他的认知里可能存在某种误区,他以为很多人一直看不惯他,等着他栽跟头,艳照门之后,大家以为他再也站不起来了,但是他站起来了,所以该让大家看看:你们瞧不起我是吧,看看哥现在活得多滋润。如果我对普通人的认识没有太大偏差的话,我想不喜欢他的人里没多少会因为这个片子对他有改观。像我这种介乎同情与不喜欢之间的,更是觉得避重就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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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 陈冠希的爸爸是富商,从他很小的时候,就有各种娱乐圈明星在他家出出入入,梅艳芳张国荣都曾经是座上宾(《极爱自己》就是张国荣作的曲)。他遗传了父亲俊美的脸庞,他的第一笔生意的本钱,两百五十万港币,也是从父亲那里来的。他说自己在艳照门几年前就开始把精力放在生意上,并且为自己经商的天分和未雨绸缪的直觉感到自豪。不过,我们可以试着问:抛开他凭借着父亲的人脉和自己的长相在娱乐圈积累起来的名气,抛开他父亲给他的起始资金,他的生意还能做得这么大吗?(事实上我也没觉得年营业额一千万美金的生意有多大。)抛开这些,他自己的品位和努力到底在里面起了多大作用,实在很值得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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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 在《触手可及》里,有一句话出现了很多次,用来解释他这么多年来的曲折:他们不喜欢我。为什么被英皇封杀?“他们不喜欢我。”为什么你的音乐电影不受欢迎?“他们不喜欢我。”为什么你被人说像赵本山?“他们不喜欢我。”为什么你总是和狗仔队发生冲突?“因为他们不喜欢我啊!” 当然他也解释了一下别人为什么不喜欢他,他说,那些不喜欢他的人,要么是嫉妒他,要么就是没脑袋。光从这来看,他就还活在别人的阴影里。他Instagram上每发一条新状态就有上千条评论,他不去看那些说他好话的,只去找那些留言讽刺他的,从人性上来说倒也正常,但他有一回还把一个黑他丁丁小的人的资料晒出来,让粉丝帮忙人肉。人类都在乎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即使是那些宣称不在乎世俗的看法的,也会在乎一些“不世俗的人”的看法,但陈老师似乎只在乎那些“不喜欢他”的人对他的看法。他说他过得很开心,说了很多次,我每次听都觉得像自我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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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 前面我说他避重就轻,因为他在《触手可及》里,几乎没有正面提到艳照门,只是说“那不是我黑心做的,整件事都是意外”。我当然不是希望他出来再道一次歉。不管他在私人问题上是不是太不谨慎,艳照和视频在网络上泛滥,错的肯定是上传和传播的人,还有那些贪一时嘴瘾,以言语对几位当事人实施凌辱的看客。我反而期待他能借这个机会回击,但是他在这件事上的态度更像一个PTSD患者。他有反问观众“为什么要讨厌我呢?”但是针对的是他在华语圈“引进”Hip-Hop音乐,而不是针对艳照门。我多么希望他面对着镜头说:我没有错,是你们错了!我和那些女孩互相喜欢,所以我们发生关系,我们拍照拍视频,只给自己看,有什么错?你们看着自己不该看的东西,还对我们指指点点,你们为什么有脸这么做?我不知道他是不敢还是没有想到,但是这个缺憾和他在整部片子想营造的“依然不羁”的形象格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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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 我想我的女同学看错了他,他没有什么“形而上层次的不羁”,他甚至连“世俗层面的叛逆”都驾驭不好。“不羁”不是睡很多女人(虽然这也不是什么问题),不是动不动就和人发生冲突,也不是在含着金锁匙的前提下开了一家营业额超过一千万美金的公司就沾沾自喜。香港的娱乐圈本来就是资本游戏,“卖身契”塞满各大娱乐公司的抽屉,但这不意味着,一个艺人跳出来当老板参与了资本游戏就是对娱乐圈的颠覆。陈冠希在洛杉矶做的,仅仅是隔着大洋对杨受成们喊:没有你们我照样能活!仅此而已。当年被他“撬墙脚”的吴彦祖,后来主演《窃听风云》,和刘青云古天乐跻身香港警匪片中无人能取代的经典组合。常常与他针锋相对的余文乐,凭着《志明与春娇》塑造了一个深入人心的“张志明”,够自己一辈子吃老本。连销声匿迹一段时间的麦浚龙,都亲自执导了一部向港产僵尸片致敬的电影。陈冠希今时今日的生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完全没有问题,但作为一种成就向人夸耀,那就有点匪夷所思了。如果陈老师真的想给华语乐坛引入更多的Hip-Hop元素,彻底引发一次华语圈的音乐革命,那物色和培养有天赋和毅力的Hip-Hop新人,远比把钱砸在自己身上出专辑要切合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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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 陈冠希最大的局限性在于,他希望改变游戏规则,但是他似乎认为仅仅由于自己的存在就能使规则改变,放电、卖萌、发烂渣、恶言相向、甩手不干……这是他常用的方式。他不具备改变规则的魄力,也不具备改变规则的能力。后者并不是资本的问题,而是话语的问题或者说观念的问题。陈老师在国外生活多年,英文口语好不流利,思维方式和行事风格也早已西化,但却从没真正地熟练地掌握西方的价值话语和观念系统。说得不好听点,在一些严肃的问题上,他连完整地表达自己的意思(任何一种语言)都做不到。从他解释事情所用的方式,还有他面对艳照门的态度,我们就可以看出:在他的认知里,世上的事只分为“喜欢的事”和“不喜欢的事”,世上的人,只分为“喜欢他的人”和“不喜欢他的人”;如果在一些事情上,不喜欢他的人是少数,他就会张牙舞爪,另外一些事情上,不喜欢他的人是多数,他就会尽量少提。他今年生理年龄三十五岁,心理年龄估计只有十五岁,也许他在某些方面是天才,不过肯定不是音乐,也不是时尚。指望他去充当一个主流的“颠覆者”的角色,就好像要一个小孩子带领一支军队推翻暴政一样荒唐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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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 有的人会问,你为什么要对一个(过气)艺人这么苛刻?我高一的时候,有一次和父亲在饭桌上谈论陈冠希,我说我觉得他唱歌很难听,父亲最后气急败坏地说,他中学的时候就拿过校园歌唱大赛第一名(未经证实),你有什么资格瞧不起人家?我现在对陈老师的印象,比高中时对他的印象还要好一点,只是有一点看法我始终没变。我那时对父亲说,如果他中学时唱歌已经拿到第一名,现在再唱成这样,就真的说不过去了。今年陈老师的新闻又开始占领一些八卦版面,我心里对他是抱有期望的。他在《触手可及》中说,他很看重中国,看重中国的人。作为艳照门事件中舆论暴力的受害人之一,并且是其中最具反叛力的一个,本来他有望重新激活对事件的讨论,对中国的公共道德进行一次拨乱反正。零八年以来,已经有很多人给他做好了铺垫,等待他发动一次总攻。如果他想影响中国,或者对当初的遗憾进行弥补,这就是最好的方式。可是整部片看完,我觉得他说得很夸张,实际的野心却很小:他只是想以一个更好的形象回到中国观众面前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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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 每次讨论到“叛逆者”,就会牵扯到一个后现代逻辑:叛逆者最终总是成了系统的一部分,系统象征性地允许“反抗”的存在,反而使得系统本身维持得更稳固。这个逻辑可以用在韩寒的身上,不过用不到陈冠希的身上,在某个意义上来说,陈冠希的位格更为卑微,他不是一个叛逆者,他是一个空有叛逆的姿态,却希望不用花太多力气就能得到主流喜欢的“媚俗者”而已。那些“形而上层面的不羁者”,不会在一部纪录片里温柔地表示自己希望有一个家庭,在亚洲和美国之间的小岛上,每天无忧无虑。他们在系统之外,慢慢地积累自己的弹药,不时地对系统发起冲击,伺机改写整个系统的代码。他们在公众的视野之外,但却在每个人的灵魂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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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死于少女时代.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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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死于少女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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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我读中学的时候,没有交到过什么异性朋友,我对少女的全部认识,来自我的两个妹妹,还有我以前喜欢的一个人。因为机缘凑巧,我看出她那些文章里所透露出的少女心思。我把这一块块心思像拼图一样拼出来,朦朦胧胧地给你们展示一个不太平凡的姑娘的少女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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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在某个意义上,江吟是我写作的启蒙者。她教给我的第一课,我终身受用,她说,你想写好文章,改掉一个坏习惯,不要用太多“了”。那时她才十四岁,看到《别了,________》这样的半命题作文,就懂得写《别了,二十世纪的中国》,而我只会可怜巴巴地写《别了,爷爷》,被“北姑”(语文老师的绰号)作为反例在班上笑话。我现在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搜一下她的名字。我总觉得,以她的天分,和她从事的职业,不至于一直默默无闻。然而我又感到泄气,以往她的文章在每一个场合的出现都有一种“隆重登场”的效果,如果要出名,她早就出了。说不定她一点也不再享受这样的虚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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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所以与其说她像《我的少女时代》里的陶敏敏,不如说像《港囧》里的杨伊。要说谁像陶敏敏,那应该是以前出现在我的小说里很多次的小曼,只是小曼不会做出给人寄幸运信这样没文化的事。我们的欧阳非凡有两个,一个是校足球队的,叫李秋阳,浓眉大眼,一口纯正的北京腔,走起路来姿势挺拔;一个是逗比学霸,叫周哲涛,一脸纯真,学习成绩一路在男生里面领跑,平时却嬉笑怒骂,没有一点架子。初中毕业晚会,投票选举班花班草,小曼高票当选班花,两位男神并列班草。江吟没有来,大概是不喜欢这样矫情的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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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至于徐太宇这样的人物,也不是没有。我们那所学校虽然是重点高中,不过也是有“揸旗人”的,刚好在我们班,叫卢智明。徐太宇不屑于作弊,而卢智明作弊可不止一次把我拖下水,初三第一学期期末考,我填完语文选择题的答卷随手放在一边,卢兄从后面伸长脖子猛抄。监考老师柿子挑软的捏,不敢得罪他,于是走到我面前,指着我的答案大喊,你干什么!干什么!我一头雾水,事后收到卢智明的道谢,才得知缘由。关于他的事迹我了解不多,只是他平时对我颇为客气,我也没有深究。一次去洗手间,看到他在洗手盆处对一个四眼哥哥,像山崎龙二一般狠踹,那也是我第一回见他如此动怒。后来听说,该四眼兄之父乃支队高层,当晚卢智明被一大班武警追杀九条街,从东门狂奔至黄贝岭,周一打肿脸上学,还让人感到傲气不减,不由佩服。现在想来,我们班的人能沉浸在你追我赶和儿女情长,也是多亏他把那些破事儿全部挡在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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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 这个故事里没有林真心。并不是因为我记不起班上那些平凡的女同学,而是我翻遍同学录,发现我们班上的女生都不是凡人!她们一个个不是能引发男生争风吃醋的迷人精,就是已经崭露头角的学霸和艺术家。小曼最好的朋友,当时文笔和江吟平分秋色,现在已经在凤凰卫视做到中高层。这样的阵容,要挑出一个默默地善良着的姑娘也是不太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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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 女神们的少女时代,其时已经没有听到有谁喜欢刘德华,谢霆锋、郑伊健和木村拓哉才是大众情人,2000年左右,陈冠希老师顺势而起,夺走大批霆锋的粉丝,当时开始听陈医生的,品位要领先同龄人整整十年,周杰伦在我们初三那年终于出现,教会了我唱口齿不清的R&B。女明星里,梁咏琪、杨千嬅和滨崎步最受欢迎,梁静茹和蔡依林的名字才刚刚听说。小曼告诉过我,她最喜欢的两个明星是王力宏和孙燕姿,后面似乎还欣赏过日本组合Winds,去了澳洲以后,才迷上了“东方神起”。江吟自己长得有点像刚出道时的蔡依林,前面提到的明星,她几乎一概不喜欢,只是夸过陈老师“好靓仔”。在有一年的校园歌唱比赛上,她唱的是《长大后我就成了你》,隐约听到一些嘘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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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 高冷如她,应该是不会主动喜欢什么人的,一般的男生也不太敢接近她。班上有个无赖,油嘴滑舌,成绩倒数,那时倒还没完全长残,偏偏喜欢她这样的。两年下来,无赖一点便宜也没有捞着,却依然坚持不懈,直到我被她拉上当挡箭牌,无赖被足球队取笑为“武大郎”,方才作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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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 江吟要拿我当幌子,并没有事先和我商量,她要是和我商量,我应该也不会不答应,只是期望就没有那么高了。这件事告诉我们,沟通很重要。当然你现在问我后不后悔,我也不后悔。我唯一奇怪的是,为什么无赖不找我打上一架?在那个年代,这实在是动手的至高无上的理由。我一无后援,二无后台,打架更是手生了几年。这种胜利来得不费一点力气,后来果然证明是虚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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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 我和江吟“在一起”,不知道她心里是什么感受,因为她的文章里也没有写过这一段,从她高中两个相熟的异性好友嘴里,我也没有听到相关的说法。不过在那段日子,我们上课传本子,我每天送她回家,感觉她和我有说不完的话(本子我现在还留着)。她大概还是我喜欢的姑娘里唯一让我见过家长的,我们在她家里一起做过作业,不过从她妈妈的表情来看,估计不怎么喜欢我。她给我写的同学录上,还有这样的话:“别丢掉你那叛逆的个性,或许这正是别人所欣赏的。”于是我就真的没有丢掉,走到哪就把人得罪到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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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 江吟向我提到过李秋阳,轻描淡写,说他身上有一种北京男孩的爽朗,很干净的感觉。我想以她惯用的煽情修辞方法,这样夸应该算不了什么。实际上我错了。我从来没想过这个人会是我的情敌,因为全世界都知道他喜欢着自己兄弟的前女友赵扬。他兄弟杜凯曾经和江吟是同桌,两人郎才女貌却从来没有来电,杜凯和赵扬在初一时曾经在一起一年。这是个奇怪的四人组合,还不算一个在食物链最底端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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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 赵扬这样的姑娘,委屈在我的故事里做个配角,其实她的经历都够拍好几部大陆青春片了。我们初一初二在面对着东门北路的那栋教学楼上课,一个年级占了整栋楼,到处都是空教室。有一次我在隔壁空教室午自习,她跟杜凯一边吵一边闯进来。她说,你要分手还不如打死我!杜凯说,你是不是以为我不敢!她说,你打呀!杜凯一个巴掌就过去,毫不迟疑。后来我在《颐和园》里看到一样的情节,心想这世界上的依赖性人格障碍患者还真是相似。杜凯拂袖而去,赵扬扫到在一旁看戏的我,冷笑着对我说,这算什么?我还为他割过脉。失魂落魄地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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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 在我们快毕业的时候,赵扬喜欢上水哥的弟弟,不过小学弟粉丝众多,对她一点意思也没有。她在给某人的同学录上写着,“喜欢小水,让我下沉,让我哭……”,这是容祖儿的《痛爱》里的歌词。你问我为什么知道这些?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都有传阅同学录的习惯,每一本同学录都变成“我想对班上同学说的话”,我就这样在同学录中口无遮拦,又得罪了很多人。我不知道她是不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让杜凯难过,但我知道,李秋阳一定是更难过的那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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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 毕业晚会后,我们一群人转战到麦当劳。李秋阳和赵扬都去了,赵扬在一边用吸管把可乐吹得欢嚣作响,不跟任何人说话,李秋阳坐得离她很远,偶尔偷偷瞄她一眼,还要被我瞅见。我看不下两个人这种难堪的沉默,走到赵扬那边拍拍她,指了指李秋阳,她点点头,把身子挪到他旁边,两人低声聊了起来。我以为今晚会是个大团圆结局,不由得生出一种多管闲事的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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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 李秋阳高中一直没有谈恋爱。我听闻,赵扬对他说过,你是不是想要我?你想的话我们就做一次,做完你就死心好吗?这不代表她就是那么轻浮的人,因为以那时李秋阳的人品来看,几乎是不可能答应的。高一第二学期,赵扬带着一个中分头的男生(杜凯以前就是中分)回来看望老同学(我和李秋阳都是从本校初中直升高中),听说是一个乐队的吉他手。连我这么迟钝的人,都一眼看出她回来的目的。李秋阳和他们两个寒暄了几句,就回到班上自习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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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 说来我对李秋阳,真是没有一点嫉妒,就连知道江吟喜欢了他许多年,我心里也是想,他们两个要是能在一起,倒也是一段佳话。有一回我听到班上(我们高中不同班)的一段对话,可以看得出他给大家的印象是如何的。甲说,听说我们学校的足球队要对阵红岭足球队。乙说,是的,而且红岭的队长很有大将风范。甲沉思了一会儿,说,李秋阳也很有大将风范,我们未必处于劣势。我说我从来没嫉妒他,倒不是因为我觉得自己和他差距太大,而是我认为我们“领域不同无法比较”。大学毕业,听说李秋阳代表上交毕业生发言,然后马上被移动签了,我那时刚考上研究生,一点也不羡慕他。日后听说他出了国,在美帝过着声色犬马的日子,略微感到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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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 江吟和李秋阳最直接的“交锋”,发生在高一。她给他写了一封很长的情书,亲自交到他的手上,他接过后没有说一句话,看完以后没有一点回复。这对于曾经收过几百封情书、一拿到就往垃圾桶里扔的江吟来说,就像一个报应。她对我说,就算给我一个冷酷的拒绝,对我都没有那么残忍。我不止一次在江吟的文章里看到李秋阳的影子,那些她为他而写,因他而写,写的时候想到他的片段,不计其数。她在92°咖啡喝卡布奇诺的时候想起他,在看《周渔的火车》时想起他,在云南的酒吧听到北京口音时想起他,现在去了欧洲,见到每一个中国男人时,说不定还是想起他。李秋阳至少贯穿了她七八年的人生,他对于她来说,可以用林夕的那句话来形容,“写了许多词,但却赢不到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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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 写作者长期陷于这样的感伤情绪中,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我不敢下定论。曾经我以为感情带来的消极情绪对于常人是不好的,对于写作者反而是幸事,寂寞、不安、忧伤、心痛、绝望……这里哪一种没有奏出过绝美的音响?可我们都不是词人,没有资格做一个“职业失恋者”。大学以后我们还在一个学校,一起进入一个校媒,她第二个月就退出,我一直做到第三年,中间收过她的投稿,其实颇为失望,我觉得她可以写得更好。不过二十出头也是年轻,于是我就等着,期待她一鸣惊人的那天。大学结识的一些朋友是她的同学,在她们嘴里听说不少她的事。有姑娘被她一篇文章迷倒神魂颠倒,从此对她奉若神明,等到她挥手告别,她们才如梦初醒。我相信她有这样的本事,她以前就有,我不会忘记自己曾经为了她和最好的朋友吵得面红耳赤,几至割席。可如果这就是她的文章的正确打开方式,我会觉得有点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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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 初中毕业没多久,我收到一封她写给我的信,信里说,你说得没错,我像安娜(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宁娜),你读懂了。说来在我们的同学中间,再也没有人比李秋阳更像弗龙斯基了,但是这个弗龙斯基,却爱上了一个卡门。江吟竭力想纠正这种角色错乱,可李秋阳连看完她的一封情书的耐心都没有。在二零一一年的一篇博文里,她写到,她就是一个永远被困在少女时代的人,就好像弗洛伊德笔下被困在某个阶段的孩童一样,一辈子留下某些症状。她不停地爱,不停地写,把对他的感情转移到其他人身上,男的,女的,可他们都太服帖,她再也没有遇过像他那样对她爱理不理的人。最后一篇博文,记录了她在美国再见他的情景。他大赞她的美貌,前倨后恭,对她殷勤无比,在酒店门口,她甩开他伸过来搂她腰的手,头也不回地走了,连一滴眼泪也不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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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 他就这样死在她的少女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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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一种类似“人格分裂”的伦理学.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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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一种类似“人格分裂”的伦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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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前两天和一个朋友吃饭的时候,我说,这么多年来,我都在努力学着和自己相处。这不是一个修辞性的说法。在某些时刻,我会有一种“疏离(alienated)”感,觉得自己和置身当下处境中那个“自己”不是同一个人,“我”甚至饶有兴趣地观察“他”的言语和行为,看看“他”如何应对当下的处境。在“我”看不下去的时候,“我”还有一种“挺身而出”的感觉,应对的风格就会大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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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不要误会,我不是人格分裂,在心理学上,这是人在自我保护的一种表现,更重要的是,由于我自身的一些观念,这种体验会更加真切。在《自由主义者的“心力”》一文中,我说过:“从‘我’有‘自我意识’开始,‘我’已经不是一张白纸,而是一个有着一定‘基底’的主体。这些基底,正是‘我’的基因和成长环境所塑造的,属于运气的一部分,它们有些可以被改变,有些则十分顽固。”我说“和自己相处”,也就是在和自己的这个“基底”相处,“他”想要什么,想要做什么,“他”的感受,“他”的喜好,“他”的能力,“他”的想法,这些我有些是可以改变的,有些则改变不了。用一个哲学的梗来说就是,有时我觉得罗尔斯的无知之幕设计,并不像桑德尔说的那样违反一般的自我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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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在我的少年时代,我并没有意识到上面的这些,但一开始,与其说我发现了自己的“基底”,不如说我慢慢形成了“基底”以外的“自我”。在这之前的那种感觉是怎么样的?大概就是你只能意识到你和世界的其他事物是有区别的,你和其他人是有区别的,有时你也能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感受和倾向,但你没法跳出这些感受和倾向来进行思考。我以前看过小佳写的小学回忆录,看得出她的自我意识的出现明显比我要早,回忆起楚琳初一时写的一些作文,也看得出她是个早熟的人。我从小学开始看书,到了初三,才渐渐有了自我意识的雏形。这里面最重要的表现就是:嫌弃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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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第一次,我看到镜子里的自己,觉得很不好;自己有些想法,觉得难以接受;我怀疑起自己的能力,自己的天赋;甚至,我发现自己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不能控制自己对一个人的喜欢,很没有用。这不完全是阅读带来的,阅读让我发现,在我生活的这个地方以外,存在着广阔的世界,很多人的想法,和我周围的人不一样。但是,只有当我意识到自己被别人拒绝的时候,我才会去想,“我能不能变得和现在不一样?”那时阅读所积累的东西才能帮得上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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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 虽然我在《若干年后,如果我遇到另一个你》里写到我初一被小学喜欢的姑娘拒绝,还收到一封匿名的拒绝信,但老实说,那个时候,我还不能充分感受到“被拒绝”的滋味。那封信写得太狠,太脱离现实(居然说我“成绩不好”,不就是她年级第一我第二嘛),以至于我很难把自己和收信人联系在一起。初三的那次,才是有血有泪。楚琳为了躲避一个无赖的追求,在没有知会我的情况下,和我扮演了一个月的“西门庆与潘金莲”(这是班上人的说法),然后又冷暴力把我甩了。那几天,我打电话去她家,接的是她妈妈,从那之后,我就不懂怎么处理和岳母的关系了;我每天在我们曾经一起等小巴(那时深圳还有小巴)的立交桥头等她,一等就是几个小时,以至于高中三年,还是下意识会往那个地方站,有一次还差点因此被飞仔打劫;直到暑假收到她的信,我才真正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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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 在初三那个暑假,我把自己认为是缺点的那些特点列出来,写在了一个本子上,无赖(没错,我被楚琳甩了以后他居然跑来和我做朋友)来我家的时候到处乱翻,看到本子上写的东西,笑得猥琐至极。现在我不认为一个人被拒绝就去改变自己是件好事,但当时我改变自己的愿望是很真诚的,误打误撞地,这种愿望也部分地塑造了现在的我。我完全不知道楚琳喜欢的人是什么样的,她文章写得好,于是我就让自己坚持看文学名著,有几本书,至今想起来,还觉得对我影响巨大:《悲惨世界》、《堂吉诃德》、《少年维特的烦恼》、《约翰·克利斯朵夫》。于是在那几年,我性格里悲天悯人、不计后果、感伤多情、理想主义的方面,得到放大。我现在没法评估这些特性是本来在我的“基底”里就潜藏着的,还是纯然被塑造出来的,但至少,它们和我的“本性”并不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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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 从高中到大学,我又陆续喜欢过一些女生,我也知道自己不是她们喜欢的类型,每一次意识到,我都会想去改变自己,但从没有想过按照她们想要的样子去改变。也许是我不想勉强自己,也许是我觉得她们想要的那样子还不够好,我内心有一个模模糊糊的“理型”,我觉得只要我变成那个样子,她们也会喜欢我的。这里面有几个故事,我觉得值得一说。高中我喜欢了几年的姑娘叫小曼,她总是跟我说“我觉得你这样子就挺好”,后来她就和另外一个男生在一起了。我大二一开始喜欢一个叫殷洛的师妹,她不仅和小曼说一样的话,而且她真的让我看出她觉得我那样子就挺好。白天她上很多课,晚上她一边做作业,一边听我在QQ上讲禅宗或者后现代哲学,我在MSN space上的小说和神话哲学,她几乎每一篇都有留言,并且对我模仿尼采的几组札记赞不绝口。尽管如此,她也和另一个男生在一起了。后来我和超玉讲到,说,你看,关键时刻其实还是看脸。这么说其实并不公平,因为后面我就遇到一个不嫌弃我外表的。我和嬴莹在一起,分分合合有两年半,在我认识的所有人里,她是让我改变最多的。在大三第二学期,小明哥和苜蓿几乎以为我要放弃学术了。有一次我在QQ签名里写上“我错了,原谅我吧”,苜蓿对我说,你看你那出息。嬴莹不仅让我差点放弃学术,在女性面前学会低头,她对我最大的改变是在她离开之后。作为我第一段两情相悦的关系,她曾经在我卧病在床、最艰难的时候和我分手,让我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只可共富贵,不可共患难”的对另一半的偏见,从此没有憧憬过天长地久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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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 等到我读研的时候,我发现,我的“基底”已经发生了变化,改变它的不只有我的意愿,还有我的经历,而且,它也差不多成型了。后面我再想改变,也非常困难。我喜欢灵莎的那会儿,想为她信基督教,有模有样地跟着做了几次礼拜,读了一两个月的圣经,最后还是发现,这种“他律性”的道德不太适合我,于是渐渐和她冷淡。应该说,“基底”成型以后,我的女性缘是有上升的,这给一些后来认识我的朋友一个印象,以为我是什么把妹高手(我差点自己也信了),其实并不是这样。我唯一的技能,是在漫长的树洞生涯中学会的一点听弦外之音的本事,以及由此而来的一点微不足道的判断力,只要我看出一个姑娘对我没有任何意思,一般情况下,我就不会再浪费时间了。后面有些姑娘对我这一种恋爱观十分有意见,对我说,女人其实很心软,谁真心对她好,她就会被谁打动,但我不是很买账。不是我不愿真心对谁好,而是我见过太多真心敌不过荷尔蒙的例子(是的,女性)。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对于两个成熟的个体,双方或一方要改变很多才能在一起的,一般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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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 以前我会写自己的感情,那是因为我在那些感情里受了伤,我必须把它们重新叙述一遍,给这种伤害一个自己能接受的解释,我才能治愈自己。现在我还是会写到自己的感情,但我并没有什么伤要治愈,只是在我的前半生,感情是除了哲学以外最牵动我的事,我重新讲述那些事,是因为我想搞清楚,现在的自己是怎样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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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 我的“基底”基本定型,不代表我对自己了如指掌,经常会有一些事出现,让我发现,我对自己的了解还是不够透彻。这个时代的道德困境太没有新意,于是大部分这样的事,还是和感情有关。比如说,根据我对自己的了解,我本应对那些表里不一、“作”得要死、备胎无数的女性没有任何兴趣,可偏偏我遇到过这么一个,让我毫无招架之力。我以前很瞧不起那些用钱去买女人的虚情假意的男人,可是今年秋天,我突然很理解他们:有的时候你的心里会升出一种孤独,当你遇到这么一个可以减少你孤独的人,你愿意付出许多的代价,只求她留在你身边,片刻再多片刻。即使她对你的情意是假的也没有关系,只要她不说出来就好。我的朋友问我,你不是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很麻烦吗?我说,是啊,可是我并没有说自己不想要恋爱啊。她说,既然麻烦,又何必恋爱呢?我说,难道人类不能换一种相处方式,把那种麻烦剔去,只保留动情的那些时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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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 在某个意义上,我的那套“爱情运气论”也是从我对自我的认识中产生的。你的“基底”一开始是什么样的,后来又变成什么样的,中间你能改变的部分,其实并不多。你会被什么样的人吸引,你又会吸引到什么样的人,很大程度是你和她的“基底”和你们相遇时的环境相互影响的结果,自由意志的作用,十分寥寥。所谓“追求”(而不是“骚扰”),与其说是一段感情开始的原因,不如说是一段感情将要开始的征兆。让我体会最深的是两种经历:第一种是你面对一个被你深深吸引的女性,完全没有任何愿望想要和她发生任何故事,并不是她不够好看,也不是她哪里触犯你的禁忌,你就是对她没有一点感觉,就算你对她心生歉意,这也改变不了你的心意;第二种比第一种要更“残忍”一点,你并不是对她没有感觉,你曾经对她有感觉,在一起一段时间之后就没有了,就好像我在写《芳芳》的影评里说的,不仅苯基乙胺、多巴胺和去甲肾上腺素不分泌了,催产素和血管加压素也不分泌了,可她对你还有感觉,她并不想结束你们的感情。这两种情况让我体会很深,是因为它总是要伤到一些人,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我曾经不止一次试过和自己没有感觉的人在一起,最后不仅分手收场,而且由头到尾都没培养出什么感情(这是第一个要求我接受她的女生所说的话,“感情是可以培养的”)。有过这种经历之后,你就能明白那些不喜欢你的人之所以不喜欢你,并不是因为你哪里不好,她们真的是对你没有感觉。有了这种认识,对大家都是一种解脱。
25 |
26 | 我在今年出的书里提到“爱情运气论”,让一些也研究哲学的朋友颇为不满,说我消解爱情里的自由意志和道德责任。老实说,我是觉得爱情里没有什么自由意志的,唯一有能体现自由意志的就是这样的情况:我明明喜欢你,可是你不喜欢我,我可以选择用一些办法把这种喜欢掐灭。就我个人的体验来说,大部分时候都是能成功的,由无至有难,由有至无易,因为喜欢的滋长需要对方的回应,对方无法回应,这种喜欢就没有养分,慢慢会枯萎。幻想也能给喜欢提供养分,所以要克制自己的幻想。至于道德责任,作为一个康德主义者,当然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否认道德责任的存在,但是我并不认同康德对婚恋的许多看法,尤其是和上面两种经历有关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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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 我学伦理学最大的收获,就是知道了“人格整全(integrity)”这个词。它的意思,除了“正直、诚实”以外,还有“自我的重要构成部分,完整无缺”。所以一方面,作为一个康德主义者,我必须尊重理性和道德律,我也愿意让我的大多数行为与道德理性相符;另一方面,我也需要充分认识自己,认识到对于我来说重要的价值、愿望、追求是什么,以及我的脾气、能力、个性所给我施加的局限性是什么,以此来调节理性和道德所对我提出的要求。这就是为什么,我孜孜不倦地描述分析自己,对我来说,这就是一种伦理“工夫”,也是我实现“善好生活”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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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世上到处都是不爱子女的父母.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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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世上到处都是不爱子女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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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前天晚上有个朋友打电话给我,说羡慕我和我父母的那种河水不犯井水的关系,想问问我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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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不要误会,我并不是远在异乡,和父母老死不相往来。我和父母在一个城市,因为我长大的地方本身就是一个一线城市,我不需要“逃离北上广深”。我不仅和父母在一个城市,我还和他们住在一起,并且每个月给他们一笔可观的家用。尽管我偶尔抱怨他们思想闭塞,没办法理解我的生活方式,但我必须承认,他们对我生活的干涉力度几乎为零。他们和我的关系,大概就像那种提供有限用餐(因为我一般不在家里吃)和洗衣服务的房东和租客的关系。这样的关系当然不是自然而然的,而是我努力促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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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我和他们之间缺乏依恋关系(attachment),用一般的话来说,就是虽然我意识到我对他们负有责任且愿意承担,但是我并不爱他们。母亲在生下我之后没多久,就把我丢给祖母照管,继续回深圳和我父亲一起打拼。我和祖母之间也没有建立依恋关系,尽管我现在非常感激她在我两岁的时候就教我识字和算数。我对祖父有着很深的感情,因为他是个清高、正派的读书人,如果问我为什么从小就想做一个知识分子,那应该是受到他的潜移默化,可惜他在我初一时就去世了。父亲对祖父也有着我对父亲那样的隔阂。文革时他刚好上小学,祖父是乡里学校的校长,被当成反动学术权威打倒,全家都受到牵连,大姑被人折磨得上吊自杀,是我父亲一个人扛起了养家的重担。在那样的环境成长起来,很难说他对人有什么温情,他唯一的情感寄托就是我的祖母。在我的童年的记忆里,他每次从深圳回来,都让我又盼又怕,我盼他给我带来什么新的玩具(比如我曾经有的一辆蓝色的遥控车),又怕他问我话,他的语气就像警察审问犯人一样。有好几次,我回答得不让他满意,他想把我抱起来摔在地上,被我祖母阻止了。我被他带去深圳后,他每次喝醉酒回到家,就把我从房间里揪出来,涨红着脸,直勾勾地盯着我,让我回答“爸爸养你有什么用”。我要是回答得不好,就难免一顿痛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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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我很少看到父亲打母亲,他们虽然经常吵架,父亲也会摔东西,但是基本不至于对她拳打脚踢。我父亲也不怎么打我妹妹,他只是打我一个人。在那个年代,父亲打儿子太正常了,母亲偶尔也会拿衣架抽我,但是父亲的那种打,带有相当强的任意性,它没办法让我搞清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它只是让我对使用暴力的人感到十分轻蔑。后来我感觉到,他在我身上看到祖父的影子,因为他不止一次说过“你和你爷爷一样自命清高,不识好歹”。或多或少地,他认为家族的悲剧,祖父的这种性格是要负很大责任的,而且在他“发达”以后,祖父似乎也没有真正赞许过他(我印象中祖父从来没在我面前夸过父亲)。也许,他把对祖父的怨念转移到我身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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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 在我读小学的时候,我就意识到一件事:我不想变成像我父母那样的人。不是说他们不善良,我见过许多善良的人,他们也是其中之二。虽然那时我们的家境还算不错,但是我隐隐约约感觉到这和他们的能耐没什么关系,纯粹是赶上了好时代。我的父亲,用他的一个朋友的话来说,“是一个好人,但并没有他自己想得那么有本事”,跟赵辛楣对方鸿渐讲的差不多。他像我一样不能喝酒,一喝酒就上脸,所以容易喝醉。可他还特别喜欢喝,每次喝醉就骂人,把他的全部真心朋友都骂走,只剩下一群猪朋狗友和溜须拍马的人。这群人设下了几个骗局,把他上半生引以为豪的事业和财富全部掠走了。我的母亲是一个家庭主妇,从小到大,她给我的重要建议都是错的,比如不要看课外书,尽量找体制内的工作,不要写这些无聊的文章等等,所幸我不怎么听话。我的父母对自己的人生缺乏掌控力,他们也没有清晰的价值观,某种神秘的直觉告诉我,这两者之间或许存在着一些关联。于是我还是打算去看书,只有书能帮我走出他们给我营造的世界。我确实变成了跟他们完全不一样的人,我不酗酒,不赌钱,不重视人情世故,不爱交油嘴滑舌的朋友,我谨慎到多疑,但却一点也不保守,我甚至不想像他们那样结婚生子。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认为我的“自我塑造”是相当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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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 很多年以后我发现,我并没有完全走出他们的影响。他们两个脾气都不好,吵架时嗓门很大,动不动就摔东西,我虽然不摔东西,也努力克制自己,但是一旦发作起来,那个样子也常常让我对自己感到失望。他们不懂得表达对家人的关心,于是我也不懂,我妹妹也不懂,在我自己出了麻烦的时候,我总是想办法自己解决,而且不让他们知道,因为他们笨拙的关心方式让我觉得厌烦。他们自己有麻烦,需要我给钱的话,我就给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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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 更严重的是,我和他们的不同,某个程度上也是他们造成的。逢年过节的时候他们会出于人情世故给亲戚朋友打电话,问我为什么不打,我说我讨厌那些虚伪的东西,他们说人情世故怎么会是虚伪呢?我说你们不就是想和人家套近乎,以后方便捞好处嘛,你们又不是真的关心别人,他们无言以对。其实中国人的利益和情义,是没那么容易分得清楚的,但他们在我从小到大,一直对我灌输“搞关系能解决一切问题”,让我对那套人情世故感到厌恶。我的父母是我见过最坚定的患难夫妻,我父亲不像他的潮汕朋友那样有了钱就去包二奶,而且也不打老婆,我母亲在我父亲最落魄的时候都没有动过离开他的念头,甚至在我高中那会儿,她还一边料理家事一边出去工作来帮补家用。因为他们对家庭这样的执念,我们三兄妹是所有亲戚的孩子里平均学历最高的。尽管这样,我对家庭没有任何向往。在我的印象里,家庭只是我长大的地方,而且并不温暖,我在里面学到的都是反面教材。我现在成为的这个人,是我少年时代就想成为的人,但是,我还是不懂怎么去爱一个人,因为我也没有尝过被爱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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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 我的父母对我们的抚养方式,给我们灌输的观念,大部分都是错的。后来想清楚之后,我也不想去怪他们,毕竟正如我在前面所说,他们也是时代的产物,有些事情也不是他们能控制的。但是我对一些人在父母那里奉行的“左耳进右耳出”的政策感到不解:父母需要认识到自己的错误,需要意识到自己已经跟不上时代,没有能力给孩子充当人生导师,最重要的是,父母没有权利要求你按照他们想的那样的去生活;如果你只是阳奉阴违,而不敢真正反抗,时间久了,他们会以你“不听话”或者“不孝”的名义来惩罚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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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 我没有觉得我和父母之间的关系很难处理,因为一来我性格强硬,二来我对他们缺少依恋,三来我经济完全独立。同时要达到这三点不容易,我有很多朋友,被父母折磨得焦头烂额,都是栽在第二点上。中国古代的“孝道”是偏向父母的,可能是考虑到父母爱孩子是天性,还有年老的父母在年轻的孩子面前比较弱势,所以即使偏向父母,孩子也不会吃亏。但这种预设是错的。“天下没有不爱孩子的父母”和“父母在孩子面前是弱势方”这两点,都是错的。有的父母确实不爱自己的子女,有的父母还会利用子女对自己的依恋,榨取利益或者赢得存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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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 关于第一点,我不想拿现实中的例子来说明,因为我周围一抓一大把,一不小心就射中别人的膝盖。我前阵子在看两部致郁系剧集,一部叫《马男波杰克》,另一部叫《百年酒馆》。波杰克是个烂人,在他出了一本由别人代笔的自传出名了之后,他打电话给自己的母亲,他母亲说,你这辈子就是书里写的那个鸟样了,不会有什么改变的。她大概是忘了(或者不愿意承认),他会变成那个样子,她也是居功至伟。波杰克的母亲婚姻并不幸福,和他父亲打架是家常便饭。有一次,小波杰克在看骄马的访谈节目时,她突然走进来,在他身后坐下,神情冷漠地说,你毁了我一辈子,你最好像他(骄马)一样优秀来补偿我。成年后的波杰克一直以骄马为人生偶像,很难说跟母亲的这番话没有任何关系。他演《胡闹的小马》出名以后,邀母亲来片场看他表演,收工后一起去吃饭,母亲始终对他冷嘲热讽,不肯表扬一句。此后波杰克过得浑浑噩噩,人到中年一事无成,他人生唯一为自己争取的一次,就是去演《一代骄马》的男主角。纵观整部片,没有看到任何他母亲爱他的表示,但废材波杰克对于赢取母亲的认可,却是不遗余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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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 另一部,《百年酒馆》,就更加让人心酸。片中的皮特(Pete)是酒馆的两个老板之一,但也是一个有精神分裂的病人,他会看到很可怕的幻觉,为此他不得不吃一种特殊的药物,或者住进精神病院。第十集讲到皮特的幼年经历:他从小被亲生父亲老皮特送给老霍拉斯(Horace)收养,但是老霍拉斯是个暴君,把妻子当犯人一样关在家里肆意凌辱,在义母带着她两个亲生子女逃跑之后,小皮特一个人承受着老霍拉斯的全部暴虐,而他的亲生父亲老皮特明知如此却从来没有出口制止。精神分裂的成因很复杂,不幸福的家庭环境不一定是主因,但是缺爱和家暴,肯定会加剧它发生的几率。皮特为了逃离精神病院的追捕,后来跟一个女病友私奔了,大概是因为她是唯一一个让他感受到爱的人。他的弟弟(表弟)霍拉斯不爱他,他的姐姐(表姐)西尔维亚(Sylvia)对他更是刻薄,有什么办法呢?他们也是那个没有爱的家庭的牺牲品。那些把“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讲理的地方”挂在嘴边的人,看这部片真是会看得满脸巴掌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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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 这些都不是现实的例子,但是世上不爱孩子的父母多得是,不懂得爱孩子的父母就更数不胜数。看客在父母和成年的孩子发生冲突时,总是倾向于站在父母那边,觉得父母毕竟有养育之恩,且父母年龄渐长,哪有什么真正的能力控制子女?如果子女不多多让步,父母晚年实在凄凉。这种说法也是有误导性的。父母即使年长,对于大部分孩子并不是真的弱势,因为他们牵引着孩子刚来到世上那几年最关键的记忆,而正是这些记忆,塑造了孩子未来的人生走向。父母在抚养过程中留有一手,从来不表扬孩子,不让孩子感受到爱,在孩子成年以后往往还能以此对孩子进行操纵。就好像马男波杰克,拼命以骄马为榜样,想要获得母亲的认同,母亲越是不买账,他这种寻求认同的欲望就越强烈,以至于破罐破摔。中国古人说“棍棒下出孝子”,这个说法是有心理学根据的。父母在孩子年幼的时候只给孩子严厉的教训,但在他成年之后慢慢释放出赞赏和慈爱,孩子会为了获得这些赞赏和慈爱,继续听从父母的命令。每一个被网络舆论千夫所指的“凤凰男”或者在大城市拼死拼活被家人吸血的“樊胜美”,背后大抵都站着这样的父母。最近刚刚去世的女演员徐婷,她的父母基本也是这种。很多人纳闷:为什么徐婷愿意吃这样的亏呢,宁可用中医治癌症也不肯卖掉给父母买的房子来治病?因为她的奖赏回路已经被父母控制住了,父母的一点点赞许就能让她产生极大的快乐。那些被称为“孝顺”的人,不仅“孝”而且“顺”的人,大部分也是这样的回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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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 如果你问我有什么办法可以摆脱,我觉得办法只有一个。那些鸡汤里教人的话,什么和父母好好沟通之类的,完全不能听。父母掌握了操纵孩子的钥匙,你和他们沟通,叫他们不要乱用那把钥匙,有用吗?真正的办法,是把你的锁换掉。也就是说,只有彻底地否定了父母的“爱”的价值,你能够摆脱这种操纵。如何否定父母的“爱”的价值呢?首先,要意识到你父母是在操纵你,当你有这个意识的时候,操纵的手段对你的效果就会减弱;其次,要认识到,父母并不是真的“爱”你,他们只是在利用你,或者在你这里赢取存在感;第三,要有这样的信念:自己的价值不需要得到父母的认可,你的朋友、老师、同行、客户、受众、爱人(如果有的话)的认可,有时比父母的认可更重要;最后,就像我在别的地方经常说的,要和爱情家庭以外的内在价值建立持久的联系,只有当你有更高层次的精神寄托时,对父母的依恋才不会对你有致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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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 有人会说,这样父母太可怜了,中国的养老制度很残缺,很多老人没有子女的赡养根本活不下去。这时候,康德主义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否定了父母的“爱”的价值,并不等于要和父母断绝关系,也不等于不再尽对父母的任何责任。我认为,子女还是有责任赡养父母,并且保证他们在日常生活和生病的时候得到适当照顾,但除此之外,不必强求太多,尤其是,当你决定不想结婚的时候,你要记住,你没有义务给父母传宗接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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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 上面我说的那么绝情,但是我还是承认,和父母有一种健康的关系对一个人来说是一种难得的幸运,说这是“幸运”,因为它真的不是作为子女的人可以决定的。那些有意愿为人父母的,要时刻记住自己身上所肩负的责任:你决定生孩子,你就是“欠”了他,你对他的人生有无比重要的塑造权力,如果你不小心谨慎,你就要制造一个恨你的人,和一颗难以愈合的破碎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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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作为政治哲学一部分的爱情哲学.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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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作为政治哲学一部分的爱情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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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以前我看米兰·昆德拉的《被背叛的遗嘱》里说,好的小说家,绝对不能把小说写成某种哲学的例证,萨特的《恶心》就写得不好,通篇都是存在主义的注脚;小说家不是不能探讨哲学问题,但是小说家不能把小说作为哲学的婢女。其实读昆德拉自己的小说,从《玩笑》到《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可以轻易看出他的存在主义倾向,但他始终没有把这个词点出来,我也相信他没有“为哲学而艺术”的动机。没有那个动机,不一定就比有那个动机写得好,但道理我是认同的。这个道理,放在电影里也一样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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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在有关爱情的探讨中,最肤浅的一种,就是把它化约为道德问题。就好像我在《爱情没有你们想象得那么美好》里面说的,我并不否认爱情里存在道德责任,但那种“泛道德主义”却是我十分厌恶的。“泛道德主义者”把爱情的所有问题都还原为道德问题,强调只要一个人品格端正,就不会遭遇任何爱情的问题,所以如果爱情出现了问题,要么双方的其中一个(或两个都)道德出现了问题,要么这问题是能够以道德的方式来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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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最近有个朋友给我介绍了一部法国电影,叫《芳芳》。它帮我狠狠地打了这些人的耳光。男主角亚历有一个未婚妻,却依然被少女芳芳深深地吸引。看到这,我以为电影讨论的是:如果你爱上一个人,但你已经有恋人或配偶,你会怎么办?在周润发主演的《大丈夫日记》里,他最后信了伊斯兰教,把王祖贤和叶倩文都娶了,满足了发达资本主义的东方社会小市民最大的梦想。在我看来,合理的做法先是和恋人或配偶说清楚,该分手就分手,该离婚就离婚,然后再去追求新人(即便如此,在许多泛道德主义者眼里,这种处理方法依然是“渣”,正确的做法是克制住对新人的迷恋,继续留在恋人或配偶身边,因为前者只是一时冲动,后者却是长久相伴的感情,后者比前者更有价值)。亚历并没有这么做,他一方面瞒着自己的未婚妻,一方面瞒着芳芳,他疯狂地追求芳芳,但并不和她做爱,也不要和她在一起。这是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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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他对戏中的狄说出了自己的意图:爱情易逝,要保持住那种新鲜的感觉,就得永远处于那种将得到而又得不到的状态,亚历打算永远追求芳芳,却不与她发生或建立关系。狄问她,那洛丽(亚历的未婚妻)呢?亚历说,我爱她,也将永远和她厮守。从全剧来看,这一点十分值得怀疑。后面亚历对自己的想法做了解释:年幼的时候,只要母亲的房门没有关上,他总是能看到母亲和不同的男人的亲热。虽然我认可发展心理学的“连续性假设(continuity hypothesis)”,但我觉得这里多少有点画蛇添足:亚历对“爱情易逝”的领悟完全不需要来自母亲的影响(这还会给人造成错觉,以为这只是一小撮人才会有的问题),他和洛丽的爱情本身已经足以解释。毋宁说,正是因为他移情别恋,他才坚定了自己的想法:和洛丽分手,跟芳芳在一起,并不能解决问题;如果不能想出办法,芳芳只会是第二个洛丽。所以,真正的问题并不是“移情别恋怎么办”,而是“如何使爱情经久不衰”。前者是形而下的,后者才是根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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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 不过,与其说亚历疯狂地追求芳芳,不如说他和芳芳以非恋人的关系热烈地恋爱:他们擅闯民宅,享受烛光晚餐,与主人迎面遇上,却机智逃跑;他蒙起她的眼睛,把她带到梦寐以求的“奥地利宫廷”(戏棚),两个人轻轻地跳起华尔兹,并舞刀弄枪,演起骑士捍卫贵妇清白的经典戏码。即使在芳芳怀疑他玩弄自己的感情,两个相持不下的时候,芳芳随口一句“如果能在祖母家的海边一觉睡到天亮多好”,他也能为此费尽心思。穷小子为讨好心上人所能做的事,他已经做到极致。他想传递的是:我不能和你在一起,但是我愿意满足你一切疯狂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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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 芳芳不懂亚历心中所想,她在戏棚内的维也纳夜景与香槟美酒之中已经深深陶醉,打算接受亚历,但当他举起酒杯说“愿我们友谊永存”,芳芳的笑容顿时僵硬。这是一个悖论:永恒的追求需要一种心领神会的默契,没有一个正常的女人会把那样的讨好仅仅当作友谊的表示,何况芳芳作为香水世家的传人,有一种特殊技能,可以嗅到男人发情时的气味,亚历对她的情欲,她闻得一清二楚。“他对我有爱欲,一直追求我,却不和我做爱,也不和我在一起。是我哪里不好了吗”芳芳陷入严重的自我怀疑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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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 机缘巧合之下,亚历在芳芳的隔壁租了一个房间,并且把隔开他和芳芳的的那堵墙壁打掉,换上了一面单向镜。通过镜子,他可以看到芳芳,芳芳却只能看到自己,用狄对芳芳的奶奶慕蒂说的话来讲,“他想要与芳芳同居,却不要二人世界的不便。”芳芳从慕蒂处得知此事,在镜子的一边与亚历对质,亚历却始终下不了决心。当芳芳留言出走,暗示自己可能自杀,亚历才陷入失去她的恐慌之中,最终接受了芳芳的方案:亚历和芳芳在一起,但是第二天早上,她就会离开,他必须每天重新追求她。这并不是对亚历的惩罚,毋宁说,这是对他的方案的一种纠正:爱情里最让人长久铭记的,莫过于“得不到”和“已失去”,亚历更偏好“得不到”,所以他愿意一辈子追求芳芳;而芳芳通过接二两三的演戏(与保罗扮演情侣,假装自杀),让亚历体会到“已失去”的滋味,逼着他去珍惜自己;她的方案,也是将爱情置于一种“随时可能失去”的危险之中,既避免了“得不到”对肉体和心灵的折磨,又不会轻易堕入亚历最初担心的那种“沦为凡夫俗妇,凭吊当初的卿卿我我”,两全其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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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 “如何让爱情永葆新鲜,永不消逝?”这一方面,不得不说,女性有着本能的天赋。芳芳的那种办法,通俗点来说就是“作”。如果两个人一直相敬如宾,激情很快就会消失,最后要么分手,要么陷入亚历所害怕的那种单调无味的老夫老妻生活之中。女人偶尔“作”一下,会激起男人的危机感,可以延续爱情的寿命(不过提醒一下,如果那男人已经变心,那不管怎么“作”,只会引起他的反感,加快感情的结束)。不过芳芳的办法也不是万全之策,日复一日地重新追求,会逐渐脱离危机色彩,变成情侣之间的一种“耍花枪”。亚历担心的事未必不会再次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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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 顺便说一下,在亚历和芳芳的方案之外,洛丽和保罗也提供了另外一种方案。从洛丽的表现来看,她并不反对亚历在爱她的同时出去偷欢,用鸡汤界的话来说,就是“不介意他肉体出轨,但是介意他精神出轨”。亚历一再强调他和芳芳没有“越轨”,但他的心已经完全不在洛丽那里,这才是洛丽最终离开他的原因。而从保罗在芳芳房间的那一番话来看,他明明知道她爱着亚历,却依然愿意希望芳芳选择他,说明他不介意芳芳“精神出轨”。不管这一男一女的提议是不是体现了某种进化心理学的“女的关心抚养资源流失,男的关心亲子不确定”,这两个方案,都是某种弱版本的“开放式关系”,甚至是弱版本的“开放式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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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 这四个人的纠结,一般人未必能真正了解。有人会说,激情退去后的那种平淡,有什么不好呢?那不就是所有天长地久的爱情最后都会有的样子吗?苯基乙胺、多巴胺和去甲肾上腺素分泌减少之后,还有催产素和血管加压素,后者能让你对另一半产生平静的依恋,让你愿意持久地处于一段亲密关系之中。这个确实不假,不过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催产素和血管加压素的分泌因人而异,有的人分泌的这两种激素少得可怜,并不足以让他甘心持续地一个人厮守;最重要的是,他完全有可能在分泌着催产素和血管加压素的同时因为另一个人而分泌苯基乙胺、多巴胺和去甲肾上腺素。“泛道德主义者”会立刻跳出来说这样的人“不负责任”,但是讲道理,我们能决定自己体内的激素如何分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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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 为了对“泛道德主义者”公平一点,我必须帮他们做出一点辩护。以前我认为感情并不是我们自己可以控制的,现在我要加上一个限定性条件:感情存在自我诠释的空间。在1962的著名实验中,沙赫特和辛格证明人的感情或情绪(emotion)实际上是由生理唤起(physical arousal)和认知因素共同决定的,也就是说,人的感情或情绪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的“归因(attribution)”。举著名的“吊桥效应”那个例子,如果你和一个姑娘一起去走吊桥,走完之后你会脸红心跳、手心出汗,这个大概率是由走吊桥所引起的生理反应,但也可能是因为你对那个姑娘有意思。这里就存在归因或者自我诠释的空间,如果你“选择”了把你的生理反应归因于对那个姑娘有意思,你就会觉得自己处于“心动”的状态。大部分的感情或情绪都是如此,我们感受到明显的生理唤起,同时我们根据我们的处境给我们提供的信息,来进行归因。我把这个总结为一句话,“感情是我们对自己所说的故事。”根据这种理论,许多人在离婚时所说的“感情破裂”,很可能不是感情“自己”破裂的,而是他们选择了一种“破裂的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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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 即便如此,沙赫特和辛格在论文中加了一句说,如果不存在生理唤起,那就不存在感情或情绪,也就是说,生理唤起依然是说我们处于某种感情或情绪状态的基础。存在这样的情况,而且这样的情况不一定很少:我们面对“另一半”,不再能产生任何的生理唤起,不仅没有苯基乙胺、多巴胺和去甲肾上腺素,也没有催产素和血管加压素。那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有“责任”去维持那段关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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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 在传统的东方社会,人们对婚姻的态度并没有那么纠结,因为婚姻是传宗接代的机制,有时也包括利益结盟,反正和爱情关系不大。在西方社会,这要复杂一点。西方社会的婚姻制度是建立在基督教的爱情观之上,即所谓的“由爱情至婚姻”的模式,人们被鼓励与自己深爱的人结婚,但是一旦迈入了婚姻,便等于对上帝做出了承诺,要厮守终生,福祸与共。那种所谓的“感情破裂”,即不再爱配偶,基督教一般是不认可的,即使在新教改革后信徒有了离婚的自由,那也不是一件光彩的事,依然是一种过错。经过马克斯·韦伯所说的“祛魅”,西方人不再用宗教的眼光来看待婚恋,问题就暴露出来了:爱情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一种意志行为(也就是说它甚至不能纳入“承诺”的范围),也没有一个超验的存在能让你产生源源不绝的爱(这是我和很多基督教朋友的分歧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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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 这时又有人会说,这社会上那么多人结了婚好好的,就你事儿多。事先声明,我并不否认有的人真的可以相爱到老福祸与共,不过我有理由相信这种情况的比例并不高,除了那节节攀升的离婚率,另一个原因是人有可能因为爱情以外的因素继续留在一段婚姻里,比如为了过日子,为了让子女有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为了晚年有人互相照顾。事实上,大部分婚姻的维持都是“将就”,而远不是“相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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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 回到开头,为什么我说《芳芳》在探讨的,是一个哲学问题呢?因为它在探讨爱情的本质。爱情是什么呢?本质上来说,它是一种很难持久地存在的一样东西。即使在相伴到老的例子里,爱情也不是持续存在的,而是“一个瞬间一个瞬间”地存在着(公号“Know Yourself”的文章《为什么你的爱情会输给日常琐碎》对此段有贡献),也就是说,在这些瞬间的间隔,我们基本是靠对这些瞬间的回忆和期待来延续爱情。对于许多人来说,间隔的时间会越来越长,直到某一刻,那种瞬间将不在出现,爱情就结束了。既然爱情并不是必然能持存的,它是不是就没有内在价值了呢?当然不是。爱情易逝,爱情会伤害人,爱情也不应该成为每个人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但一个有爱情的世界,还是比没有爱情的世界更加美好,根据摩尔(G. E. Moore)的理论,爱情依然是一种内在价值。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社会分裂为“泛道德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两极,前者将在爱情里出现问题的人通通进行“道德隔离”,后者基本否认爱情在生命中有任何独立的意义。这两种都不是负责任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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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 《芳芳》所探讨的深度,还可以延伸到政治哲学领域:婚姻制度是社会制度的一部分,如果当今的婚姻制度是建立在谎言和对人性的错误预设之上,那这种婚姻制度以及与之相关的其他社会制度的合理性,就将受到质疑。如果从爱情到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并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或者说,爱情和这种婚姻,本质上是两类不同的价值,那它们就存在冲突的可能。在现有的安排下,如果并没有那么幸运可以两者兼顾,那我们要么放弃爱情,要么放弃婚姻。我们可以思考的是:是否存在另一种相处模式或制度安排,使得爱情可以与抚育后代、共同生活、安享晚年更能协调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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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 这只是一切思考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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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有情饮水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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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金像奖颁奖礼刚结束,我突然想起很多年前看的一部港产片,叫《有情饮水饱》。这部片虽然是梁朝伟主演,但唯一可取的只有那个片名。男主角是个钻石王老五,但女主角知道之后,反而气他欺骗自己。女生不嫌贫爱富,这个叫“有情饮水饱”吗?我想象中的“有情饮水饱”,是一种只要靠爱情滋润就能活得幸福的状态,不仅不需要有钱,也不需要别的寄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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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我似乎只有一次很接近这种状态,那是四年多前,我在弄联合培养的申请,每天弄得头昏脑胀爬上床的时候总想,索性不出国也挺好,反正我现在有一个彼此相互喜欢的人,我也不愿意离开她出去一年。印象中我对她说过这样的话:“你喜欢我,我喜欢你,我们只需要一点点钱就能活下去,就一点点钱。” 后来证明,那时的感觉,只是一种幻觉。不是说我们的感情最后被金钱打垮,真相比这个更糟:我们根本就称不上有什么感情。而且我知道了,所谓的“有情饮水饱”,也就是“热恋期”,是一种持续不了多久的状态,大概从几个月到一年多不等,反正过了这段时期,相处就变得艰难,如果跨不过去,这段感情也就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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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让我感到更难过的是,即使是前面那个时期,我也很难碰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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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我的书出来以后,有不少朋友看过,大部分是把它当作八卦或者故事来看,只有几个人和我说,他们是把它当作一本讲哲学的书来看,我感到很欣慰。自然,有观点就会有不同意。他们最不同意我的一点,是觉得我过分夸大“运气”在爱情里的作用,忽视个人努力的意义。有一个朋友表述地很好,她说,就好像《小王子》里说的,不是那朵玫瑰身上有什么比其他玫瑰特别的地方,才使得她对小王子如此重要,而是小王子在她身上付出的时间和心血,才使得她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玫瑰。如果我并没有在一段感情里有足够的付出和投入,只是在感觉消逝的时候就判它死刑,然后匆匆寻找下一段感情,那我永远不会找到那朵对我来说独一无二的玫瑰。我举出那些我付出和投入的例子,她说,这或许说明你潜意识会故意喜欢上那些和你没有什么未来的人,所以一旦失败,你也有足够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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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 我说,就算你这些都说得通,也不是一个可供我选择的建议。我不可能随便找一个人来为她付出,然后默默等着“小王子法则”来使她成为这个世界上对我独一无二的人。就算我每次喜欢上和我“没有什么未来”(我觉得这个说法是比较误导性的)的人的时候都提醒自己不要陷入,那也不能保证我一定会喜欢上“和我有未来”的人。在几方面,我们不能否认运气在爱情里的作用:你会喜欢上什么人,大部分是你不能决定的;你喜欢的人会不会喜欢你,大部分也是你不能决定的(根本上来说,我是不相信通过“撩妹技术”就可以追到任何想追的人的);你们彼此喜欢,能不能一直走下去,也不是你们能完全决定的;在这里面,你最不可能决定的是,你们其中,会不会有一方喜欢到一半,就突然不喜欢对方了。继续投入和付出是一个办法,可是现实中照着这个办法依然走不下去的比比皆是,如果我们要否认这些事例的存在,那爱情似乎只是一种空中楼阁,用来迎合我们对某种理论的审美偏好(在她那里,就是马里翁的《情爱现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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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 当然,“喜欢”不是“爱”,但是没有“喜欢”的那种“爱”,更接近宗教式的爱。我这位朋友,也刚好是个基督徒。在她看来,神爱世人,和男女之间的那种爱,并没有本质差别。她对我说,因为你没有感受过那种对你的无条件的爱(神对你的爱),你才不敢无条件地去爱一个人,因为你怕弄得伤痕累累,但当你有一种无条件的爱在背后支撑你,你也就敢勇敢地去爱人,哪怕那个人带给你的只有伤害,你背后的那种爱也会抚平你的伤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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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 我听完很受启发,不过还是没有被说服。我对我朋友说,最大的运气是什么呢?是how you were reared。我出生没多久就和父母分开,由我奶奶拉扯大,我爸经常说奶奶很疼我,但在我记忆中,她其实不怎么会带孩子(不过我倒是很感激她教我识字和算数)。我对她是又敬又怕,我们的关系始终是很疏离的。在发展心理学里,我由此而形成的依恋类型(attachment type),叫回避型(insecure-avoidant),这种孩子,依恋对象(attachment figure)在的时候不会很亲近,不在的时候也不会很不安,他会自己去探索世界(而不像安全型那种,把父母作为安全的港湾去探索世界),但是在这个世上,他除了信任自己,很少去信任他人。成年以后,这种依恋类型也会体现在亲密关系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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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 依恋类型并不是完全固定的,只要遇到安全型,回避型和抗拒型(insecure-resistant)也能在对方主导的健康亲密关系里被改变。只是我后来的感情经历,也并不是特别好。第一次喜欢姑娘是六年级,收到她的信,信上说,“在我看来,你是一个又丑、又矮、性格又差、成绩又不好(我只是年级第二刚好排她后面而已)的男生。”第一次恋爱是初三,我被对方拿来当挡箭牌,用完就甩。第一次感觉两情相悦是和嬴莹,可惜在我最需要关心的时候,她找了个借口,匆匆地离开了我。我喜欢一个人,最久也有六七年,不过一直都是单恋。这些其实我在书里都有写到,只是我没有去渲染,你也大概以为我并不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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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 有一个朋友写完书评给我之后说,我怕你出完这本书,要有一段不太好过的日子了。你把自己的心袒露在世人面前,随便谁都可以上去吐几口唾沫,你的心得多硬,才能忍受得了这样的糟蹋。他说得没错。但这种不好过,和那些完全不认识我的人、恨我入骨的人对我的贬低无关,和那些与我初生交情的人对我的态度,倒是有几分关系。他们不会骂我“渣男”,只是常常爽快地,或者试探性地问我一句,“你是爱无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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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 我是爱无能吗?从我的成长经历来看,或许是的,既然我没有和父母培养出依恋,我应该也很难和别的人产生依恋。从我的感情经历来看,应该说我没有真正地经历过“爱情”,那些美好的时光,不是转瞬即逝,就是我想象出来的。并非说我未曾从“爱情”中获得愉悦、激动与温暖,但是那些愉悦常常是单方面的,我自己一个人窃喜,却不知道对方是否也这样;我的激动写在脸上,甚至会公诸于世,收获的经常只有嘲笑,但我不以为意;我感受到的温暖,不在和她相处的点点滴滴,而在很多年以后的某个瞬间,忽然想起和她经历的一些细节,心里就像凿开了一个温泉。用我那个信基督的朋友的话说,这些都是“唯我论(solipsism)”的,我的自我如此坚硬,不向任何“他者”敞开,我笔下的“爱情”,只是我利用各种“给予”所编排的独角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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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 是的,这就是我。我没有感受过来自别人的爱,我从对爱情的幻想和对这种幻想的回忆中得到慰籍,因为这只需要想象力,不需要别人的垂青。我的“自私”、“薄情”、独来独往,全都与此相关。年轻时喜欢看《东邪西毒》,以为欧阳锋和黄药师是两个人,后来才知道,他们是一个人,是这样的一个人:“因为是孤儿,所以自小就懂得保护自己”,知道“如果不想被人拒绝,就得先拒绝别人”(欧阳锋语),可是,“很想知道被人喜欢的感觉是怎么样的,因此伤害了许多人”(黄药师语)。你跑去跟他(们)说,你不能这样,你得学会去敞开自己,去爱人。甚至说,没有爱,你迟早会精神崩溃。这是一种一厢情愿。这不是他们的路。不管是回到白驼山成为一方霸主,还是隐居东海桃花岛,他们都能绝处逢生,不需要爱的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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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 多年以前,我想拥有爱情,因为我觉得变得卓越是很困难的,但是即使我是一个普通人,我也可能拥有爱情,而一旦拥有爱情,一个人就不再平庸。现在我发现,拥有爱情,比变得卓越要更困难。不过我也发现,爱情不是人生的一切,爱情也不是唯一的内在价值。重要的不是我最终能不能拥有爱情,而是即使我这辈子没能拥有爱情,我还能不能过一个“美好的人生”,至少,亚里士多德没有说过爱情是“幸福”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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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 我那位信基督的朋友说,你这不是在解决问题,你是在逃避问题。怎么样才不算逃避问题?她掏出了随身携带的圣经,说,信神,爱人。我说,你这也不是在解决问题,你这是在开外挂。基督教的那种爱,看似包治百病,但在我们这些非信徒看来,只是在理念中消解了问题,万一上帝的爱并不能治愈你的创伤呢?上帝的爱能治愈一切创伤,为什么江绪林老师还要自杀?你们肯定归咎于他不够虔信,但谁都保证一个基督徒一定虔信呢?在我看来,如果爱是一个问题,信基督并不一定能解决这个问题。
30 |
31 | 我还有另一些基督教的朋友,认为自由主义者中间所存在的虚无主义倾向,只能通过皈依基督教来消除。我丝毫不怀疑基督徒里受到虚无主义困扰的,一定远比无神论者要少。但要是我们只有信基督教这个选项,那由此建立起来的社会,一定是个不够宽容,不够“自由主义”的社会,我们的良心自由,将局限于在各种基督教派里进行选择的自由。在许多基督徒看来,这样一种自由已经足够,但是,这却不是中国自由主义者想要为之奋斗的自由。基督教除了为某些自由主义者提供“心力”支持,也必须意识到,他们要“宽容”像我这样的“爱无能者” 。无法爱一个人的,未必不能热爱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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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 严格来说我不是一个无神论者,只是个不可知论者,我不知道有没有神。不过我越来越能理解为什么有些朋友会信神,尤其是当我从“心力”这个角度切入的时候,就更能体会他们的“选择”。在我看来,爱情在我们生命中的地位问题,和自由主义者的“心力”问题,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面相。我那个信基督的朋友,用一个很巧妙的答案来回答了这个问题。而一个无神论者/不可知论者,依然可以从爱之中汲取力量来养护自己的“心力”,只要他有健全的依恋关系;一个绝情弃爱的无神论者,比如佛教徒,也可以通过独特的修行法门来维持“心力”的再生产。我缺爱,没有试过从爱里面获得任何力量,也没有做过任何宗教修行,我只想看看,通过“人间”的方式,通过对自身生命力的培育(有点像孟子说的,“养浩然正气”),能不能积累足够的“心力”,去面对自由之路的艰难坎坷。在很多方面来看,我不是活得挺好的吗?
34 |
35 | 这辈子,我大概不会有“有情饮水饱”的那一天,我可能自始至终都没法做到去无私地爱一个人,也许我还经历不到真正的爱情,不过我想,等到我把那么多不应该有的期待从“爱”的肩膀上卸下,或者某一天,运气会把我变成一个不一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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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 在这之前,我不想听到,“你要努力学会去爱”这样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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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李安与旧秩序的崩溃.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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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李安与旧秩序的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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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我知道李安拍《比利·林恩漫长的中场休息》并不是要渲染什么宏大叙事,甚至在电影中,他还借比利之口来表达对这种宏大叙事的反感:“那根本不是什么故事或精神,那是我们的生活。”不过可能是由于专业背景的问题,我在看《比利·林恩》的时候,脑子里一直闪过一句话;“旧的世界秩序要瓦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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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机缘巧合,在看电影的前几天,我看到许知远写的一篇文章也讲到李安和川普。李安当然不会喜欢川普,但是《比利·林恩》在某种程度上刻画了一个被川普推翻的“旧世界”的精神图像:电影里的所有美国人,都不相信美国的“官方叙事”,不相信美国军队在伊拉克所做的事情具有美国政府所宣称的那种意义。比利的家人不相信,她姐姐凯瑟琳认为那是为了石油,其他的人完全不明就里,只知道比利做了英雄他们也跟着成了名人;比利的战友不相信,这从他们在记者招待会上的几番踟蹰就可以看出来;那些拉拉队队员不相信,比利钟情的菲珊,大概是里面最相信的一个,尤其是她还是个基督徒,这个跟伊拉克战争的推动者小布什再契合不过了,可是她的虚荣终究超过了她的信仰;最讽刺的是达拉斯橄榄球队的老板诺姆,他不仅不相信,而且还想通过为比利他们拍一部主旋律电影,榨取这些战争英雄的剩余价值;比利最后在他面前拂袖而去,既是对他这种唯利是图的不屑,也是对他背后的“美国故事”的完全不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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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赋予这种战争以意义的,是比利死在战场的战友施洛姆(被战友们叫做“蘑菇”),但是他所赋予战争的意义,和官方宣传的意义,也是不一样的。他并没有相信伊拉克有什么“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反而,他在一棵树下,对比利说,这是因果,这是命运,他的意思可能不仅仅是像比利后来理解的那样说,他们命中注定要死在战场,回到战场,而且还暗指,美国进入伊拉克也是一种因果,一种命运。如果说这种命运有什么结局,那就是二战后由美国建立的“世界秩序”,要重新洗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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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这几天最引人关注的新闻就是川普宣布美国要退出TPP,同时法国的右翼政治力量席卷了法国大选,联系到英国脱欧以及即将到来的意大利公投,我们可以谨慎地预测,一个由西方来主导地全球化时代可能要结束了,一个由美国塑造和维护的世界秩序也将岌岌可危。但这不一定意味着全球化将要退潮,也不一定说明世界就进入一片失序,因为“或成最大赢家”的中国一定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一种由中国引导的全球化,以及一个由中国积极参与构建的世界秩序,也许很快不再是施派和大陆新儒家的痴人说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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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 这次美国大选中最关键的一个群体就是“没有上过大学的白人”,他们里面有67%投了川普的票,对于“没有上过大学的白人”这个群体的意识形态偏向,十分值得研究,但是根据一些现有的观察可以猜一下,他们里面大部分应该反对全球化、过度政治正确以及建制政治,支持孤立主义和“美国优先”。需要强调的是,尽管这次总统和参众两院的选举都是共和党获得胜利,共和党在历史上也确实有过拥护“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的传统,但是“全球化和国际警察”的外交路线,或者说“新自由主义加新保守主义”,绝不是民主党一党的路线,而毋宁说是两党在冷战结束后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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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 上世纪八十年代,里根通过大量发债来解决“星球大战”和减税造成的巨额赤字问题,这使得利率上升,美元升值,于是美国制造业企业为了减少成本,开始向外转移;在苏联解体前夜,老布什已经通过“海湾战争”奠定了后冷战时期的美国在国际上所要担当的角色,那就是“国际警察”。“全球化和国家警察”路线被“新民主党人”比尔·克林顿尽数继承,在总统任期里,克林顿一方面大力推动全球化,并帮助中国加入WTO,另一方面以人道主义为理由,制止了发生在卢旺达和科索沃的种族灭绝。应该说,这个时期的全球范围的经济秩序和政治秩序还是比较稳定的,历史的转折发生在“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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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 “911”之后,小布什发动阿富汗战争,摧毁了塔利班政权,两年后,他又以萨达姆“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入侵伊拉克。萨达姆被推翻并没有给伊拉克带来和平和稳定,这片地区陷入长期的恐怖主义和宗派冲突,就好像比利在电影里说的,“他们不仅袭击我们,也互相袭击”。奥巴马政府从伊拉克撤军之后又支持叙利亚反对派去对抗阿萨德,在一片混战中,叙利亚和伊拉克的领土上出现了一个新的极端组织,也就是后来让所有国家都头疼不已的ISIS。不惟如此,叙利亚内战还导致大量叙利亚人流离失所,几百万叙利亚难民涌入欧洲,带来巨大的社会冲击。英国脱欧和欧洲各国右转,某种程度上和这次难民危机都有直接关系。而川普的当选,ISIS和穆斯林极端主义也功不可没,但回溯这条因果链,可以不夸张地说,这些麻烦都是共和党和民主党建制派自己弄出来的。伊拉克战争和“911”并没有直接的联系,但它可以说是后面一系列连锁反应的第一个环节。和一般阴谋论理解的相反,战争后美国并没有占有伊拉克的大量石油(现在在伊拉克拥有最多石油钻井的是中国),这是一场典型的意识形态推动的战争,我们必须探究战争背后的“新保守主义”意识形态,才能理解这场战争的根源,以及它带来美国的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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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 所谓的新“保守主义者”,最早其实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一批从自由派转向保守派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大部分是犹太人,在纽约和波士顿以学术为生——不是在高校,而是各种智囊机构和杂志。据迪昂的《为什么美国人恨政治》里所说,他们是美国自由派内讧的产物,他们反对那个时候的自由派的两个主张,一是反战,二是福利国家,或者换个说法,对于林登·约翰逊总统的两个遗产,越战和“伟大社会”,这些新保守主义者和他们以前的自由派“同志”都是肯定一个,反对一个。讽刺的是,新保守主义怀疑自由派过于“意识形态化”,怀疑人类能够基于自己的理性和计划来从事社会改造的工程(一种“哈耶克式”的怀疑),因而反对福利国家和所谓的“大政府”,但是他们自己的外交政策却一样是意识形态化的体现,一样是基于理性和计划,甚至还基于强力,来从事改造“国际社会”的工程。新保守主义者经常自诩为“现实主义者”,比如罗伯特·卡根有些话让他显得像是刘仲敬的先驱:“欧洲的新康德秩序之所以日臻完善仅仅是因为依照霍布斯旧秩序行事的美国为其提供了保护伞……欧洲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保卫它的天堂,使之免于精神上和物质上遭受一个没有接受‘道德良心’规则的世界的蹂躏,它依赖于美国利用军事实力去威慑或者击败世界上那些信奉强权政治的国家……在欧洲内部,欧洲人可能按照基本法律和开放的安全合作行事,但是对外,我们需要使用之前的粗暴手段——武力、先发制人、欺诈,无论何种手段,只要必要就可适用。”(《天堂与权力》)理论上,“新康德秩序”仅限于受到美国武力保护的、有稳定民主的国家,尤其是欧洲,美国的武力也仅仅是扫除对这个秩序的威胁(所以美国的霸权主义得到秩序内的国家的容忍),在实际的运作中,新保守主义者却总是难以压抑他们的“威尔逊主义”倾向,不惜以强力去“霍布斯旧秩序”推行自由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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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 在施特劳斯刚被引入中国的时候(正好是2003年前后),曾经盛传此公是那些作为伊战幕后推手的“新保守主义者”的精神教父,欧文·克里斯托尔(Irving Kristol)就承认自己深受施特劳斯哲学的影响。后来辟谣,说这些人大多和施特劳斯没什么关系。美国施派确实是在认真辟谣,比如施派第三代传人扎科特夫妇,特意写了一本《施特劳斯的真想——政治哲学与美国民主》来替施特劳斯澄清。不过中国的施派,倒像是打着“辟谣”的名义来“传谣”,且不说大多数中国读者了解施特劳斯和新保守主义的关系最早就是通过甘阳的《政治哲人施特劳斯》,甘阳在这本书的《后记》里,还现学现卖,大玩“隐微教诲”,假装否认施特劳斯对那些新保守主义者有任何关联,实则对这种关联十分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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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 在《后记》中,甘阳提到《施特劳斯与美国右派》的作者德鲁里对施特劳斯教诲的三点概括,以说明为什么施特劳斯是小布什政府的精神教父:“第一,施特劳斯深受马基亚维里影响,主张统治者必须‘欺骗’公民才能有力地主导政治,因为公民们总是需要强有力的统治者告诉他们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第二,施特劳斯深受霍布斯影响,认为每个人都与他人处于潜在的战争状态,只有在‘我族主义’基础上形成的强大‘国家’才能使人在同一个政治共同体中得到约束;第三,施特劳斯认为一个政治共同体只有在面临外部威胁时才能联合起来,如果没有外部敌人反而可能陷入内部纷争和内战而瓦解,因此施特劳斯派都信奉永久的战争,而不是永久的和平,这就是为什么小布什要发动伊拉克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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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 根据我读施特劳斯的经验,我也不赞同德鲁里这么简单粗暴的结论,尽管施特劳斯反对“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强调“自然正当”,但这不代表他支持“美国应该在全世界推行民主”,何况他自己就是现代民主制度的一个批判者。但甘阳引用这几点概括,倒像是要“将错就错”,以澄清之名来推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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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甘阳后面,与其说在反驳,不如说是在讲俏皮话。他反问:假如这就是施特劳斯的教诲,“为什么施特劳斯思想美国没有盛行于萨达姆的伊拉克,倒盛行于小布什当政的美国?”你要是正儿八经地回应他,你就被他耍了。他又接着自问自答:“如果中国大陆出现了一个所谓施特劳斯学派,并且试图把上述的三条施特劳斯“教导”同样应用于中国,试问他们有可能成功吗?可以肯定地说,绝不可能成功。”为什么呢?“因为这三条没有一条是可以使今天的中国人接受的。绝大多数中国人今天首先就反对统治者可以‘欺骗’民众这种‘教导’,大家都相信政治应该‘透明化’,不然就是‘愚民政策’;其次,绝大多数中国人今天尤其不喜欢‘国家’而喜欢市场,相信人与人的关系不应该是通过‘国家’形成的政治纽带关系,而应该是通过‘市场’形成的经济交换关系;尤其人人都知道‘我族主义’或民族主义是必须批判的狭隘的不开化民族的表现;最后,中国人今天讲的最多的就是全球化、地球村,要作‘世界公民’可以与‘国际接轨’,谁要是认为天下是永久战争而不是永久和平必然被中国人认为是战争疯子。”2003年的中国人是这样吗?别说那时不是,现在也不是,但是自由派是。甘阳这些话除了是对自由派的嘲笑以外,还带有一种耀武扬威的性质:施特劳斯未必持有德鲁里说的那三种立场,但是中国人完全有条件接受那几种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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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 让我坚信甘阳在玩弄隐微,主要在于他前面写到施特劳斯对马基雅维利的解读。一般来说,现代学者会认为马基雅维利《君主论》和《论李维》存在着某种张力,至于怎么解读这种张力,各家有不同的说法,但施特劳斯认为这里面没什么张力,马基雅维利的意思就是《君主论》里的意思,《论李维》里的“古典共和主义”只是一个烟雾弹。甘阳在这里不仅把现代学者奚落了一番,而且也间接贬低了那些孜孜不倦想替施特劳斯辩白的美国施派:如果按照施特劳斯的说法,马基雅维利就是一个马基雅维利主义者,那施特劳斯也就是德鲁里所说的那样。用一句讨巧的话来说,施特劳斯就是中国施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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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 借助施特劳斯,我们可以看清楚美国的新保守主义和中国施派的同异:和美国新保守主义一样,中国施派也是一群主动亲近权力,希望影响权力的知识分子,也就是所谓的“纵横家”;而且两批人都更看重国际政治甚于国内政治,都站在“现实政治(realpolitik)的角度批判在国内为民众争取权利的“自由派”是小清新,不懂得权利的天堂是靠实力和战斗来维护的;两批人都赞同宗教、道德和传统在维持社会秩序中的作用,斥责自由派的自我放纵和藐视权威。但是,如果说,美国新保守主义的错误在于迷信强力和一种缺乏现实感的“道德普适主义”(后者确实有可能来自施特劳斯的影响,即使是一种误读),中国施派的问题则在于只问民族,不问是非,或者用施特劳斯的术语来说,这是典型的“虚无主义”:“文明的主体是作为人的人,凡根据种族、民族或文化来解释科学与道德的,都是虚无主义。”(《德意志虚无主义》)如果说新保守主义者推动美国出兵伊拉克,背后除了“国家利益”,还有某种道德冲动,那中国施派谋求影响权力,为现政权构建新型合法性理论,并且积极助其勾勒未来的新世界秩序,那就只有赤裸裸的权力意志作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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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 在《比利·林恩》里,那是一个在精神上已经承担不起战争的美国,所有人厌倦不已,随波逐流地赞美着战争英雄,但没有人真心在乎英雄在想些什么,只有借助已经死去的战友的因果轮回哲学,比利才能让自己下定决心回到战场。实际上,以美国如今的经济总量在全世界所占的比例(而且在逐渐减小),也许它已经没有能力承担起“国际警察”或者“国际秩序维护者”的角色,或者说,再让它一个国家来承担这个角色,可能是不公平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新天下秩序”指日可待,而只能说明,旧的世界秩序确实在崩塌,中国有机会参与建构一个新的世界秩序。这在我看来并不是什么好事,尤其考虑到中国政府这些年来一直在政治不稳定的第三世界推销“中国模式”,中国施派和大陆新儒家也一直不遗余地攻击“普世价值”,希望在“普世价值”里添加更多中国元素。由于当代中国软实力匮乏的现状,这种“中国元素”最有可能从儒家里面发掘,如此国内将加快意识形态转型,以配合价值输入的需要。不过,如果中国不吸取美国新保守主义的教训,不懂得把握分寸,那几十年韬光养晦积累的本钱,可能在一场战事就挥霍清光。中国在美国“漫长的中场休息”中过了一把老大的瘾,却落下了一身的病,从此再也没有翻身的余地,那才是最糟糕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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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爱情没有你们想象得那么美好.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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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爱情没有你们想象得那么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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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我的书出版以后,有一些看过书的朋友给我留下一些溢美之词。在这些好听的话里,有两个评论特别引起我的注意,它们都来自我认识的人。一个有抑郁症,和她那段已经结束的恋爱有关系,另一个和我一样,一直无法和别人进入一段持久的亲密关系,并曾经为此深深自责。她们说,我的书给她们最大的收获,就是让她们从自责中走出来,而且神奇地发现,她们的精神状态变好了。因为出版方面的考虑,我的书的理论成分并不浓重,主要就是《那些被我们辜负的人》、《论共同生活》以及后记三篇文章里彰而不现的“爱情运气论”和“爱情无政府主义”。这也是在书评里被批评最多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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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由于专业的原因,有许多人找我做过与感情有关的心理咨询,还有一些朋友出于信任告诉我他们的感情遭遇,希望听到我的意见。我不止一次听到因为恋爱而导致抑郁的故事。有的时候,是那段关系太折磨人,让人在里面耗光所有的希望;有的时候,那段关系给人太大的幻想,现实满足不了这样的幻想,可它的消逝依然让人难过并且自责,以为是自己哪里做得不好,才配不上这样的感情;有的时候,两个人因为一些外在的因素分开,可由于中间的过程过于美好,失去本身就成了抑郁的导火索。我也看到许多例子,一些不需要别人告诉我,但也是有目共睹的情况:许多人恋爱或者结婚以后,并没有变得更好,他们嫉妒、不安、烦躁、焦虑、智商下降、面目全非、身材走样;两个人在一起,把自己最丑恶的一面都暴露出来,美其名曰“相爱相杀”,其实是靠发狗粮来维持感情的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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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从大众对林心如舒淇结婚的热烈关注,从“只要是你,晚点没关系”这样的鸡汤祝福里完全可以看出,有许多人把爱情和婚姻当作拯救自己庸俗人生的赎罪符,以为走进教堂,以往的一切不顺和委屈都变成了朝圣之旅的插曲。但现实不是这样,爱情很多时候并不美好,它不仅像罗尔斯所说,会伤人,它还会害人,伤害有时并不带来成长,而是带来一辈子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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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公平点来说,这是我们时代特征的一部分:一方面,我们的时代是推崇个人自由的时代(即使中国并不是一个自由的国家),恋爱自由几乎是不可侵犯的权利,所以,我们可以接受存在利益交换的政治婚姻,但却不能接受包办婚姻;另一方面,如诺奇克所说,“爱情”就是把“我”和“你”变成“我们”,尽管这并不是一种人格同一性上的合二为一,但它必定使得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当我们愿意牺牲相当的自由,我们才能享受到爱情的甘甜(有时牺牲了还不一定享受到),所以,我那个结婚后每个月只有五百块零花钱的朋友面对我们这些手头宽裕的单身汉,依然有优越感。自由和爱情,是有冲突的,这两种价值的冲突进入到精神层面,就会产生各种心理问题。他想要禁止你和其他异性的交往,这是侵犯你的自由,但他不这么做,他又会很没安全感。流行的心理学给出的解决方法都很难让人满意:“好好沟通”和“互相信任”,相当于生病时“多喝白开水”这样的建议;“找个安全型”,等于是把问题一劳永逸地推给了对方。我们就是不愿意承认,爱情这种价值,它所提出的规范性要求,本身可能是有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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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 爱情不只和自由有冲突,它和许多其他的内在价值都有冲突。像《月亮与六便士》里说的,它会和艺术有冲突:恩特里克兰德,先是抛弃了自己的妻子,后来又辜负了爱上他的“义嫂”(朋友的妻子),他把一切奉献给了艺术,他的心里容不下爱情;它和个人尊严有冲突,爱情经常要求我们牺牲个人原则,还有我们的尊严,像张爱玲说的,“低到尘埃里,从尘埃里开出花来”;它和我们对世界的责任有冲突,最著名的例子就是“不爱江山爱美人”的温莎公爵。在这三个案例里,选择爱情的张爱玲和温莎公爵留下的是“美谈”,而选择艺术的《月亮与六便士》的主人公却留下重重争议,还引出伯纳德·威廉斯那经典的“道德运气”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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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 这正是问题的关键:爱情不仅要和自由、艺术、个人尊严、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责任,竞争价值排序上的位置,它还总想成为赢家,输了就使出各种手段撒泼;从它提出自己的主张开始,它就意欲成为凌驾于其他一切价值的最高价值,并得到人类繁衍本能的热烈拥护。当我跟别人说到我和小佳的故事,对方总是会问,你们你们爱对方,为什么最后没能在一起吗?我说,因为她要去日本读书,然后移民。她说,那你也可以过去啊。我说, 我不能过去,我去日本,我有许多想做的事就做不了,小佳并不是我人生的全部。对方往往最后叹一口气说,看来你们不是真的爱彼此。这里面的逻辑让我觉得十分荒诞:难道只有我们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选择继续在一起,才算真的爱对方?我有时忍不住就反问,你觉得爱情的定义里蕴含“在任何情况下都只能把两个人的关系放在第一位”这个条件吗?对方赶紧笑笑说,爱情是不能用逻辑来进行分析的,只能用心去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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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 如果爱情仅仅是这样,那它只是个无赖,并不让人恐惧。最让人感到可怕的是,它想要统治一切,但它的统治权却是一种武断的(arbitrary)统治权,这表现在它的转瞬即逝和无理取闹,表现在它经常迫使我们为它的任性承担责任。就好像我在某篇文章里说的,运气对爱情的主宰作用在于:我无法决定自己会爱上谁,会爱她多久,我也无法决定我爱的人会不会爱我,我还无法决定我们相爱就一定走到最后。这里并不意味着,我否认亲密关系里存在道德责任,至少在几种情况下,我认定其中一方对另一方有道德亏欠,这包括:在非开放式关系中与对方以外的人发生性行为、在对方对这段关系进行了大量投入的情况下未作合理说明或补偿就退出这段关系、非SM类人身伤害、在对对方已经没有感情或者内心已经放弃这段感情的情况下继续接受对方的好处或者利用对方来谋取好处。但是,如果其中的一方突然不喜欢另一方了,并坦诚地提出分手,这里并没有什么道德上的错误。这种情况所带来的伤害,并不是道德错误所带来的,而是爱情的那种不恰当的崇高地位,以及一种庸俗的爱情成功学所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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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 “爱情是最高价值”,这个信念给人类带来的伤害,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由于认定爱情是最高价值,所以在拥有爱情的时候觉得“有情饮水饱”,忽视了其他内在价值,这使得一个人难以面对失去爱情之后的人生,觉得生活从此丧失意义;由于认定爱情是最高价值,所以难以接受自己失去了爱情,觉得一定是自己哪里做得不好,才配不上这种最高的价值,这种情况经常导致心理失调,严重的话,还会发生文章开头所说的抑郁;有的时候,因为不甘心,又不想把矛头对准自己,于是就对准已经分手的对方,在分手之后还持续攻击对方,给对方造成生活上的困扰和心灵上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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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 在与某些观念结合的情况下,这个信念还会加强它的杀伤力。这些观念,就是各种版本的“爱情成功学”:它宣称可以让不喜欢你的人喜欢你,可以挽救破裂的感情,可以让已经不爱的人回心转意,只要按照它的方式经营感情,这段感情可以持续到双方其中一人死亡为止。有时,它装扮成一种心理学,借用弗洛姆的“爱情能力论”来为自己加持和做铺垫;有时,它干脆撕破伪装,露出一种“工具理性”的真面目,承认自己就是为了帮客户达到目的的一种技艺,而那个目的,或许和性有关,和生育有关,和家产有关,但就是和爱没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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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 我不否认爱是一种能力,我甚至不否认它是可以培养的,我否认的是,这种能力使得我们可以让我们对一个人的爱情永不消逝。这里需要做一些概念上的澄清,当我们说“爱是一种(可以培养的)能力”的时候,这里的“爱”是广义的,和“爱情”(romantic love)并不是一回事,它包括父母对子女的爱、子女对父母的爱、兄弟姐妹之间的爱、朋友之间的爱,当然也包括“爱情”。说“爱是一种能力”,我们指的是有的人比其他人更懂得关心、照顾、理解、迁就自己爱的人,并且愿意与对方沟通,同时改进自己。这种能力或许真的是可以培养的,而且相比之下,和一个爱的能力强的人在一起,一段亲密关系的寿命应该会延长,但它并不能阻止爱情的消逝。罗密欧绝对不是爱无能,但他爱上朱丽叶后,就把初恋罗瑟琳抛诸脑后。这种情况在现实里屡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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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 即使爱的能力并不能阻止爱情的消逝,或者促使爱情的发生,那有什么办法可以吗?假设一个人对自己的爱人已经“没有感觉”,但却还没作出分手的决定,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恢复对对方的爱呢?或者,如果一个人发现另一个人爱着自己,也很适合自己,那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也爱上她呢?我有一个研究马里翁的“情爱现象学”的朋友给我提了一个建议,那就是“加大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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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 乍听之下这种理论似乎有道理,所以那些被人追求的姑娘,经常以对方的投入程度来挑选对象,不仅是因为投入程度反映爱,在某些情况下,投入程度也会生产爱,投入得越多,一旦分手或离婚,男人的沉没成本越大,因此也就会越珍惜。不惟如此,从犯贱心理学的角度,最让我们刻骨铭心的人,往往不是对我们最好的人,而是让我们投入最多而对我们回报最少的人。不过这两种情况,和爱情的关系似乎也不大。让男人因为心疼花出去的钱而舍不得分开,这当然是未雨绸缪维持一段感情的办法,但是不在乎这些钱的男人也不在少数。而且,万一想分的是女人,男的能怎么办?让女人把钱吐出来再走?第二种情况,我们最记得那些让我们投入最多而对我们付出最少的人,这种心理,究竟是因为投入呢,还是因为自己的投入和对方的付出之间的反差呢?实在不好说。从技术上说,民间自古就存在所谓的“驭夫之术”,现在还有什么PUA,最近机缘巧合,我还认识了一些从事“挽回爱情”行业的人。仅仅是希望和一个人开始一段感情,或者维持一段感情,办法当然是有的,但是这个离我们的初衷已经很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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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 把“爱情是最高价值”以及“爱情成功学”放在一起,一个人可以对自己极尽摧残之能事,周围的人也可以趁机加几记闷棍:既然爱情是最高价值,而且存在着某些办法可以让我们获取这种价值,那我们还有什么借口呢?一个人似乎只能通过“有没有爱情,在爱情里过得幸不幸福”来给自己定位了。我认识两个特立独行的姑娘,因为自身条件很好,不容易遇到“心头好”,所以遇见的时候,分外珍惜,最后分手,立马掉进了抑郁的泥潭。她们反复问自己这两个问题:“我到底哪里不好?我做错了什么?”一个人当然不可能没有缺点,但就算你尽善尽美,你爱的人还是有可能在不犯任何道德错误的情况下,突然不爱你了。这个世界就是有突如其来的巨大伤害,就好像一棵大树被雷劈中,砸死了一个人,而那个人的家人,却拼命地埋怨自己那天没有阻止他出去,自责一辈子。这就是“爱情运气论”想要对抗的归因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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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 在文章的结尾,我还是需要再做一些总结声明:我并不否认爱情是一种内在价值,我只是认为它没有资格成为凌驾于其他内在价值的最高价值,就好像某些人一直在日常语言里所预设的那样;我也不否认“爱是一种可以培养的能力”,但是这个和“爱情运气论”没有逻辑上的冲突,“爱的能力”不能导致爱情的产生,也不能阻止爱情的消逝;“爱情运气论”也不否认在某种情况下,一些人需要为他在亲密关系里的行为负道德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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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 弗洛姆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爱情已经被扭曲,变成纯粹的交易或者利益关系。我也有朋友认为,现在的人已经不懂得珍惜感情。所以必定有人会问:你为什么要对爱情如此苛刻呢?我觉得,我上面说的那些现象,和弗洛姆以及我朋友说的,是一块硬币的两面。正因为爱情被扭曲,或者大家实际上都并不珍惜感情,所以反而在日常语言中以爱情之名来折磨自己和苛责他人。认真地对待爱情,就得给爱情一个应有的位置,包括承认爱情并不是最高的价值,爱情受运气所支配。换个角度,我们也必须承认,一种缺乏爱情的人生,也可以是完整的人生。谨慎起见,一个人应该按照“好像一辈子都不会遇见爱情”那样去规划自己的人生,因为爱情是在计划之外的。这样当我们遇到它的时候,才知道它有多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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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作为一种政治哲学的不婚主义.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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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作为一种政治哲学的不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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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最近毕业季,很多事情纷至沓来,使得我的心情特别复杂。大部分时候,我觉得它们是互不相干的,但偶尔停下来想一想,好像又有一条线把它们松散地串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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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这两天邓伟生老师在香港大婚,我心里是替他高兴的。关于他,我在《哲学与理想主义》一文中有许多感激的表达。这些年,我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都涉及到伯纳德·威廉斯(Bernard Williams),多多少少也是受他的影响。曾经有一段时间,在元伦理读书会里,满新说他是以任远老师为榜样的,我说那我是以邓老师为榜样的。现在榜样还是榜样,我绝对不敢说我如今的讲课水平能达到邓老师的五成,但我大概是没有“运气”能像邓老师那样安心地走进婚姻殿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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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七年前我写过一篇《耐住寂寞》,一时在小圈子内广为流传。里面提到学术和世俗成功,和爱情,可能都是不兼容的。如果它们不兼容,一个学术男会如何做出选择?后来我觉得我还是太年轻了,对于大部分学术男来说,根本不存在所谓的“选择”,无非是见步走步,然后不断地一边控诉现实,一边为其辩护而已。像倪梁康老师的高足,粉笔科技的张小龙师兄,读博读到一半,终究意识到这不是自己的价值所在,创业成功后衣锦还乡回系捐款,顺便退学,这种例子是罕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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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有一段时期我也被当作这样的例子之一。我在博士第三年的时候被现在的老板看中,去他那里教国际学校大学预科的人文课程,然后一边教书一边写各种文章,和以前相比,毫无经济压力。这样的工作并非没有乐趣,我和老宋他们说过,这些年最大的成就,是把一个原本崇拜希特勒的学生教成一个林肯的崇拜者,还有让两个学生成功申请了英国排名前几的哲学系。反正富贵人家的孩子,多读点哲学没有坏处,要是一不小心喜欢上,也不会给家里带来什么负担。只是我做这个工作并不是我读博的初衷,我那时想的是,找一个还过得去的高校,一个月能有邓老师的三分之二收入就不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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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 可惜后面年轻气盛。2013年,我先是参与揭发了某个圈内大腕抄袭,接着又写了那篇《施派的逼格》,也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大的影响力。罗文全兄后来对我说,你胆子也忒大了,人家都是混成了博导才开始亮剑,你博士还没毕业就跟大佬们干起来,这要是还能毕业,也算是一个奇迹。虽然最后拖到第七年顺利博士毕业,但从2014年开始,我心里也在想,这进高校的路子,怕是走不下去了,得罪了哲学界两大山头,在学院里基本是寸步难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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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 所以别人看我过得潇洒,我总是说,我能怎么办,那时还不是只能见步走步?能见步走步,并且能接受,已经算是好的。前两天回去拍毕业照,和师弟师妹们得出一个结论:能顺利读完博士,身心还健康的,就该谢天谢地了。以前看到这么一个豆瓣广播,说有一栋博士楼的楼下长期有一只流浪猫,每天都有博士(候选人)给它喂食,以此缓解焦虑和抑郁。有一天那只流浪猫失踪了,整栋楼的博士都疯掉了,一堆人在楼下四处地徘徊,等着它出现,那晚没有一个人能睡个好觉。有个师妹告诉我,他们那栋楼有个女博士,因为论文压力和毕业的压力,每天都以泪洗脸。另一个师弟跟我说,社人院那边有个男博士,用三年时间深入西藏一个村落去做调研,用四年写成了三十万字,最后在预答辩阶段就被自己的导师否掉,七年辛苦落得一场空。我那些准备读博的,在读博的,已经博士毕业的朋友里,得个抑郁症已经是稀松平常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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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 不过,我从一开始读哲学的时候,就不打算走忧郁路线。那时刚进哲学系,系里给新生做了一个心理测试,辅导员老师有点尴尬地说,我们哲学系去年的心理测试是全校院系的最低分。做完测试后分数出来,辅导员老师走到我旁边看了一下,说,你这分数高得,你还好意思说你是哲学系的吗?2014年开始,我就想着看看我能不能过一种和以往不同的生活。既然不打算进学院,那可能就该考虑做一个“普通人”。我理解的“普通人”,就是那些以赚钱养家为生活主要目标的人。在老生常谈里,我们会说,“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生活方式”,或者,“普通人也是有梦想的”。这样的话在欧美和日本也许是成立的,但在中国,这基本只有在上选秀节目卖惨的时候才会说。普通人当然是有梦想的,也想过过不同的生活方式,但也就想想而已。在中国,所谓的“养家”,不只是给家里钱那么简单,你还得成为一个family man,要顾家、以家庭为中心、放弃家庭外的大部分和赚钱无关的活动。这大概就是一个正常的中国女性对一个要结婚或已经结婚的男性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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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 你以前会以为这些是受到传统观念影响的女性对一个男性的要求,后面你发现,有些结了婚,生了孩子的女权主义者对男性也一样是这些要求,只是多了要尊重女性的意见和自由而已。因为在女权主义者看来,家庭内部本身就是权力争夺之战场的一部分,女性认为自己以往承担的义务太多,最直接的诉求当然是要求男性承担多一点,并且给自己要多一点权利。这些我都能理解,只是当有女权主义者跟传统派一样骂我“逃避责任”时,我就不再觉得,女权主义和不婚主义是必然的盟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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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社会到处都是要求我们“收起幻想,好好赚钱”的劝谕,我感受得最明显的就是“人人网政治圈”这个群体。这个群体里面的许多人,以前也自称“理想主义者”,他们在网上办社团,在线下办读书会、沙龙和论坛,谈论国内外各种政治思潮和国内外大事,写慷慨激昂或男默女泪的文章,想要改变一整代年轻人的三观。虽然各人的恩怨像一团乱麻,但也算发乎性情,没什么好求全责备的。我2012年回深圳,就开始从人人网淡退,后面王代表也注销了,人人上渐渐只剩李硕那群人,大家都转移到微信朋友圈。在大猫去世前的那一年,有很多旧的人人网朋友都重新出现在我的微信,有人还把我拉到一些群。在里面,我看到一些昔日的理想主义者,天天晒工资,互称“人赢”,打听发财的门路。有几个,已经把“我党”挂在嘴边,并对其统治技术佩服得五体投地。老实说,这些本来跟我没什么关系,但却让我厌恶无比:当初去读哲学,去认识中国各个地方的理想主义青年,就是为了躲开那些市侩者,没想到绕了一大圈,还是躲不开(有一两个真心在创业的,我倒是特别敬佩)。有时和另一些人说到,他们都不以为意地说,大家都“成熟了嘛”,总不能一辈子做愤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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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 在写《耐住寂寞》的时候,我在想,对于一个生活在中国的男性知识分子,他要么呆在象牙塔里做学问,要么以家庭为港湾去追求世俗的成功和幸福,除此之外似乎没有别的路了。后面我发现,这两个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它们甚至是合谋的。从启蒙运动以来,所谓的“文人(philosophes)”或“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一直爱给政府找各种麻烦,在西方,文科大学教师就是这类人的精神后裔。在中国,政府对文科大学老师,有一套高超的管控术。中国的高校基本是附属于政府的,高校老师,尤其是文科的老师,常规性的收入比较低,为了要增加收入,就不得不去申请各种项目。有一年我看了一下几个哲学类的国家项目,排名第一的是《习近平与“中国梦”》。或者,他们可以去校外走穴,这还得有相当的名气和影响力才能做得到。不管是申请项目还是走穴,一个文科大学老师为了维持体面的收入,基本都没什么多余时间来给政府“找麻烦”。本届政府上台以来,管控就更加不顾体面,意识形态挂帅,以高压手段进行震慑。在这个氛围下,许多高校文科老师“负气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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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 出到外面,发现市场也并不像奥派说的那么“自由”,家庭也并不像一些自由保守主义者所说的,能够抵御“极权”。在前一阵子发生的“中产阶级内部踩踏”事件里,那个年收入五十万的金润华府业主底气十足地说:锦东庭园和致瑞雅苑的业主,不管有多少硕士博士,他们的小孩都没有资格和金润华府、望江锦园和望江水岸几个小区的业主小孩一起上一个小学,因为收入完全不是一个等级,父母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不一样的小孩,就不要上同一个小学了。在另一篇讲中产阶级幼儿园鄙视链的文章里,有很多中产家长也表示,一年交得起十二万幼儿园学费的家长,和只交得起六万学费的家长,根本就不是一个阶层;有英文名的、看无字幕外国动画片的小朋友,和没有英文名的、看《喜羊羊》的小朋友,也不属于一个阶层。这件事让人绝望的不仅仅是弥漫到社会各处的“中产焦虑”,它还让我看到,自由派所寄予深重厚望的“中产阶级”,在中国主要由这样一群人模狗样、沾沾自喜、互相攀比甚至互相践踏的暴发户所组成。国内外已经有许多针对“中国中产阶级”的研究,正如上面的案例所反映的,中国的中产阶级更在乎如何让自己的后代在残酷的社会竞争中稳步地往上爬,或至少不要掉下去,而并不关心自己所处的位置会赋予他们什么样的责任。这不就是尼采说的“末人”吗?所谓的中国中产家庭,就是这样一种末人的再生产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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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 最糟糕的是,一旦我们组织家庭,我们无法保证我们不受这样的影响。在鄙视链那篇文章里,有个父亲讲到,原来也非常厌恶攀比,但是一旦自己的孩子进了幼儿园,整个家庭置身到那个氛围,自己就受影响了。有些朋友说,那我丁克吧,但就像我在《我为什么是一个“不婚主义者”》里说的,现在中国社会的整体婚恋观念极其糟糕,不仅对于女性是用一套全然物化的标准(比如ayawawa一直讲的mv和pu)来衡量,对于男性也一样(房子车子票子),男女之间有多少人能说不受那一套标准影响呢?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因为相爱,组织起一个家庭,共同对抗这个世界,这不是一种现实的愿景,这是这个系统生产的一个幻觉,为的是将抵抗者诱骗进系统里。家庭不是最小单位的抵抗组织,家庭就是极权系统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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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这几年我一直在宣传不婚主义,甚至是单身主义,因为在我看来,婚姻制度,对于人类的根本自由是有负面作用的。这不仅是说,结婚了之后就要承担许多责任,就有很多事情不能做,也不仅是说,人类社会的发展终究要使婚姻制度变得过时。这也意味着,婚姻并不只是一纸契约,不只是“过日子”,不只是“两个人自己的事情”,它所牵连的其他制度以及社会的整体文化和氛围,都构成婚姻的一部分。如果其他制度是不自由的,社会的整体文化和氛围是不自由的,那婚姻又如何孕育自由?你当年决定不了你能不能生超过一个,你未来一样决定不了你能不能只生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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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 有些自由派说,自由派要多生孩子,这样才有人口基础和极权系统斗争。还有的说,自由派要有组织性,不结婚不就一直是“原子化的个人”吗?原子化个人只能组成利维坦。我在上面的说法基本都可以反驳这两种观点:如果仅仅是生养和教育,你的孩子,甚至你的家庭,难保不会被这样的整体氛围同化,除非你像郑渊洁那样,把孩子留在家里自己教;结婚并不能让两个人变得更有组织性,只能让你们浸入污浊的婚姻文化中,即使你们能一直自持,也没有力气再做别的斗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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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 我们应该把不婚和自由的观念传播开去,生物基因的扩散并不能保证自由的传承,只有观念的传播才可以。我也不反对我们可以在亲密关系中完善自身,只是这样一种亲密关系,必须是两个人(或多个人)发自内心的结合,而不受外界标准的干扰。在这之前,双方(或各方)对“本真自我”要有相当程度的认识,而这可能会非常地艰难。自由派当然需要组织性,但是组织性却和有没有处于亲密关系没什么必然相关,甚至,沉浸在私人的亲密关系里,觉得“有情饮水饱”,反而有可能让人忘记真正的“公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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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 不婚主义,不是一种人生观,还是一种政治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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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作为精神治疗术的哲学.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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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作为精神治疗术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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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我在《自由主义者的“心力”》中讲到,要为自由主义者培养“心力”,哲学并没有特别的优势,反而,对于运用不当的人,哲学只会助长他们的痛苦。这么说是有根据的,我们搞哲学的人最喜欢说的短语之一,是“痛苦的苏格拉底和快乐的猪”,搞哲学以外的人对哲学家的印象,通常都是发疯的尼采。当然,我们也有维特根斯坦这样少数的例子,在临终之前告诉我们,他度过了极为美好的一生,不过从我的观察来看(也许没什么代表性),大多数搞哲学的人都是不快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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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我们可以用一些很哲学的方式去理解这些不快乐,比如施特劳斯在讲到哲人和城邦的冲突时说,真相(真理)让一般人难以承受,只能由哲人(哲学家)默默承担,在小圈子里代代流传。不过对于我们这些抱有怀疑主义的人来说,哲学家并不真的掌握真理,他们只是在追问一些难以得出最终答案的问题,并因此苦闷不已。在有了这个觉悟之后,他们甚至会更苦闷,因为如果信施特劳斯的说法,哲学家还能挟真理以自重,或者说,就是还能有一些优越感,现在这种优越感也没有了,哲学家还经常被人问:“你们搞那些东西有什么用?”怎么能不苦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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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对于搞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的人来说,这种苦闷还会加剧。对于搞形上学(metaphysics)和认识论(epistemology)的人来说,哲学的苦闷来自于研究没有突破,但对于搞实践哲学的人,我们的苦闷还来自于无法完全践行所得出的结论。我们在学效益主义(utilitarianism)的时候,邓伟生老师就对我们说,经典的效益主义是一种非常高要求(demanding)的学说。怎么说呢,比如你身上有一些钱,你拿出一百块打算去吃点好吃的,结果一想到非洲儿童比你更需要这笔钱,根据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你就只能捐了;你又拿出一百块钱,结果你又想到贫困山区的儿童比你更需要这笔钱,根据效益主义原则,你还是只能捐了。虽然后面有密尔(J. S. Mill)等哲学家给效益主义加了不少补丁,不过效益主义的“高要求”特征并没有完全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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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康德主义也是一样。根据康德著名的说法,“仅依据你能同时意愿它成为一项普遍法则的那项格律而行动”。即使在一种恰当的理解下,康德对道德动机的规定也是让人觉得要求过高。比如他说,出于同情心,出于自利利人的想法,去做一个道德的行动,是没有道德价值的,只有出于义务动机的行动才有道德价值,也就是说,你做的时候,基本只能有“这是我的义务”之类的想法。更绝的是,他说,道德行动者并不需要考虑行动的后果,只需要完全按照道德律来行动就可以了,因为行动者只能决定自己行动的动机,而不能决定行动的后果(这并不是否认康德的原文可以有别的诠释)。于是就有了那个经典的例子,一个康德主义的道德行动者,会为了不去说谎,而对上门的杀人犯说自己的朋友正藏在自己家中。康德的理论也被科斯嘉德(Korsgaard)和芭芭拉·赫尔曼(Barbara Herman)改造过,变得没那么苛刻,不过,一个康德主义者的道德负担,依然是重于常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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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 在我彻底皈依伯纳德·威廉斯(Bernard Williams)之前,我认为自己是一个康德主义者,因为我觉得人确实应该按照自己的思考的结果来行动,但无法接受效益主义为了大多数人利益牺牲小部分人的逻辑结论。我曾经为了说谎的问题纠结了很久,因为作为一个血气方刚的直男,有正常地和女性进行感情交流的需要,但是根据我的经验,想要一直不说谎而和姑娘相安无事,难度是相当大的,今年那份“2017普通高等男朋友招生考试”不就是最好的证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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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 至于研究政治哲学,这里面的苦闷是有层次的。有的人把政治哲学当成一种形上学,比如说只在概念或抽象的层面探讨什么是“正义”,什么是“自由”,什么是“合法性”,完全不把它们延伸到现实;有的人研究的政治哲学会涉及部分现实,但基本只是西方社会的现实,它可以带着一种“超然”或“疏离”的态度去谈论其中的问题。这两类政治哲学研究者所遭遇的苦闷和所有的学术研究者会遭遇的没有两样。还有一类,他们不仅不苦闷,而且可以说有点得意,因为在这些“国家主义者”看来,中国这十几年的国力大幅上升,很快就要成为世界第一霸主,而他们自己研究的课题,也是在推动中国往这一个方面前进;另一类具有迫切现实关怀的人,和前一类完全相反,他们觉得中国离他们所理想的世界正越来越远,不管这种理想是自由民主(自由派),基督的国度(基督徒),还是社会主义社会(非国家主义的左派),这一类人,所感受到的苦闷最为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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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 在这个角度,其实不难理解为什么一些昔日的理想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会蜕变成国家主义的施派、左派或大陆新儒家,因为在国家相对实力和国家权力在不断增长的时候,做一个有现实关怀的反对派,比做一个有现实关怀的国家主义者,要累太多了。因此,也不难理解那些从自由主义者蜕变过去的国家主义者,会比一贯的国家主义者要更痛恨自由主义:他们认为自己以往所吃的苦头,都是由自由主义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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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 在中国,一个搞哲学的人会遭遇的苦闷,我以前在《耐住寂寞》中基本说过了:发不出论文(有时并非因为你写得不好,而是因为没有关系或不愿给钱),找不到工作,收入低,不被社会和家人朋友所理解。如果你是一个研究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的人,那你的苦闷还可能会因为理念得不到践行而严重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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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 以前我会说,如果你承受不了这些,那你就放弃哲学吧。经过七年的一些经历,我有一些心得体会,可以利用哲学本身来缓解哲学所带来的苦闷,尽管这些东西,从内容来看并不让人觉得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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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 我以前和邓老师讨论过所谓“工夫”的问题,他说,中国伦理学比西方伦理学优胜的地方,也许就是中国伦理学有“工夫论”,而西方伦理学没有。我当时表示不太同意,我说,西方伦理学也有,那就是古希腊人说的“认识你自己”,只不过后来基督教和心理学兴起,这部分逐渐被人忽略而已。所谓的“认识你自己”,我在《自由主义者的“心力》中有过一些初步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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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 “从‘我’有‘自我意识’开始,‘我’已经不是一张白纸,而是一个有着一定‘基底’的主体。这些基底,正是‘我’的基因和成长环境所塑造的,属于运气的一部分,它们有些可以被改变,有些则十分顽固。认识这些基底与承认它们对于自我构成的意义,会使我们减少不必要的‘自我改造’和自责。”
25 |
26 | 这一部分的启发无疑来自伯纳德·威廉斯。威廉斯在《道德运气》中提到:当我们以伤害他人的方式,去追求一些价值的时候(比如高更为了追求艺术抛妻弃子,安娜·卡列宁娜为了追求爱情抛弃家庭),这种追求的最终成败会影响到我们是否能证成我们当初的抉择,而成败是无疑有运气的因素。威廉斯还特意讲到“内在运气(intrinsic luck)”的概念,所谓“内在运气”,就是那个人是否真正具备获得成功的内在条件。在高更的那个例子,“内在运气”指的是,他是否真的具备一个艺术家的才华,在《安娜·卡列宁娜》的例子,“内在运气”指的是,安娜和弗龙斯基的爱情是不是真爱。
27 |
28 | 从威廉斯的其他文章里,我还发现了其他对我影响深远的洞见。比如,“道德只是其中一种价值,并没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以及“如果一个行动者的‘主观动机集合’里没有做某件事的动机,或者不能从实践推理中诱导出做那件事的动机,那么我们就不能说他有做那件事的理由。”
29 |
30 | 后来我更进一步发现,道德不完全像德性伦理学或儒家所说的,能帮助人进行“自我完善”,在很多时候,它还是能带来“精神压迫”的。我不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说道德对人的“精神压迫”,我说的是,道德,即使是自律意义上的道德,会让人产生的精神上的压力,这种压力和工作上的压力,以及世俗标准带来的压力,并没有太大区别。当它的要求并不能很快实现的时候,它会让人焦虑,当它的要求实现不了的时候,它会让人自责。这些压力,都是其发生作用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你满足不了某些道德要求所产生的自责,是对你的惩罚的一部分,就好像你因为没有能在三十岁前结婚感到自责,是世俗标准对你的惩罚的一部分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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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 然而,我们人类的精神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每个人的承受能力更是各有不同,我们不可能去主动发现工作上的每一个问题,我们也不可能去迎合世俗对我们的每一种期待,同样,我们不可能把每一种道德义务都揽上身。为了自己的精神健康着想,保持适当的道德迟钝是有用的。比如说,虽然我很支持男女平权,但是当我看到一份《男性的女权主义者必看》里写道“全球女性平均收入比男性平均收入低21%,所以,请你将收入的21%的收入捐给促进性别平等的公益机构”,我只会一笑而过。比如说,虽然我依然自认是一个康德主义者,会履行大部分的绝对义务,但是我基本上只会看心情来选择性地完成非绝对义务(助人等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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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 因为这样,我也经常被人诟病。每天通过各种网络渠道(微信、微博、豆邮、邮箱),向我求助的人都不少,有些我看完信息就扔在一边,有些我做了一点简单的回复就忘了,有些我比较仔细地给出帮助和建议,有些我会一直跟踪了解。那些没有得到我回复的,心里积累了一些怨气,甚至留言对我进行谩骂,我是能理解的,不过我不是很在乎。因为我确实认为道德并不经常是最高的价值,我们能否完成道德义务也受运气的支配,最重要的是,我不觉得我的“人格整全”得靠我去完成每一个道德义务来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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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 所以是这样:如果你不能完成每一个道德义务,那么,你肯定也不能过分在乎别人对你的评价,即使是身边你比较在乎的人。有一位老师,一直是我比较景仰的人,但是他对我写《施派的逼格》和《政治“哲人”甘阳》非常地不满,他对我说,这些都是你的老师辈,你对他们再有意见,也不能这样写。我当然意识到我在写这两篇东西的时候,不可能把所有的道德要求都照顾到,但是我觉得其中的一些,盖过了“长幼尊卑”的伦理(我不觉得是“师道尊严”),不得不这么做。这几年来,我当然遭到了很多的非议,但我相信这样产生的压力并不比我去完成每一个人对我的期待要来得大。如果我的其中一些朋友受到这些非议的影响,那我只能觉得遗憾,但是并不打算改。
37 |
38 | 至于由搞反对派的政治哲学所产生的苦闷,跟上面所说也有部分相关性。上次我写完《作为一种政治哲学的“不婚主义”》,林公滋评论说:“异乡人做久了才是需要‘心力’支撑的,亲密关系算其中可能的一环嘛,只是走到婚姻这一步久有太多很支的东西在里面了。”谈论政治反对和爱情婚姻的关系看似新颖,其实从林觉民的《与妻书》就开始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自由主义者认为革命者的爱情过分决绝,于是在讲到政治和爱情都会偏向爱情一点,有一些甚至认为,所谓的关心政治,都是力比多无处发泄所致,找个女朋友就好了。既然“革命”无法“告别”,我们有必要重新谈谈反对派的“再政治化”。张鑫认为在《“不婚主义”》一文中对中产阶级和理想主义青年的评价过于苛刻,我后来回应他说:中产阶级内部产生鄙视链和阶层分化,理想主义青年在幻灭之后回归觥筹交错的现实,这些从正统的自由主义来看都没什么问题。但他跟我以前所批评过的一些自由派一样,都犯了一个错误,那就是假装这里是一个已经建立了成熟的自由民主制度的国家。在一个有成熟的民主政体的国家,这些可能都不是什么严重的问题,但是在中国,这些确实是问题。这就是自由主义的悖论之一:我们无法用自由主义的行动方式来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制度。洛克的革命理论只讲了“应当”,没有讲“怎么办”;美国革命针对的是一个相对仁慈的宗主国;公民不服从也是在已经有自由民主政体的前提下;甘地、马丁·路德·金和曼德拉面对的都是有所顾忌的对手。自由主义并没有提供现成的理论和先例来应对我们当下的情况。自由主义的确立,需要一些“比自由主义更多一点(more than liberalism)”的精神理念和行动方式。于是我们必须问:如果中产和自由派的理想主义者承担不了推动变革的重任,那谁来承担?这就是列宁在《怎么办?》里讨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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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 不管未来是哪一个群体(我把他们称为“面壁人”,不一定是自由派)自我筛选出来承担起推动变革的重担(也完全有可能不会有任何变革),他们都会面对“心力”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不婚主义”绝对是相关的。如果说亲密关系还能在某个程度上为一些“面壁人”提供心力支持,正统的婚姻模式对于他们绝对是消耗性的,现有的婚姻文化和制度是以消费主义和末人繁殖为核心的,面壁人卷入这样的婚姻中,除了被同化为末人,或者在觉悟后离婚外,基本没有第三条路。换个角度说,你一边去民政局领证,指望政府来为你和另一个人的关系提供合法性,另一边却去否认它的合法性,世上还有比这个更精分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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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 大概有人看出来了,我给的办法都是“做减法”:抛弃正统的婚姻理念,减轻道德加诸精神的负担。这种办法和中国佛道两家的精神是共通的,旧时有“援佛入儒”的说法,我相信也是这个道理:许多世俗的价值(有时包括道德价值)带给人的只有沉重,并不能真正地培养心力,而意识到它们的“虚妄”,不轻易被它们束缚,反而能更好地增加自身的意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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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 不过,我上面所说的不适用于基督徒,根据我的了解,基督徒有自己的一套培养心力的办法,他们不需要抛弃婚姻和戒律,但也不会轻易地屈服。虽然方向不一样,目标也未必一致,但是我依然敬佩他们的努力。哪一边获得了成功,我们都应该值得庆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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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学术成就与个人道德.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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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学术成就与个人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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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去年五月,美国BuzzFeed新闻网站发布了关于耶鲁大学著名哲学教授涛慕斯·博格(Thomas Pogge)性骚扰的报道,今年三月,该媒体又揭露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另一位大牌哲学教授约翰·塞尔(John Rogers Searle)的性骚扰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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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两位哲学教授所采用的手段极其相似:用丰富的资源和美好的工作前景来诱惑准备在学术界发展的女性;在言语上给出性暗示,以不恰当的方式求爱;利用工作机会,在身体上对受害女性进行猥亵;在遭到拒绝后,采用开除或降薪等方式进行报复。在被媒体披露前,他们都有过不少“前科”,且所针对的对象,都是有色人种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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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考虑到当事人所提交的细节,很难相信这些指控是无中生有的。于是有人提出了这样的论调:对学者的学术成就,和他的个人道德,应该分开来看,在对学者的学术评价中掺入道德评价,对他来说是不公平的,对于整个学术事业来讲也是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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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 这话不一定完全错,但要看怎么理解。如果这里的“个人道德”指的是“学者身上那些与学术成就直接相关的道德品质”,那这个论调就错得离谱。比如说“抄袭”,如果一个学者的论文或著作曾经被证实抄袭他人,那他的所谓“学术成就”,就要打个大大的问号:究竟这些学术成就里,有多少算是他自己的研究成果?这种情况下,要把学术成就和学术道德分开来谈,那是荒天下之大谬。在国际学术界,一个被发现抄袭的学者,会被直接驱逐出学术界。但在中国,一个学者只要后台够硬,“抄袭”对他来说并不是多么严重的问题。君不见,某985哲学院院长,整本著作抄袭德语哲学辞典,被另一位有分量的同行揭发之后,依然稳坐高位?但国情的原因,并不能阻止我们认识到:某些学术道德对评价一个学者的学术成就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否认这一点,才是真正地在危害学术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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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 另一方面,如果“个人道德”指的是学者在学术研究以外的“私德”,那上述那种论调,或许说得过去。比如说,大哲学家卢梭的“私德”就不怎么样,他对自己的妻子很糟糕,还把自己的几个孩子都送进了孤儿院,对于曾经帮助过他的人,也经常恩将仇报。可这并不妨碍我们欣赏卢梭的作品的价值,因为他的《社会契约论》和《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并不是抄袭的。民国一些知名学者,比如胡适,嫖娼和婚外情都有过,也无损于他做学术的声名,尽管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被牟宗三批得一无是处,但毕竟并不是婚外情影响了他做学术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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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 然而,介乎这两者之间的某些“学术道德”,就比较尴尬了。这类型的学术道德,一方面和学术成就并不直接相关,也就是说,一个学者确实有可能在不具有这些学术道德的同时获得一定的学术成就;另一方面,它们也不能归入与学术无关的“私德”,因为它们确实影响着学术共同体里的公平与正义。违反这类型的学术道德的行为包括性骚扰和打压异己,也经常包括存在直接权力关系的师生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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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 一个有性骚扰倾向的学者,不一定就做不出好的学术成果。博格和塞尔,都是同领域中的佼佼者。博格是罗尔斯的关门弟子,是美国甚至全世界研究“全球正义”的领军人物,他对现实的道德政治甚至有极大的影响。几年前他去台湾讲学的时候,我听说他在筹备两件事,一是成立一个国际组织,将外逃官员和跨国企业的不义之财(贪污款项和偷税漏税)收集起来,用来资助贫困国家,二是发起一个废除医药专利的运动,由前一个组织来投资和生产真正造福人民的药品。至于塞尔,对于搞分析哲学的人来说真是如雷贯耳,我们学习心智哲学(philosophy of mind)的时候,塞尔的书是必读书目,他的几个思想实验(比如“中文屋”)也让我们见识到这种做哲学的方式如何被他发挥到极致。这就是为什么,当博格和塞尔的事情出来,许多仰慕两位哲学家的正直人士,会有一种“丧父”般的痛心感。
18 |
19 | 然而,我们也能意识到,他们所做的行为是无法原谅的,这并不仅仅关乎性骚扰本身。他们对那些女性所造成的伤害,是来源于学术共同体所赋予他们的权力。就像我在前面说的,涛慕斯除了手握“全球正义”项目的话事权,还在西方各国政府和许多跨国组织里有着相当广泛的影响力,他的这些权力,直接来自于学术共同体对他的理念和学术成就的认可以及各政治组织对学术共同体的信任(而非直接来自于他的学术成就)。塞尔也是,他不仅是伯克利哲学系“地位最高的人”,伯克利还专门为他成立了一个“社会本体论”研究中心(the John Searle Centre for Social Ontology),校方高层管理人员在接到投诉后还一直为他提供庇护。如果没有哲学界对他在语言哲学和心智哲学领域的贡献的认可,他要获得这样的权力是不可能的。正因为如此,两位哲学家对那些女性进行性骚扰,等于在滥用学术共同体所赋予他的权力和认可,学术共同体有权利甚至有义务基于道德方面的考虑收回那些权力和认可,这对于营造一个公平的、包容的、相互尊重的学术环境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这里,要把“学术成就”和这个意义上的“个人道德”分开来谈,是毫无道理的。
20 |
21 | 还有一个细节就是:两位哲学家的性骚扰受害者,大部分都是有色人种的女性(举报两位哲学家的女性,分别为拉丁裔和亚裔)。不管他们如何自我辩护,他们不可能不知道女性和有色人种在美国所处的相对弱势地位。我无法确定他们在性骚扰时是否有意在利用她们这一弱势地位,但是这些受害者的身份无法让人不产生这样的怀疑。这里博格尤其需要承担责任,作为一个研究全球正义的哲学家,他对这个问题理应有更高程度的敏感,他不可能不意识到,一个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女性留学生,在面对一个享誉全球的白人男性哲学家时,两人的权力有多么地不对等。去年事件披露之后,网上有人说,博格的行为是他的理论的一个必然结果,因为他和罗尔斯一样,认为“正义不应当运用于私人领域”。这种对罗尔斯和博格的解释未必正确,在两人的框架内,是有可能找到回应这些问题的方面的。这里的关键,不在于博格的理论有问题,而在于他并没有真正地做到“述行一致”的智性真诚。
22 |
23 | 回到那个论调,如果里面所说的“个人道德”,指的是与学术无关的私德,甚至是一些经不起道德哲学反思的“世俗道德”,那我非常支持把对学者的学术评价与这样的“道德评价”分开来;如果有的学者利用自己的学术成就或在学术界的影响力,在学术界以外做出违背一般道德规范的事情(比如借钱不还),那民间自有其纠错的办法,学术界也不应该掺和。但是,如果里面说的“个人道德”,指的是学术道德,不管是直接影响其学术成就的学术道德,还是与其学术成就在学术界所产生的后果相关的学术道德,都无法与对该学者的学术评价分开。学术道德,本来就是学术的一部分。
24 |
25 | 在理想情况下,对于违反上述学术道德的“学术大腕”,其所在的学术机构应当给予相应的惩罚,情况严重,应该直接开除(比如多处抄袭、造假和长期性骚扰)。但有时学术机构基于现实利益的考虑,会从轻处罚甚至包庇该学者,这时候,作为学术共同体的一分子,面对一个自己曾经仰慕、但却严重违反学术道德的“大牛”,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我有下面的建议:
26 |
27 | 当存在替代性文献的时候,尽量引用替代性文献,不引用那个学者的文献。
28 | 尽量不参与有那个学者出席的学术场合。
29 | 在讨论这些案件的场合,不要畏于学术权势,勇敢地澄清事件中的大是大非,不要向偏袒该学者的其他学者低头。
30 | 如果自己是某个学术机构或学术组织的负责人,尽量不要邀请该严重违反学术道德的学者参与贵机构或组织的学术活动,更不要邀请他来任职。
31 | 如果你是出版社的编辑,请尽量减少与该学者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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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 我上面所说的,其实就是一般意义上的“抵制”。有些会说,这样的抵制很幼稚,毫无意义。事实上,在涛慕斯·博格的性骚扰被曝光以后,以伊丽莎白·安德森(Elizabeth Anderson)、约书亚·柯亨(Joshua Cohen)、史蒂芬·达沃尔(Stephen Darwall)、雪利·卡根(Shelly Kagan)、查尔斯·拉莫尔(Charles Larmore)、玛莎·纳斯鲍姆(Martha C. Nussbaum)为代表的一群同样大牌的学者(其中柯亨算是博格的同门,卡根是他耶鲁的同事)联名写了一封公开信,其中写道:“现有已经公开的信息(包括博格自己提供的上述邮件)已经足够表明,博格从事了违反恰当的职业道德规则的行为。对我们哲学共同体而言,没有什么比博格辜负了的信任更为重要。根据已经公布的信息,我们强烈谴责博格这种伤害女性,特别是有色人种女性,以及伤害学术共同体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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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 在中国,上面的这种捍卫学术共同体的道德的行为,经常被理解为“清除异己”或“学术迫害”,因为很多中国学人也根本不明白为什么要为这些“小”的事情大动干戈。这就是在中国谈学术道德的困境:学术道德要么被私人化,要么被政治化。谈性骚扰,很多中国学人都认为是“私德”问题,最多就是作风不端正,就是要处罚,也是走个形式;谈到严重一点的抄袭,就上升到“政治斗争”,不是“右派搞左派”,就是“山头之争”,因为一扯到“政治斗争”,对错就不重要,关键是谁能动员更多的人来支持。按照伯纳德·威廉斯(Bernard Williams)的说法,西方政治哲学界现在喜欢把政治问题道德化,中国学术界却刚好相反,改用韦伯的一个词,这就叫做“道德不成熟”。什么时候,中国学术界能够从真正学术道德的角度来理解和处理抄袭和性骚扰,我们才算真的正常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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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 另一方面,在中国,像我上面说到的抵制策略,在“人情世故”上或许更加让人头疼,但要是下定决心,实际影响效果其实更大。比如“尽量不引用”这一点,针对塞尔这样在心智哲学里横扫一片的人物或许有点困难,但针对中国的学者,那技术上完全没有问题,毕竟暂时还没有哪个严重违反学术道德的中国学者做出了什么不可取代的学术成就。尤其是现在“引用率”已经慢慢变成了一种生意(我本来是不支持这种量化学术标准,但坏的标准也可以用来做正义的事),学者就像开店的,引用的人就是顾客,“拒绝引用”等于“抵制”他家的商品,对一些学者的打击会越来越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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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 让我欣慰的是,一些年轻学人,现在对学术不端的容忍度越来越低了,有时不惜为了捍卫学术道德,出来怼自己那些不道德的前辈。这些人才是未来中国学术的希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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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志明与春娇救春娇与志明.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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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志明与春娇救春娇与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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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朋友说,看完《春娇救志明》,女友跟他吵了一架,然后躲进厨房哭了很久,他觉得很无奈。我一点也不觉得奇怪。在电影院看到一半的时候,我已经猜到有许多女生会把自己代入余春娇的角色。不过我是这么想:如果肥彭拍这部电影只是想让女人骂一下“渣男”,那他至多也不过是咪蒙的水平,看完他的电影骂“渣男”的,至多也不过是咪蒙粉丝的水平。作为追了他电影十几年的人,我希望帮他挽回一点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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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这部电影不只让咪蒙的粉丝有共鸣,它可能也会激起一些女权主义者的批判锋芒。之前有个女权主义朋友给我转过一篇《丧偶式育儿》,那种指控和余春娇在戏中的担忧是一样的:张志明想要孩子,可他能承担得起做父亲的责任吗?在地震考验之后,余春娇说,我不想最后选择的男人跟我的父亲一样,永远都长不大,只顾着自己,遇到事情只会逃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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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当时这个转折就让我觉得突兀,我们来较个真:张志明真的像余春娇父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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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由秦沛扮演的余爸爸,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当年春娇和弟弟还小的时候,余爸爸抛弃家庭,去追求“真爱”,年幼的春娇靠着看《小双侠》,才挺过了那段暗无天日的时光;几十年没见,一回来就带着一个比春娇还小的姑娘(已经换了不知道多少个),说要结婚;见了张志明,也不问一下情况,关心一下女儿找的是什么人,张口就让人家帮忙找个不收钱的摄影师;后面,带着志明和二妹(春娇的弟弟)去完桑拿又去兰桂坊,一人搂着两个年轻姑娘走了,你相信他们真的只是去吃宵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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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 回过头来看一下张志明:他喜欢买一些“唔等使(没什么用)”的东西,比如不知什么配置的滑板和“达利”,暂时也没有存够房子的首付,在上一集出过轨,但出轨对象是余春娇。和春娇复合以后,他在一集里被两个滑板妹、一个狗主人、一个干妈以各种姿态狂撩都巍然不动,对春娇的家人也是好得没话说,就因为跟一个小胖子互相砸球伤害,就被两个女人说自己像个小孩,就因为让春娇出面拒绝干妈捐精的提议(毕竟他让小姑娘手上留疤,心里内疚),在加油站提了一下想要孩子,地震的时候力气不够大没能把春娇拽到桌底,就被拿去和她爸爸相提并论。从春娇开始,他干妈,春娇的妈妈,都在给他心理暗示:你就是像余爸爸,你们都长不大。这是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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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 张志明有时候确实像小孩子,但不至于像余爸爸那样是个不负责任的人,更何况,张志明像小孩子这一点,不就是促使春娇和志明在一起和继续在一起的原因吗?记得第一集张志明的前女友怎么形容他的吗?他喜欢把干冰扔进马桶里,看烟雾从中升腾起来,还把手放上去,很幼稚。同样的事情,余春娇就不觉得幼稚,她有可能是爱屋及乌,但一个女人愿意欣赏“幼稚”的自己,这对一个男人来说是致命的诱惑。在第二集,我想打动张志明的,应该是余春娇的这句话:“我很努力去摆脱张志明,最后我发现,我变成了另外一个张志明。”她学会看到抛锚的车停在路边就开始一番阴谋论的想象,所以在第三集开头,提出要去看UFO的,不是张志明而是余春娇。他们两人这样的“臭味相投”,哪里是只看中他外在条件的尚优优能插足得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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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 张志明的孩子气,恰是他最初对于余春娇的可爱之处,现在春娇享受够了这种可爱,突然又掉转枪头,说他“不负责任”,这是怎么回事?或者跳出来说,如果肥彭要渲染张志明的不负责任,大可安排他地震的时候立马一个人冲到桌底,没有必要对余春娇又哄又拽,顺便让健身过后的余文乐和漂亮的女配角来几场床戏,那样“渣男”和“不负责任”的帽子,就是板上钉钉了,何必让我的朋友为了帮张志明说话弄得家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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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 其实仔细看电影,春娇的不安全感,至少有相当一部分,是源于自己的年龄焦虑。在《春娇与志明》,两人“掟煲(分手)”后,余春娇找的是年龄还比他大一截的,由徐峥饰演的中年老板,张志明找的是由杨幂饰演的小空姐。尚优优一句“春娇姐”,就给了她一万点伤害。这一集更离谱,有一天张志明要带余春娇去他的同学会,明明她化了妆,他却尴尬地说,要不化个妆再出门吧?她告诉她的闺蜜,自己那个地方的毛,已经变白了,她的闺蜜居然建议她用染发剂来染黑。在三集里,余春娇对张志明说了三次:“我真的比你大。”余春娇最介意的不是张志明的“长不大”,而是张志明“长不老”,在自己每况愈下的时候,张志明依然是随便站在那里就会有女生投怀送抱的待遇,这样的对比,余春娇怎么会有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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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 地震触发的不是余春娇对张志明“长不大”的觉悟,而是她离开张志明的念头。她心里很清楚,张志明并没有错,但一个只懂得分辨对错的男人,给不了她真正的安全感,因为两个人在一起,还需要一些超乎对错的东西。这些东西对她来说是什么?是一种“卡夫卡式的承担罪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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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 那些有着一个糟糕父亲的女生,嘴巴上说着“最讨厌父亲这样的男人”,最后找的男人经常就是父亲的翻版。从发展心理学,可以这样去解释这件事:我们和父母的关系,尤其是和异性父母的关系(对于男孩来说就是母亲,对于女孩来说就是父亲),对我们的亲密关系有着十分深刻的影响。一个女孩,不仅从父母之间的关系中学习处理亲密关系,而且也从父亲在自己幼年时对待自己的态度中,学会“定义”什么是“爱”。也就是说,如果她遇到一个男人,像父亲对待母亲那样对待她的,或者像父亲幼年对待她那样的,最容易让她有“爱的共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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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 我们在前面说到,张志明并不真的像余春娇的爸爸,余春娇是真的觉得张志明像她的爸爸吗?一种理解是,余春娇真的是这样觉得,而且恰好是因为这样,她才离不开张志明,因为她在张志明那里,最容易产生“爱的共振”。一开始我确实是这么认为的,不过有两个细节,让我觉得余春娇的心理可能比这个要更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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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 第一个是“小双侠”。在第三集,余春娇第一次对闺蜜们提到《小双侠》,她说她特别介意张志明没有看过《小双侠》,闺蜜们纷纷理解为“代沟”,也就是说,理解为这是余春娇的一种年龄焦虑。等到后面余春娇和张志明各自穿着《小双侠》的戏服出现在阿宝的生日会上,我才发现,《小双侠》对于春娇来说并不仅仅是童年回忆,它还是把她从“被抛弃”的泥潭中拉出来的救命稻草,她不只希望张志明知道“小双侠”,她还希望他变成“小双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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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 第二个是找飞鹰哥配合的那场戏。在阿宝的生日会上,余春娇突然发现张志明不见人影,然后二妹打电话过来,说余爸爸搞了黑社会大佬的一对孖女(双胞胎女儿),现在张志明也被他们挟持了。去到现场,余爸爸被抓到一边,毫发无损,张志明被打倒在地上,还前后被飞鹰哥爆樽(拿瓶砸头)两次。这里不是很奇怪吗?为什么搞事的是余爸爸,被打的却是张志明呢?我们可以说这是苦肉计的需要,但我想张志明想向余春娇传达的远远不止“我被人打了,我好痛”,他还想说“你爸爸的锅,我来背”,余爸爸这辈子最大的“锅”是什么呢?当然就是给余春娇内心造成的阴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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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 很多痴男怨女,都把后半段理解为“春娇嫌弃志明长不大,志明终于为了她长大”,这真是自作多情。《春娇救志明》的后半段,讲的是张志明如何解开余春娇留下的谜语,和春娇一起治愈她的心病。余春娇说张志明像自己的父亲,并不是在给离开张志明找借口,也不仅仅是把自己的年龄焦虑“合理化”为对张志明“长不大”的担忧。归根到底,她是希望张志明承担起“做父亲”的责任,补偿余爸爸在童年对自己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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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 一个在成长过程中遭受过父亲伤害的女生,经常对伴侣产生与父亲有关的“移情”:一方面,她容易被与父亲有相似特质(经常是缺陷)的男性所吸引,另一方面,她又希望那个男性不要像父亲那样对她,她希望那个男人给她父亲没有给她的“父爱”。一个与父亲特质相似的男人,如果能替父亲补偿她,那相当于她内心里那个父亲的形象给自己道了歉,这比父亲本人在年老之后再对自己说一句“sorry,sorry”要有意义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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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 找到这样一个男人,当然不容易。所以大部分这样的男人,都得靠女人自己“调教”出来。找到一个与自己父亲特质相似的男人,再教他慢慢地变得“不那么像自己的父亲”,让他对你好,对你承担责任,即使有时这些“责任”并不是因他而产生的。没有多少个女人能完成这样的“自我救赎”。更有可能的是:他既然有与自己父亲相似的缺陷特质,他依然会像你父亲一样伤害你。我就见过许多姑娘在这条路上弄得伤痕累累,最后认命,要么跟他赖在一起一辈子,将伤害继续传递给下一代,要么转身离开,找一个没那么吸引自己,但对自己好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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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 余春娇是幸运的,张志明和余爸爸相似的特质并不是那些会给她带来直接伤害的特质(就像我们前面所分析的,如贪新忘旧和不忠诚),而且张志明也确实猜中她的心思,他愿意承担余爸爸没能履行的“责任”,所以他陪她去扮演那对在童年时拯救了她的“小双侠”,所以他在苦肉计的情节里,也预留了她的位置(飞鹰哥说,既然你爸爸搞了我的女儿,那我搞他的女儿,也很公道吧),她的父亲给她造成的伤害,由他们两人一起来弥补。因此这部片不该叫《春娇救志明》,而应该叫《志明与春娇救春娇与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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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 如果我也猜中肥彭的心思,那不得不说他实在狡猾至极:用“男友长不大”的梗,来赚足女观众的眼泪,再用埋在地下几尺深的暗线,来讲一个男女互相救赎的故事。可那个结局我依然无法买账,等他拍出一部比《志明与春娇》更好的电影,我才考虑原谅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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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爱情兼容论.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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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爱情兼容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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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前两周我身体有一些不适,出现发热、乏力、恶心、厌油的症状。其实有许多病都有这些症状,甚至休息不好、压力大也会有,但我那几天一直怀疑是自己的肝有问题。我一不酗酒,二不怎么喝中药,所以我想有没有可能是肝炎。如果是肝炎导致的症状,那我觉得自己的人生已经毁了(事实上即使是也不至于如此,但人在处于生病的恐惧中容易有这样的想法),以后不要再谈恋爱连累别人,工作最好也辞了免得祸害学生。最后报告出来,可以说有惊无险,彩超图和肝功能检查都完全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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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在那焦虑的几天,我想了很多。我想起我的“爱情运气论”。有的时候我不太好意思跟一些人讲这一套,我觉得要一个普通人去承受那样的“真相”有点残忍,因为就连我这样铁石心肠的人,偶尔想到要是自己没有现在的一些爱好和志业,那除了找个人结婚生子,真的不知人生还能怎么过。比如遇到上面的情况,那就是最大的“不幸”,还能奢望什么爱情?但情况似乎不是这么简单,在自己的肉体和精神同时陷入脆弱的境地,我也有想过,身边如果有一个相濡以沫的人,那会是多大的慰藉。这样的念头,不是“没有运气就不要想了”一句话可以打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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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我在去年出的那本书的《后记》里写过,在我的青少年时代,爱情是一种能让我超越狭隘自我和庸俗日常的精神寄托,因为我和别人相比,没有什么突出的地方,我只能想:还有谁会像我这样强烈地爱一个人吗?没有了,其他人都庸庸碌碌地活着,一切为了自己。我没有写到的是:其实像我这样想的人是非常多的,正因为爱情对许多人来说,都是“疲惫生活中的英雄梦想”,所以它是一种相当平等主义的价值。或者说得严谨一点:与其他价值相比,“爱”(在这篇文章里,“爱”并不是指“广义的爱”,不包括“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爱”,也不包括“兄弟姐妹之间的爱”,更不用说“对非人事物的爱”,它与“爱情”基本同义,如果说“爱”和“爱情”有什么区别,那可能是后者更看重“激情”的成分)是一种相当平等主义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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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我说“爱”是一种平等主义的价值,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就像我上一段说的那样,它是几乎每一个人都渴望的,再铁石心肠的人,也不会完全否认“爱”的可欲性;其次,在流行的理解里,它是每一个人都有可能获得的,而且获得以后,就会保持稳定,即使里面的激情已经消逝,它也会转化为相濡以沫的“感情”;再次,再富有的人,再有才华的人,也有可能得不到“爱”,周围的人奉承他们、崇拜他们、讨好他们,但没有人爱他们,这种例子不算罕见,所以在这一点上,“爱”和“死亡”是类似的;最后,因为在一般人看来,它是如此珍贵,所以一旦获得了它,人生的幸福感会急剧提升,贫穷和疾病等不幸对人生的冲击也就由此被削弱,“爱”使得人类的幸福感不会产生严重的两极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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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 我把“爱”的平等主义内涵铺陈开来,并不是因为我完全认可上述四个方面的合理性(老实说,第二点和第四点,我都有所怀疑)。我只是对“爱”作一种价值现象学的分析,这种价值现象学,根植于一般人对“爱”的共同理解,它有可能是不合理的,或者说,与那种经过反思的对“爱”的理解南辕北辙。但是不管怎么讲,我们在日常语言中,或者在艺术经典和流行作品里,经常听到那样关于“爱”的表达;我们的年轻人,对“爱”的最初理解,也是来源于那样的“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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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 2014年在香港开会的时候,石元康先生抽空来我们的会场发言,他说到“价值”和“平等”,从概念上来看,似乎就是冲突的,“有价值”的事物需要某种“没价值”的事物做衬托,获得某种价值的人,也需要没能获得这种价值的人来衬托。石先生的话是很有洞见的。比如说,“美”这种价值,它所带来的“不平等”是显而易见的:不仅人本身有美丑之分,人的“审美能力”也不是完全平等的,一个天赋平常的普通家庭的孩子,不太可能和一个艺术天才或者受过一流教育的富家子弟有一样的品位和审美水平,可以说,两种人眼里的世界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于“爱”,有的人说情况也是一样,而且和“美”是相关的,长得好看的人就是有更多的人爱,有着更好的品位的人就是有更多人爱。但是,在日常的理解里,那种长得好看的人,和有着更好的品位的人,并不是更多人“爱”,他们只是更“受欢迎”。正因为“受欢迎”和“有很多人爱”是不一样的(尽管我们知道这两者之间存在极大的相关性),所以“爱”才可以具有那样的平等主义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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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 自从上次有个基督教朋友对我讲到“上帝”与“爱”的关系,我就开始关注基督教关于“爱”的说法。她认为,在我的爱的哲学里,有一个环节是缺失的,所以我只能不断地强调“运气”,而在基督教哲学里,这缺失的一环就是“上帝”:“爱”是一种可以培养的能力,如果你感受到来自上帝的爱,那你就不会“爱无能”;“爱”也是一种决定,只要你决定爱一个人,上帝就会帮助你。基督教的“爱”是普世的(因而也就是平等的),只要你信,你就能获得上帝的“爱”,你也会在它的眷顾下获得尘世的“爱”。在进入“祛魅”的现代世界以后,尽管基督教的影响力大大减弱,但是它对“爱”的理解依然渗透到我们的语言和各种思潮之中,比如在进入恋爱之前,女生经常会问男生,你会不会一直爱我?这就是把“爱”理解为一种“决定”,似乎只要我“决定爱”下去,我就能爱你到永远。在弗洛姆的《爱的艺术》中,他一直在强调“爱是一种可以培养的能力”,虽然这种能力的培养,不是向上帝祈祷就可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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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 某种程度上,一夫一妻制(它本身和基督教又有极大关联)的出现和扩张,也助长了“爱”的平等主义:只要每一个人都能结婚,他们都可以对外宣称自己获得了“爱”,不管它是来自“爱情”还是“亲情”,如果“爱”被赋予了那么崇高的价值,那么,所有人都可以通过结婚来弥补与他人之间的其他差距。一个人长得不好看,或者收入不高,但是他结婚了,他就“有了自己的幸福”。这就是为什么,尽管你苦口婆心地向你的父母解释,你一个人的生活充实而美好,但在他们眼中,你不结婚依然是有问题的。不管你是男是女,你父母看到你走进婚姻的那一刻,他们整个人都感到无比轻松,就好像给你买了终身保险一样。也无怪乎有些保守主义者一直在强调家庭,在他们看来,社会秩序的维持,在于让每一个人都拥抱家庭,顾家的男人不会去作奸犯科,爱家的女人也有了依靠和保护。保守主义者不是不重视平等,他们觉得让每个人都成立家庭就是最重要的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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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 然而我接下来并不是要说,“爱”是一种“意识形态”,或者“精神鸦片”。我也不是要说。它在实际人类生活中所产生的影响,与它在一般人的共同理解之间,存在着一道“鸿沟”。我想说的是,在“爱情运气论”和“爱的平等主义”之间,存在着一些张力,这些张力并不说明这两种对爱的理解,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关系,但是它们必须得到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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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 我在前面说的,我对“爱”的平等主义内涵的第二点和第四点是有怀疑的。《百年酒馆》里有一幕,有个姑娘和一个男人在吧台上说着说着就吵了起来,继而互相侮辱对方的人格,问候对方的父母。当男人拂袖而去,旁边的人好奇地问姑娘,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姑娘说,还能怎么认识?交友网站上认识的呗。有个人说,你真的以为上交友网站就可以找到爱情吗?姑娘困惑地说,不然我该怎么办?这时吧台的另一侧,一个包着印度人的头巾的男人慢慢地开口说,你要承认爱是一件很“罕见”的事,它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发生在你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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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 很让人绝望是吗?就好像我在《后记》里写的,当我发现“爱”也是需要“天赋”的时候,我相当地绝望:并不是说,我“喜欢”一个人,愿意为她付出,那就是“爱”。在这个意义上,“爱”一个人比“爱”上帝要更困难;“爱”上帝,它总是会对我有回应的(加尔文宗持命定论,也许不是这么认为),“爱”一个人,需要恰当的时机,需要对方的配合,更致命的是,你自己有时都不会配合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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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 不过,这很可能只是故事的一部分。尽管存在着一些关系,我们从中可以清楚地判断到底是爱还是不爱,但大部分感情在这方面并没有那么清晰。曾经有人问我,你觉得你有过爱情吗?我觉得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如果说爱情一定要是双向性的,那可能是没有的。如果把那些“我爱你,与你无关”算进去,那我当然爱过。以前我经常用诺齐克的一个定义:“爱情就是把‘我’和‘你’变成‘我们’。”照这种说法,单方面的感情似乎是不能称得上“爱情”的,但倘若换一种诠释:一个人把另一个人的目的变成自己的目的,把另一个的需要当作自己的需要,把另一个人的事情看作自己的事情,那在他那里,他和那一个人确实也是“我们”。我们无法否认,经过仔细反思以后,爱情存在多种解释的可能:对于有的人来说,爱情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在一些人身上出现,对于另外的人来说,爱情“会和每个人不期而遇”;有的人觉得爱情的定义里包含了“将其作为最高价值”这样的蕴含,而有的人觉得爱情只是其中一种价值,它并不先天地比其他价值的地位要更高;同样的一段感情,其中一方觉得是爱情,另一方却觉得不是。这么多关于爱情的对立观点,里面不一定有一方是错的,只要双方能把对这段感情的解释,整合进他们各自的人生叙事之中,那就与他人无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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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 在一种流俗的理解里,“爱情运气论”和“爱的平等主义”也可以兼容,因为“爱”里面的“激情”成分确实来得快去得快,但“激情”过后所沉淀下来的“感情”却可以持之以恒。我并不是要在这个意义上调和两者,我想说的是,爱情之所以一方面要考虑运气,另一方面又是平等主义的,正是因为它足够地“不可捉摸”:“爱情运气论者”和“爱的平等主义者”都把握住爱情里那不可捉摸的成分,不同的是,前者将这种不可捉摸的成分,还原为“运气”,而后者,对这种不可捉摸做了善意的处理,作为运气的“爱情”可以从无到有,又从有到无,而经过善意的处理,“爱情”可以一直存在(不仅仅是“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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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 同样地,针对“爱的平等主义”内涵的第四点,我们也可以说:爱情带来的以及留下的,到底是伤害还是慰藉,在相当程度上,也取决于当事人的“解释”。对于那些获得爱情,或者在自己的“解释”中获得了爱情的人,他们放大爱情的意义,以此来提升自己的幸福感,这并没有什么值得指责的地方;对于那些没有获得爱情,或者在自己的“解释”中没有获得爱情的人,他们认为爱情经常反而会带来伤害,这也是一种正常的认知调节。这里面存在着一种有趣的情况,即一个人按照一般的理解,并没有获得爱情,但是他通过自己一种特殊的“解释”,为自己戴上了爱情的皇冠,同时他还坚信爱情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因此他具有极强的幸福感。这种情况,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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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 在这里必须补充两点说明:首先,我上面的说法有可能给人造成一种印象,即对爱情采取任何一种解释都可以,这是不正确的。我一直说,我承认爱情里存在“道德责任”,但是我反对采取一种全方位的“爱情道德主义”的诠释,即认为只要爱情中的两人在道德上无可指责,爱情就一定能延续,或将所有的爱情中的摩擦、挫折、破裂,归因于其中一方或双方道德品质的缺失。爱情道德主义不仅是一种与直接事实严重冲突的立场,而且它也容易让爱情中的一方或双方留下伤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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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 另外,尽管“爱的平等主义”中的乐观主义因素显而易见,但是,不能将“爱情运气论”等同于悲观主义,原因在于有时将爱情理解为运气,反而能使我们在爱情中少受一点伤,或者说,更能治愈我们在爱情中所遭受的创伤。如果一个人认为,爱情主要靠运气,那他对爱情的失去,会看得更加淡然,会更少怪罪于自己或者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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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 最后我们得到的一种理解,是“爱情运气论”和“爱的平等主义”的一个调和。如果用黑格尔的说法,“爱的平等主义”是正题,“爱情运气论”是反题,最后得到的,是合题。不宁唯是,合题中的“平等主义”比“爱的平等主义”要更强,对“爱”与“爱情”进行区分的必要性进一步降低。我以前提出“爱情运气论”时,有许多朋友对我表示不满,认为我抹煞了爱情里的自由意志,我这篇文章就是想证明,我们既可以承认运气在爱情里的作用,也可以运用自由意志(认知)调整我们与爱情的关系,这就是人类奇妙心智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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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纵无永恒之爱,亦能活出意义.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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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纵无永恒之爱,亦能活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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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2014年的春节,我写了一篇《意义、希望与节目》,尝试构建一种新的关于“生命意义”的理论。第一稿因为开头抱怨了一下年夜饭,被豆瓣和微博网友群嘲。第二稿因为写得过分浓缩,印象中看的人很少,只有其时在读存在主义的苗硕对我说,这是那阵写得最好的一篇。去年年底修改之后,以《一种关于做节的存在主义》之名在公众号发出来,依然阅者寥寥,只有我一个学生,问我里面对“节日”的论述是否曾经受到过伽达莫尔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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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伽达莫尔的影响是没有的,尼采的影响倒是有可能,我那时确实想到过尼采的酒神节。不过我当时想描述的是我所理解的“现代人”的“意义生产模式”:它不仰赖于一种“宇宙秩序”,也不借助一个超越的神,它甚至不是“整全”的;我并不认为如今依然存在着一张完整的,在其中我们可以找到每一件物事的“本质意义” 的“意义之网”;通用的“意义之网”已经破碎,一个个“网结”散落人世,每个人依赖于自己接触到的“网结”,编制自己的“小意义之网”;自己的这张网编制得有好有坏,但它就是每个人对自己的人生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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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用非隐喻性的语言来说,这些“网结”就是所谓的“内在价值”,它们包括自由、道德、爱情、性、家庭、友情、宗教、哲学、艺术、国家、小共同体(集体)、运动、娱乐等。在前现代的每一种文化里,都有一种主导的“整全性学说”将这种内在价值统筹在一个完整的体系里,每一种内在价值都有一个恰当的位置,每一个人可以根据这个体系所提供的标准,来安排自己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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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这么说是不是很罗尔斯?但和罗尔斯不同的是,我不认为现在还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整全性学说”。在现代世界,各种“整全性学说”互相碰撞,撞得支离破碎,所以这些内在价值,尽管依然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之中,但却没有确切意义,所以便有了“价值现象学”,在不借助整全性学说的前提下来洞察、描述这些内在价值。所以我理解的存在主义,并不是像一些庸俗的解释者说的,完全否认生命的意义,或者认为不存在任何客观的价值;根据我上面说的,它仅仅是否认存在一种客观的、可以赋予一切物事以固定意义的整全性学说。我写的政治哲学以外的文章,基本都可以归入“价值现象学”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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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 以前看《阿甘正传》,听他说“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觉得这个比喻过于肤浅,如今却有了新的理解:人生确实像一盒巧克力,每一个人的盒子里都装着不同的内在价值,这些巧克力就是让你感到愉悦、给你提供支撑、为你做出指引的宝贝。只是有的人的巧克力,不仅好吃,还怎么都吃不完,有的人的巧克力难以下咽,分量还少得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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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 如果你的巧克力盒里只有一颗巧克力,那不管这个巧克力有多大多美味,这始终是充满风险的,因为这颗巧克力有可能突然就消失,有可能是被你一口吃掉,有可能是不小心掉了,还有可能是被别人拿走。所以我说,只用一种内在价值来支撑一个人的人生是危险的,因为它有可能突然之间就不再能引起你的兴趣,不再能给你提供支撑和指引。如果你仅投身一种内在价值,那你的精神有可能面临青黄不接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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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 我给自己的公众号改了签名,叫“making sense of your life without eternal love”。我是不赞成一个人将追求永恒之爱作为自己人生意义之所在的,这不仅是因为前面说的,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有风险,而且所谓的“永恒之爱”,本身并不是“自足”的,或者说,是极其脆弱的,我甚至怀疑,它到底有没有资格被视作一种内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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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 为什么说永恒之爱很难被视作一种内在价值呢?最重要的原因在于“爱情”本身并不必然永恒的。我们常说“爱情易逝”,那些永恒的爱情与其说依赖于人的意志,不如说更依赖于运气。一种严重依赖于运气的价值,很难说得上是“自足的”,这样一种价值,如何可以称得上是内在价值呢?它更像一种对结果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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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 即使是作为内在价值的“爱情”,它本身带来的也不完全是积极的。我在《爱情没有你们想象中那么美好》里写道:“有的时候,是那段关系太折磨人,让人在里面耗光所有的希望;有的时候,那段关系给人太大的幻想,现实满足不了这样的幻想,可它的消逝依然让人难过并且自责,以为是自己哪里做得不好,才配不上这样的感情;有的时候,两个人因为一些外在的因素分开,可由于中间的过程过于美好,失去本身就成了抑郁的导火索。我也看到许多例子,一些不需要别人告诉我,但也是有目共睹的情况:许多人恋爱或者结婚以后,并没有变得更好,他们嫉妒、不安、烦躁、焦虑、智商下降、面目全非、身材走样;两个人在一起,把自己最丑恶的一面都暴露出来,美其名曰‘相爱相杀’,其实是靠发狗粮来维持感情的寿命。”心理学研究一直在强调“爱”对于我们的心智健康有多么重要,但讽刺的是,投身爱情(亲密关系),并不一定能让我们享受到爱。你是什么人,对方是什么人,你们又是用一种什么方式来沟通和相处,都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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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 即使我们想用自己的经验说明,在爱情里,伤害也有它的意义,它可以带来成长,让我们更珍惜那些真正对我们好的人,但这些道理对于某部分人来讲,只是自欺欺人:在他们的经历里,任何奋不顾身的爱情,最后都是灾难,而且他们永远不会学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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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 对于传统的中国人来说,爱情并不是生活中最主要的价值,甚至一般人有没有“爱情”的概念还不好说。传统的中国人更看重“家庭”的价值,这不仅包括亲人之间的相互扶持,还包括家族血脉的延续和家族的兴旺繁荣。有的人结婚并不是为了爱情,而只是为了组建一个家庭,以及抚养自己的后代,在一些保守主义者看来,这才是最正当的结婚动机。我不否认家庭是一种内在价值,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它是残酷的资本主义丛林中仅剩的温情,是欲望的海洋里的一个温暖的港湾,但它依然是会伤人的:另一半出轨、父母离异、儿童留守、疏于沟通、相互算计、强加意志、家庭暴力,都是常见的家庭给人带来的伤害。在一些人那里,家庭无法成为他们的主导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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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 当我说到“节日”,我想说的是,这些内在价值对于我们,不仅不是“万能的”,而且不是“永远有效”的。就好像我现在盼望中秋节,过了农历八月十五,又会开始盼望圣诞节,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可能会有不同的内在价值占据我们生命的主要位置。指望一种内在价值在我们有自我意识开始就如北极星一样引领我们的一生,是不现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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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 我以前写自己的情感故事,是为了自我治疗,现在我不需要这样,所以有很多人都不太明白为什么我要把以往那些故事发出来,是为了炫耀吗?不是的,我只是想让一些人看到,我以往确实是把爱情作为自己人生的主导价值,而且过得并不好,这种不好不是我自己做出改变就能扭转的。我在不止一处地方写过,我初中的时候,觉得周围的一切庸俗不堪,要寻求一种东西来超脱那样的一个环境,以我当时的眼界,只能看得到“爱情”。我不需要马上找到一个人来相爱,我暗恋也可以,不索求回报,默默地付出感情,这比和一个人在一起更伟大。我看文学名著,是为了让自己更有修养,以配得起我所暗恋的人。我的暗恋没有一次成功,但我为了排遣寂寞所写下的东西,给我后面的人生打下了基础。上了大学,尽管我还会喜欢上某些人,但“爱情”已经不是我人生的主导价值,“写作”才是。后面我为了让自己写的小说更有深度,很认真地去找了一些哲学书来看,从大学的后半段开始,“写作”和“哲学”双双成为我的人生的主导价值,一直到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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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 以前我写一篇爱情故事,都努力去挖掘其中的意义,其实有很多的感情,并没有什么意义,纯粹就是浪费时间,甚至是自讨苦吃。我们不愿意那样想,是觉得那样想没办法给自己一个交代,我们用“爱情”来证成一段感情,就只能跟自己说爱情不计较得失。如果我们的眼界里所能看到的内在价值不仅有“爱情”,那我们对那段感情完全可以有另外的理解,我们能更深入地了解自己,也能发现人生更多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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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 以往的生命哲学,要么建立在某一种世界观(形上学)之上,而这种世界观很可能跟科学的世界观是有冲突的,要么以某种内在价值绝对地统摄一切,而这种内在价值经常是空洞的,或不近人情的,或不接地气的,或可以作任意解释的。一般人的人生观,多是由破碎的生活经验、流行观念、宗教残余所构成,可以凑合着用,还可能很有韧性(比如《岁月神偷》里的吴君如,其人生观就非常顽强,她靠着“人,总要信”这样粗糙的信念,撑过了丧子之痛),但是经不起系统性的质疑,无法满足智识较高的人的需求。但如果要对比,反而是后者更“活泼泼”,更有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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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 以价值现象学为基础所构建起来的生命哲学,既可以避免系统性不足,人生观支离破碎的问题,又可以避免陷入空谈和玄想,与现实生活脱节的问题。而且这样一种哲学,一方面承认内在价值的存在,能够免于“虚无主义”的指责,另一方面,对于这些内在价值的描述和定位,可以是既普遍又具体的,从个体对这些价值的“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的“交涉”、直观、领会、叙述之中,我们可以抽象出关于这些价值的“普遍规定性”,又可以把握其在不同情境不同个体身上展现出来的“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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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 所以,可以这样去理解加缪的“数量伦理”:我们应该尽可能地拓展自己人生的“视阈”,尽可能地接触更多的内在价值,并将其纳入自己的生命。有的人会说,接触太多兼顾不过来,而且这样显得自己三心二意,并没有什么好处。这是一种给自己偷懒找的借口。我认识一些人,他们专业干得好,又会跳舞,会弹琴,会画画,还是攀岩和潜水的重度发烧友,并且兴趣还在不断增加中,我没有发现他们的业余爱好和其他关注对他们的事业有任何负面的影响。我还知道一些人,工作之外没有任何兴趣,然而他们的工作也做得一塌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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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 曾经我也认为自己就是个读书人,我不仅是个读书人,我还只是个哲学研究者,我不仅是个哲学研究者,我还只是个分析哲学的研究者,我不仅是个分析哲学的研究者,我还只是分析哲学的伦理学和政治哲学的研究者,我不仅是分析哲学的伦理学和政治哲学的研究者,我还只是康德-罗尔斯一脉的研究者……如果我们要给自己设限,那我们永远都会有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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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 这就是为什么当有人告诉我他感到迷茫的时候,我会建议他去做一些他平时不太会做,但是却公认有益的事。一般来说,我会推荐他们看一些书,对于没有读书习惯的人,好书能为他们打开的世界是他们完全想象不到的。至于我自己,一年前,正当我心力交瘁之际,突发其想,要练出一身肌肉。现在我离这个目标还有一定距离,但至少身型有了相当大的改观,健身已经成为我生活里相当重要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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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 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找到自己那一系列的内在价值,并且源源不绝地进行补充。要知道,它们不仅是你的汽油,你的弹药,关键时刻,还可能是你的救命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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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自由主义的婚姻家庭观之演变.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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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自由主义的婚姻家庭观之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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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在一些人的理解中,古典自由主义似乎是原子化个人主义的始作俑者。这种印象来自于霍布斯和洛克的“自然状态”设定。在“自然状态”中,没有任何意义上的家庭或群体,存在的是一个个的原子化个体,这些个体最终基于某种原因,立约进入“国家”,成立某种形式的政府。没有任何证据显示霍布斯和洛克打算将这种“原子化个人主义”的设定应用到现实社会和家庭领域。十七十八世纪的英国古典自由主义者也鲜有人反对婚姻家庭。在他们那里,自由和秩序同等重要,所以在争取个人权利(不管他们认为这些权利来自于自然还是习俗)、将政府视为必要之恶的同时,他们将家庭与宗教,视作秩序与意义之源。古典自由主义者对政府充满怀疑态度,他们可以设想在一段时期之内(革命)出现权力真空,但他们不能设想一个社会没有家庭和各种宗教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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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这种观点,被当代的英美保守主义者继承了下来。有的人认为保守主义者在政治哲学上不自洽,因为他们在经济领域鼓吹“自由放任”,反对政府过度干预经济,在社会领域又提倡加强控制,反对性开放、堕胎和同性恋。从一种整体论的角度,这两方面其实是不矛盾的:如果要让经济领域进行“弱肉强食”的竞争以提升生产力,那在国家以外,需要有别的维持秩序、相互扶持、提供归属感的价值、组织和场域,家庭、宗教和地方社群对于这些保守主义者来说,是绝对必要的,否则人类社会将难以为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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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在我看来,自由主义与婚姻家庭的张力,是从密尔(J. S. Mill)开始的。古典自由主义者的自由和权利观念,背后是一套“男性沙文主义”的预设:他们所如此珍惜、愿意为之付出巨大代价的自由和权利,是“一家之主”的自由和权利。在十七八世纪的英国和英属北美殖民地,在大部分时候,妇女没有财产权,更不用提参与政治的权利。女性结了婚,财物都归丈夫所有,男性(也只是部分有相当财产的男性)“代表”他们的妻子去参加各种政治活动,按照某种冠冕堂皇的说法,他们“把妻子的利益也考虑了进去”。由于当时经济发展对劳动人口的大量需求,部分女性被允许出去工作,但对女性敞开的职业十分有限,且她们的劳动所得大多归于家长(父亲或丈夫),对其自身的自由并无太多助益。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说,男性践行他们的个人权利和政治权利,也是以女性的牺牲和奉献为前提的:如果没有女性为他们承担繁重的家务和育儿责任,他们怎么会有足够的“闲暇”去进行个人创造活动、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女性的这些牺牲和奉献,在那个时代,被当作女性的“义务”而受到忽视,甚至被当作女性无法从事高级活动的证据而受到贬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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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在《论妇女之屈从地位》里,密尔承认了女性所受到这种不公平的待遇:“规范两性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原则——一个性别法定地从属于另一性别,其本身是错误的,而且现在成了人类进步的主要障碍之一。我认为这个原则应代之以完全平等的原则,不承认一方享有权利或特权,也不承认另一方无资格。”密尔不仅认为当时的婚姻法以及其他法律对女性不公,助长了丈夫对妻子的操纵,而且也从效益主义(utilitarianism)出发,热烈地拥护职场上的性别平等。据说密尔对女性屈从地位的关注是因为他的妻子哈莉特·泰勒·密尔(Harriet Taylor Mill),密尔在自传中提到,他人生的前半段受到父亲的影响,是个纯粹的理性主义者,仅与智识为乐,在二十多岁的时候,突然陷入精神危机,是与妻子之间的亲密关系拯救了他,从此他开始关注丰富的情感对人类生活的意义,以及女性和男性之间的互补和共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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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密尔支持女性经济独立,但他在书中并没有设想过女性有婚姻以外的归属,他着重论证的,是女性获得自由与平等,对于维持高质量的婚姻的重要性:“两个完全不同教养的男女几乎不可能组成一个真正的很相称的婚姻。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个人情趣上不问可能有何不同,作为一般规律,至少在生活大目标上会完全一致。当两人都关心大目标,并在有关的无论什么事情上相互帮助和相互鼓励时,在细小事情上情绪可能不同,对他们就不是最重要的了。牢固的友谊有了基础,又有持久的性质,就比任何其他事情又最大可能使每个人一生为一人创造的快乐,比自己得到的快乐还要大得多。”然而事情不可能以一种和密尔预想的方式完全一样的情况来发展,女性拥有了财产权、就业机会和政治权利,同时男性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对待女性的方式,那女性就不会将婚姻作为唯一的可能性。于是二十世纪的男性不仅见证了女性如何争取投票权和反对职场方面的性别歧视,也看到她们为积极地主张堕胎权和抗议“荡妇羞辱”,尽管不是大多数的女性主义者都反对婚姻和家庭,但是婚姻的“祛魅”和家庭的权威流失毫无疑问与女性地位的提升是密切相关的:正因为女性越来越具备选择的能力,所以出现了越来越多婚姻家庭以外的人生选择,婚姻家庭的吸引力正在逐渐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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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 密尔的另一个遗产,也是自由主义与家庭产生张力的第二个原因,是他对“个体性(individuality)”的强调。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挖掘密尔作为“完善论者(perfectionist)”的一面,有的研究者将密尔与康德(Immanuel Kant)并列,作为早期“完善论自由主义(perfectionist liberalism)”的代表人物,因为他们都曾经从“个体性”或“自主性(autonomy)”的价值来证成某种自由主义原则(他们都没有把这当成唯一的论证进路)。密尔和康德共享这样一种观点:我们应该总是对任何实质性的善好生活观、对任何包含某种特定目的、意义和活动之结构的具体生活方式保持一种有条件的,可因反思而修改的忠诚;一种生活方式的价值,在于它是我们反思之后的选择。另外一些研究者,将密尔作为一个“先于尼采的尼采主义者”。他们认为,密尔的其中一个洞见在于,他清楚地看到现代民主制度和平等主义文化对于人的卓越潜能的扼杀,所以他极力推崇少数人超越于寻常道路而去选择一种异于他人的人生。密尔在《论自由》的第三章《论个体性》中说道:“人类的官能:感知、判断、区分性情感、精神活动,甚至道德偏好,都仅当在做选择时得到运用。那些做任何事都是因为习俗的人做不了选择,(因为)他在辨别和欲求何谓最佳这两件事上都没有经过任何训练。智识能力和道德能力,就像肌肉力量一样,都得在运用中得到提升……如果一个人采纳一种观点但却不是因为真心信服其背后的理由,但他的理性只会受到削弱,而不会加强,如果一个人作出一个行为不是出于他自身的感受和性格,这将会使他的感受和性格变得越来越迟钝和麻木,而不是越来越敏锐和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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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 密尔并没有直接鼓励那些少数人不要结婚,甚至从他和哈莉特的爱情来看,他认为亲密关系对于维持个人的精神健康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不过从上面那种对他的诠释来看,“个体性”至少在两方面造成冲击:首先,婚姻对于个人来说,不再是一种必然,而变成一种“选择”。密尔认为,应该允许有不同的“人生实验”,这些实验通过他们的实效来验证其可欲性,所以在那些与他人无尤的事情上,都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按照这种逻辑,有些人把“不婚”作为一种“生活实验”,且不婚也没有在客观上伤害到什么人,那为什么不能选择不婚呢?如果不婚和结婚一样,都是有的人幸福,有的人不幸福,那不婚和结婚,作为两种不同的“人生实验”,能说哪个一定优于哪一个吗?从密尔的“个体性”出发,几乎无法排斥这样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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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 另外,在某种制度和社会文化下,婚姻家庭可能是对个体性的一种压抑。婚姻家庭几乎是在任何人类社会里都存在的建制,但这并不意味着它“自然”的成分要高于“习俗”。密尔在《论女性之屈从地位》里面提到英国当时的婚姻法对女性的压迫,但婚姻家庭对个人的压迫,却不可能仅仅因为女性相对于男性的地位得到提升而就完全消失。且不说什么样的婚姻制度才算是对两性完全平等的,婚姻家庭也深受每个时代的文化的影响,这些文化,也会压抑身处其中的人的个体性。在密尔的时代,他担心的是民主制度和平等主义文化,会使得人变得平庸,丧失创造力,但他却没有想到,某种婚姻家庭制度和婚姻文化,也有可能产生这样的结果。在一个金钱至上的世界,婚姻家庭制度的核心必然是财富再分配,在这样一个世界,婚姻文化的根本必然是如何通过结合创造最大的财富效益。后者可以当下的中国为例。如今,“婚姻市场”对女性的评价标准是所谓的mv和pu(配偶价值和亲子不确定性),对于男性的评价标准,则是社会资源(主要是财富)的多寡。在此种婚姻文化下,男性和女性,都在对婚姻的想象中将对方“物化”,前者渴望对方牺牲事业,为自己生儿育女,操持家务,照顾老人,后者希望前者无条件提供物质支持,并放弃一切与抚养家庭无关的幻想。所谓的自由、理想和创造力,在婚姻中几无容身之地。这样的婚姻模式,并不是密尔所设想的基于爱和理解的结合,也和他设想的卓越潜能的发掘没有任何关系,毋宁说,这更接近于尼采所说的“末人”的存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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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 从密尔对两性平等的倡导和对“个体性”的强调,自由主义与婚姻家庭是存在张力的。这种张力并不是说,自由主义者必然是一个不婚主义者,但他使得自由主义者必须承认,不婚是一种可欲的人生选择,在某种条件下,它甚至是一种优于结婚的人生选择。由于人类的繁衍本能,婚姻家庭作为抚养后代的机制,仍然会在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但这种地位会越来越受到出轨、离婚、独身、同居、同性恋、婚外生子、非主流家庭的冲击,可以设想,在一种自然发展的情况下,未来抚养后代的模式将会是极其多元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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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 当代英美保守主义者和中国的儒家,对多元的抚养后代机制,大部分持激烈的反对态度,但他们的反对并非建立在有效的论证之上。他们通过高举家庭的存在论地位或内在价值,或者从另一个方面攻击自由主义导致“虚无主义”,来为一元化的婚姻家庭模式辩护。且不说这些正面或反面的论述常常带有独断的性质,他们的解决方式,恰恰证明了保守主义在面对“现代性”时的无力:女性的意识已经觉醒,她们必然会争取与男性平等的权利和地位;人的个体化趋势也已经形成,不管再如何强调家庭的作用,社会都不再可能以家庭为单位来进行管理,个人也不可能在任何时候都让家庭凌驾于自己之上。不管保守主义如何气急败坏,但任何与这两种趋势相冲突的开倒车方案,最终都会被重新扔进历史的垃圾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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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血腥的对话.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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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血腥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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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今年的奥斯卡提名电影《沉默》(Silence),是从日本天主家作家远藤周作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来。故事发生在日本17世纪禁教时期。长期在日本传教的费雷拉神父弃教的消息传回欧洲,费雷拉的两位学生,洛特里哥和卡卢佩,冒险偷渡进日本,去探查恩师的下落及其弃教真相。经过一番周折,两位传教士遇到了幸存的日本天主教徒,他们的到来给后者带来了希望,但也带来了灾厄。洛特里哥和卡卢佩的行踪暴露以后,陆续有天主教徒被迫害致死,卡卢佩也在洛特里哥面前殉教。为了强迫洛特里哥弃教,大名井上对一些日本天主教徒采用“穴吊”,洛特里哥在万分痛苦中宣布弃教,和费雷拉一起,在日本终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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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斯卡塞斯花了相当大的片段描写洛特里哥在上帝的“沉默”面前所遭受的信仰动摇,但在我看来,整部片最意味深长的部分,在于洛特里哥的“归化”过程。这主要由四个阶段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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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第一阶段,由浅野忠信所饰演的翻译官对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文化进行强烈抨击。他说,天主教传教士对日本的文化充满蔑视,来到日本传教,却只教不学,所以片中的日本人,从天主教徒到日本官员,都会说洛特里哥的语言,但是洛特里哥直到归化之后才愿意学日语。翻译官也尝试让洛特里哥了解日本佛教的精义,他想说的是,佛教和天主教,应该是平等的,但基督教不认可这一点,“你认为我们的佛不过是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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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第二阶段,是以井上为代表的日本官员和洛特里哥的对峙。他们对洛特里哥说,基督教在欧洲也许是真理,但在日本却不是。洛特里哥反对说,如果一种教义在葡萄牙是真理在日本却不是,那它怎么称得上是“真理”呢?井上对“真理”与否并不是最在乎的,他私下对洛特里哥说,日本之所以禁教,主要还是因为它很“危险”,因为它是一个“不育的妻子”,会动摇日本的统治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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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 第三阶段,日本官员那边请出了已经弃教的费雷拉。费雷拉用传教的亲身经历来劝导洛特里哥手,日本就是一个“沼泽”,基督教无法在这里扎根,日本人把“上帝”叫做“大日如来佛”,以为“耶稣”就是“太阳”,他们无法理解基督信仰的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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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 最后一个阶段,日本人把洛德里哥拉到“穴吊”的天主教徒面前。费雷拉再一次出现,他动情地质问洛德里哥:如果你的信仰只会让他们痛苦,你为什么不放弃你的信仰?在“人格整全”遭受剧烈撕扯的时候,洛德里哥终于听到那个一直沉默的声音,那个要被践踏的圣像上的耶稣,对他说:踩我吧,我了解你的痛苦,我背负十字架就是为了分担众生的痛苦。结尾,洛德里哥死后被以佛教仪式进行火化,在他死前,他偷偷地把一个小十字架握在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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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 这是一个弃教的故事吗?是的。这是一个救赎的故事吗?也是的。有的人会认为最后洛德里哥是出于人道主义而弃教,其实并非如此。在故事里,日本一方用了三种策略来让他弃教,第一种是文化相对主义,这在日本官员和费雷拉的嘴里都出现过,即基督教文化不适合日本,很明显洛德里哥并不接受。第二种只有井上提到,即基督教会给日本带来危险,这个洛德里哥也不接受。第三种比较微妙,是由翻译官和费雷拉一起促成的,即佛教和基督教是殊途同归,无分高下。从圣像上的耶稣所说出来的那番话,让我们想起那个著名的禅宗故事。两师兄弟来到木桥被冲塌的河边,看到一位女子踌躇不前。师兄提出可抱女子过河,女子同意。过后,师弟忍不住问:“师兄,我们出家人不近女色,你这么做不是坏了佛门清规吗?”师兄冷静地说:“你说刚才那位女施主吗?我已经放下了,你为什么还抱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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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 佛教的内核是“无执”,所以只要心里没有女色,身体近不近女色,就像那个翻译官所说,“只是形式而已”。对于天主教来说,圣像是圣物,踩踏圣像,是巨大的过错,弃教更是罪大恶极,但如果一个基督徒内心有“爱”,有信仰,那他踩不踩圣像,弃不弃教不也是形式而已?洛德里哥自始至终都没有放弃基督信仰,他只是得到了“顿悟”,把基督信仰“佛教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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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 尽管费雷拉和洛德里哥都在日本宣布弃教,而片中残忍的日本官员和佛教的“慈悲为怀”也有冲突,但《沉默》的结局,并不是任何一种宗教或文明的胜利,而是在淡淡的遗憾中,传达出一种坚定的对宗教对话和文明共融的期许。这依然是斯科塞斯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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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我们应当如何面对这个时世.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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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我们应当如何面对这个时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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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昨天有一个朋友找到我,说自己焦虑症一发作,就什么事也做不了,感觉自己成为了别人的累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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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她没有问我有什么缓解的办法,但她来找我说,应该是希望从我这里得到一点精神支持。无独有偶,也是昨天,一个学生问我,老师,您对最近发生的大事,感到心里难受吗?我说,确实感到憋闷,但因为我很早就有这样的判断,所以精神上倒没有受到很大的冲击。我想起曾经不止一个人对我说,真是羡慕你的“心力”,似乎永远热情饱满,不为外界所动。于是我想,抛开生理上的差异,我究竟有没有一些自我调节的经验,可以与别人分享,让别人在时运不济的时候,能够稍微有所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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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在分析我自己的心态及其成因时,我必须把所有生理以外的因素都拣选出来,再看看哪一些能给别人带来参考价值。首先对于一般人来说,工作应该是一个能够严重影响幸福感的因素。这个对我也是一样。我一直读到博士,博士第四年起才有了一点收入,工作到现在不过四年。我对我自己的职业没太多规划,第一份工作也是偶然得到的机会。我读博时想过,我以后的生活应该是,找一个高校当老师,拿着一个月几千的工资(最近某高校老师把工资单曝光,我并没有太惊讶,我很早就知道高校老师是这样的收入水平),节衣缩食。到现在,还有的人看到我写的一些文章,以为我在高校工作,其实并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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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我主要靠教书和撰稿为生,业余时间还做一些研究。我教的课程,属于人文课一类,教材基本都是英文,上课有时也得用英文。我不需要讲国内那些意识形态的东西,也不会因为对时局有所针砭就被学生举报,然后被停课,被降级,被停职察看,或干脆被解除教职。我的学生都有很强的批判性思维,他们也不一定赞同我说的东西,有时我们更像朋友而不是师生。我和同事从来没发生过任何不愉快,因为大家教的都是不同科目,没有什么利益冲突。我有一个普林斯顿博士后的同事,他太太没有出去工作,在家写非常正统的小说,我和他偶尔会交流一下各自的精神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里,我并没有怎么感受到社会上的尔虞我诈,也没有沾染太多功利主义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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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 从我开始以写作为志业,我就没有给任何媒体主动投过稿,都是别人来约。我一度觉得,我不太可能凭撰稿谋生,因为我并不是什么特别知名的作者,写的题材也比较冷门。这两年跟我约稿的渐渐多了,但因为还要教书,撰稿的活是接不完的,总要有一些割舍,所以编辑们跟我约稿,除了特别应景的稿子,一般不给我限定时间,否则我可能无法准时完成(我写这篇纯粹是出于个人喜好,但我手上还欠着几篇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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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 这样的一个好处是,没有人能掐着我的晋升前途和经济命脉,让我做我不喜欢做的事。我的收入,和我那些年薪百万以上的朋友比,当然比不上,但在深圳这样的地方,养活我自己和家人,给父母和自己准备养老的资金,倒是问题不大。因为我的收入来源不是单一的,所以任何一边发生变故,对我的总体收入没有太大的影响。博士刚毕业那会儿,有朋友替我感到可惜,说我不去高校找教职,实在太浪费。我也觉得浪费,但是这样的时势,我们都没有办法。昨天有人给我留言,问我有没有设想过,如果自己去了高校,大概会怎么样?我说,这个问题就好比有人问老毛,鲁迅要是那个时候还活着,大概会怎么样?无非就是,要么闭嘴,要么挨整。如果我去高校,难以想象我还敢写什么《已经打响的精神内战》,我最近要在海外发表的一篇长篇的论文,估计也会碍于人情世故被我自己压下来。高校文科学者的处境,以后只会越来越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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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 有的人说,识时务者为俊杰,那些闭嘴不说话的,或者加入唱赞歌队伍的,总不见得会过得差吧?这个得分情况。如果一个文科学者,如今只一心想像钱钟书杨绛一样,做点和政治完全无关的学问,在自己的领域里慢慢探索,而不管成就如何,那这点空间还是有的。百年之后,免不了有一些牢骚,说他没有铁肩担道义,但这也不是什么要紧的事。如果一个文科学者,对现在的政权是一片丹心,要用尽毕生所学来为它重塑合法性,为它在国际上辩护,为它建构一个新的意识形态,为此可以不管自己的个人荣辱,那也没什么好说的。尽管我誓死反对他所做的事情,但他个人未必会为此遭受什么折磨。如果一个文科学者,想效仿现在的某位长老,横了心要走仕途之路,或者要做帝师,那就不一定能得到善终了。现政权自建立之初,始终对知识分子有深深的怀疑。五十年前是臭老九,后来勉强被算作劳动人民,现在是政权重点提防的对象。简单来说,它根本不相信知识分子会真心服膺它的统治,所以知识分子得不断地表忠心,才能在它的体制内生存下去。对于那些主动请缨,要给它做意识形态建构的,它也未必会优厚待之。如果最高领袖的权威是覆盖党政军民学的,那知识分子这么做就有僭越之嫌:在新时代,最高的“师”是不可能由知识分子来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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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 前几天李敖去世,我只看到两篇赞美他的文章,一篇是毛派的老田写的,一篇是周小平写的,其余全是否定。群里偶有为他说几句话的,都是看在少年时代的回忆份上。我一开始是愤慨的,后来对他有了一点同情:如果一个人,大半生的自我定位都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生前满以为自己会凭文章和事迹永垂不朽,并经常吹嘘,等到死的时候,自由主义者大多表示不屑,反倒是他曾经最看不起的一些人,来给他大唱赞歌。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我再也没法想象有比这更大的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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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 这件事说明什么?说明尽管时世如此,知识分子内部,还是有所谓的“道统”的。这个“道统”虽然不是儒家说的那个“道统”,但也不无关联。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道统,它是超越于表面上的民族政权和派别标签的。我不知道这么说会不会让一些对现状感到虚无的知识分子朋友觉得好受一些,在这方面我可能有点“迂腐”:我依然相信,守住自己的“气节”,或者说“人格整全”,是能给自己带来力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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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 守得住“气节”,又怎么样呢?一定会有好的回报吗?从历史的经验来看,我对中国二三十年的未来,乃至世界二三十年的未来,都感到不太乐观。至于我们个人,我是这么看的:在这样一个连国运都极其不明朗的时代,个人的遭遇就更加难以摆脱“运气”的摆布。因此,你越看重外在的得失,你就越痛苦;反之,你越能抽离自身来看待问题,你就越能“不以己悲”。这也是来自孟子的一点教诲,即所谓的修“天爵”,不修“人爵”,前者是你自己可以控制的,后者则超出你的可控范围。守住自己的气节,就是修“天爵”。我的师弟刘满新经常说,在一个不体面(decent)的世界,要活得体面一点,也是这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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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 这倒不是说,我们要像伯林所讲的,诉诸某种意义的“积极自由”——“退回内在世界的堡垒”。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这一代人,尽管最后不一定有好的结果,但我们在见证着一段非常不平凡的历史,不是官方所说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而是既有的国家秩序和世界秩序坍塌重建的历史。重建的过程是怎么样,有没有什么英雄人物涌现,重建的结果是什么,现有的价值在秩序层面会进行什么样的重组,我们完全预料不到。这样的一段历史,本来值得最伟大的心灵来参与和纪录,但偏偏官方对这样的文章和著作充满警惕,体制内许多优秀的学者因此没有办法发表他们的观察和分析,但在体制外的一些知识分子,完全有那样的条件和义务来记录、阐释和创作。有的人说,我完全不懂那些宏大的理论,没法提供什么有价值的观察。其实何谓“有价值的观察”,事先我们是无法确定的。一些普通人的寻常或不寻常的遭遇,在某些背景下也可以成为绝佳的学术或创作素材。反过来说,其实知识分子所掌握的理论武器,在这个时代是有巨大威力的,它们不仅是分析和解释的工具,也能对人的心智造成强烈冲击。就这一点来说,在体制里工作的知识分子,也可以在不发表的情况下默默地进行一些与现实结合的理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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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 前几天看了我的师弟来福(不好意思,我有那么多优秀的师弟)和他的读者的往来信件,他说爱情和自我实现都无法解决现代人对于“意义”的渴望,我深以为然。我一直在自己的公众号上孜孜不倦地宣传“making sense of your life without eternal love”,我也鼓励读者去与更多其他的内在价值建立联系,因为真正的“自我实现”,实现的并不是“自我”,而是“自我与某些价值的交融”。没有那些“客观存在”的价值,“自我”本身无法创造任何意义,而且可能连“我是谁”都未必说得清楚。这些我以前都说过,我以前没有说的是,在这样一个艰难的时世,如果你想要借助内在价值来获取强大的“心力”,你可能需要献身于其中某一个内在价值。你所投入的程度越高,你的“心力”就越强大,这种内在价值的层次和历史越丰富,你的“心力”就越繁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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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 什么叫“献身于某一个内在价值”呢?举个例子,昨晚睡前,我看到王笑哲写的一篇文章。笑哲是我的读者,刚从剑桥硕士毕业,在广州的一个公益机构从事女性权益方面的工作。他是除了满新和三土兄外,我认识的第三个全心全意认同女权主义者的男性。上一回田方萌写了《女权主义者错在哪里?》,他有理有据地回应了一篇《反女权主义者错在哪里?》,让我印象深刻。笑哲在昨晚的文章里说,他们机构一直秉持“女权主义”的理念来提供公益服务,但因为这一波抹黑女权的潮流,他们现在做的许多事情,都不敢轻易冠以“女权”之名,“酷玩实验室”那篇东西出来后,一位捐款者向他询问事情缘由,他苦口婆心地解释了一个多小时,还不知能不能保住那一点点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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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 然而,这样一位优秀的女权主义者,一个月也就拿着四千多的工资而已。以后女权主义要面对的打压还会更加猛烈,一般人实在难以理解,他这样一个名校毕业生,为什么不去做点别的呢?尽管我经常会开玩笑说,明明我的论文写得比某些国家课题资助的论文要好得多,为什么我却得不到任何资助?但和笑哲献身于女权主义相比,我觉得我对学术的付出也就算不上什么了。从献身的事业中所获得的精神满足,本身就是我们最大的回报,就是这样的意义感,支撑着他在一个小机构里不知疲惫地做各种杂务,也支撑着我在繁重的教学工作的间隙,写文章写到颈椎病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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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 我年轻的时候一直想象自己会过这样清贫的生活,只是我想象的是,我会和某个人一起过着这样的生活。如果你有某种乐意为之献身的公共事业或内在价值,与此同时你身边还有一个灵魂伴侣,那确实不用担心自己“心力”不支。很多人看我公众号的签名,以为我全然否定了爱情的价值,其实不是。我一直没有否认高质量的爱情可以给人们提供精神支撑,但是在当下,爱情不仅像刘瑜老师所说的,容易成为“庸人的避难所”,而且许多时候,它也承担不起人们那么高的期待。提供“心力”还是消耗“心力”,在我看来,后者可能出现得要更频繁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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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 这就涉及到我的养护“心力”的方式所带来的弊端了。我春节期间去了清迈一趟,走前和认识十四年的苜蓿大吵了一架。她说,你大学的时候,很会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我真的忘了我有过这样的时候),我一度觉得你在人情世故上比我精明多了,为什么你现在会变成这个样子?为什么别人年龄越大,就越人情练达,而你却变得越来越像一个机器人?她将这一切都归因于我做学术的缘故,说我着了魔,已经忘记生活本来的面目。我们因此吵到翻脸,自然不在话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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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 抛开她的价值取向,以及她向我介绍的那些三流的书籍(希望我看完能摆脱对学术的妄想),她的观察是没有错的。我确实变得越来越沉默寡言,即使在相识多年的朋友面前也如此,只是原因并没有像她说的那么单一。以前我遇到聊得来的朋友,就有好多心里话想说,现在少了,其中一个原因是我写作的能力提高了,受众也增加了。我很羡慕一种类型的朋友,他们在微信上每次发言都是长篇大论,而且措辞十分工整,几乎不需要修正就能成为一篇正式文章里的文字。我刚好相反,我在微信上的发言就和现实中的闲聊差不多,大部分时候沉默,如果说话,经常也是断断续续的。这是因为,我那些可以系统表达的观点,基本已经写成了文章,没那么系统的,也已经写在了朋友圈。在我看来,一些话如果说得好,那就应该被更多人知道,如果说得不好,那就不应该说出来。我可以接受别人在我面前絮絮叨叨的,但我自己做不到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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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 另一个原因是,我也确实没有什么“私事”好分享的。以前我和朋友见面,我还可以和他们说说自己最近的感情状况,那时的我比较多情,也很少有空窗期,所以话题就源源不绝。现在的我没有什么感情生活,因为我觉得做学术比那些事情有意思多了,说句不好听一点的,有时我跟一些人约会,还没有我给学生上课来得开心。有一些荒诞的事情确实会发生在我身上,但我表达过一次以后,就不觉得有再说的必要了。在这方面,我缺少黄子华的精神,我以前看他做“栋笃笑”,每一集都巡演过很多次,同样的笑料翻来覆去地说,大家听得津津有味。现在的我,可以把南北战争的原因翻来覆去地讲很多遍,但我一定不会把自己那点破事儿拿来说超过三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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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 最后一个原因,同时也是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如果你所做的事带来的意义感太强,它也会削弱你对日常生活的耐心。前几周我日以继夜地写一篇学术论文,先是花了一周看了好几本参考资料(那个课题我原本就有一定的阅读积累),然后有大概十天左右的时间,我利用上下班的空档,比如说坐地铁的时间,一点一点地码字,最后成稿时是两万两千字左右。写完以后,满足感持续了一两天,然后就是一阵强烈的空虚,因为我又得回到“日常生活”去了,暂时没有一个新的课题可以唤起我的“大脑风暴”。一月份我写了五篇文章,连续处于这样的状态一个月,那时甚至觉得生活里的其他事情都不重要了,如果不让我写,我就辞职。在什么时候我会期待和一般人说话呢?那大概是当ta能给我提供一些新的写作素材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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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 我的生活状态大概就是如此,或许里面有令一些人羡慕的地方,但我觉得一般人,或许都会避之不及,不仅对这样的状态避之不及,可能对我也会避之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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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我和我的读者们.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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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我和我的读者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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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大约一两周前,本科学校的校报记者找到我,说想采访一下关于微信公众号和个人表达的问题。我直截了当地回答说,不好意思,我不想被定位为一个公众号作者,公众号只是我发表文章的一个平台,我个人并不是很看重这个。可是有一次,郭婷老师向另一位编辑介绍我说,这是“加缪讲座”的创始人,我倒觉得很高兴。这两种身份,究竟有什么不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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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前年11月刘明龙兄在广州搞了一次活动,邀请我去做一个主题发言,吃饭时他对我说,我认识很多施派的人,他们说你不做学术去做网红了。我说开什么玩笑,虽然我不在高校,但我还是在做学术啊。由于众所周知的恩怨,我向来对施派的明枪暗箭一笑而过。不过在我们学术圈,“网红”确实是骂人的话。在我看来“网红”就是在一群不知所谓的人面前搔首弄姿,一个劲地重复“还没点关注的宝宝们点一下关注”的主。我经常跟人解释说,只是刚好你有一些认识的人看过我的文章而已,这不代表我是网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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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尽管出了张杨事件,我个人对写公众号的人并没有偏见,但那些以流量为导向,为此不惜歪曲事实、炮制伪科学,或者惯性抄袭洗稿、以“赚傻逼钱”自豪的,比如咪蒙、ayawawa、周冲、酷玩那些,我是真心瞧不上。恕我直言,做公众号的,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以上面这些网红号为榜样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不想被归为一个“网红”,或者“写公众号的”。有时我的一篇文章被传播得太多了,它在我心中的价值甚至会下降。我不太相信有那么多人看懂我写的东西,我埋了那么多条暗线,他们真的知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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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我在2016年的三月开了“西绪福斯的神话”,在这之前我每次写了新的文章只能发在豆瓣,再转发到朋友圈,或者直接在朋友的公众号里发。有朋友劝我自己弄一个微信公众号,说以我的文笔,一定能收到不少的打赏,说不定能靠这个就经济独立。事实证明他们想多了,我的号开通以来,平均每篇收到的打赏是三十,只有偶尔几篇写政治哲学的文章,一些学术圈的朋友惺惺相惜,给我打个五十一百。去年八月前,我一度觉得我的公众号后面三四千粉丝,大部分都是僵尸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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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 后来我拉了几个读者群,原意是让他们督促我写作,因为我每个月只更新一两篇,没有人跟我约稿,或者没有人催我,我就不动笔。另外,我也想知道看我文章的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令我感到欣慰的是,那些因为我写自传性的文章而关注我的,并不是多数。他们更关注我的不婚主义,以及我那个版本的左翼自由主义。里面海外留学生或者海归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其中博士或博士候选人也不少。除此之外,律师、女权主义者、国内人文社科的学生、对哲学感兴趣的社会人士占了多数。群里有过一个张旭东的学生,真的管甘阳叫“甘爹”,后来不是因为学术立场,而是因为对女生言语轻佻,被我请了出去。我曾经这样概括我的读者们的共识:反国家主义,反精致或不精致的利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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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 其中有几位读者让我自愧弗如。一位就是我在《我们应当如何面对这个时世》里提到的王笑哲,他从剑桥的性别研究中心毕业,现在在做女权公益方面的工作。他身上完全没有那种名校毕业生的优越感,也乐意去做一些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加缪讲座”有一位海报设计师,从法国留学回来,现在在北大读研究生,研究西亚史。除了英文、法文和德文,他还懂希腊文、拉丁文和楔形文字(曾经用楔形文字翻译过某一期加缪讲座的题目),阿拉伯文好像也懂一些。另一位是耶鲁的经济学博士候选人,话不多,但是从一些简短的发言,可以看得出他的脑袋相当聪明。最让人羡慕的是,这两个年轻人都面孔清秀、身材健美,如果我没有在我的读者群里认识他们,也许几年后会在某条“最帅高校老师”的新闻里知道他们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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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 这几位,大抵属于我读书的时候最敬而远之的那一类人,因为一靠近他们就会发现自己有多猥琐。第一次我对笑哲说,你作为女权公益圈派驻我们群的代表,来给我们普及一下你们圈子里的一些理念共识。他笑着说,不,该说我是陈老师的粉丝派驻女权公益圈的代表才对。面对这样的读者,你就会后悔自己写过一些逞一时口舌之快的文章(不包括《施派的逼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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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 我以前说过,我不是一个很有天赋的作者。在我刚对写作感兴趣的时候,我周围擅长写作的人并不少,他们的存在给我造成巨大的打击。我写那些逞一时口舌之快的文章,是因为那时的我对自己的期待并没有多高。我的青少年时代情感特别丰富,然而我总无法确切地表达我的所有感情,我后来对象征主义感兴趣,是听了黑格尔说,象征主义不需要将自己的全部情感表达出来。只是我对意象的选择能力和创造能力也十分可怜,做一个象征主义者也是不够格的。我大概比较接近中国古代的那种“苦吟派”,为了写好一些词句,需要一边重复做一些琐碎的事情来缓解焦虑,我现在在家写作,经常不断地喝水,因为我不抽烟。那些夸我“高产”的人,估计可以想象得到,我花在写作上的时间有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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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 不过每一个时期,我写东西都没有掺杂利益方面的考量,我觉得这是我能获得进步的主要原因。我不否认历史上有一些一边数钱一边写作的作家,而且这丝毫不影响他创作的质量,但我不是这样的人。因为我几乎没有文采可言,也没有一套专用的车轱辘话可以用来掩盖自己的词穷,我的文字都是内在最直接的反映,心一乱,马上就会反映在文章上,就算修改,那种痕迹依然还在(大部分人看我的文章都可以想象到我面瘫的神情,因为如今的我确实很少有情绪的起伏)。因为这样,我不仅做不了什么“网红”,而且也很难为了稿费去写一些自己热情不高的东西,比如我现在欠着一篇书评稿,尽管编辑开的报酬很可观,可我对那本书缺乏阅读的兴趣,于是一直拖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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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 我前年出过一本书,刚出版的时候我在豆瓣上贴了一个简洁的说明,我说,里面的文章大多是我2009年到2013年之间写的,一些措辞可能有“直男癌”的嫌疑,建议有女权倾向的朋友不要买。直到现在,我还经常让我的读者不要去买,因为我觉得那里面的文章不能代表我的水平。我说,要看就去看我公众号上的文章,至少你能知道我现在关注的是什么。一个学术圈朋友对我说过他很喜欢《圆圆》,于是我把《圆圆》也全部搬到公众号上,这下那本书就更加没有买的价值了。我想就算出版业没有因为时局而收紧,以后应该也不会有出版社想跟我这样的作者合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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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 我想起以前的一个读者,在我还没开公众号之前我们就认识,我出书的时候,她买了上千本,拿去送人。半年后,我又收到她寄给我的两个印章,是她让西冷印社刻的。她告诉过我她的一些故事,启发了我某一篇文章的创作。我一度觉得,这样的作者和读者的关系是最好的。可是有一天突然发现,她默默地把我删了,我给她重新发送过好友请求,但都没有回音。我至今不知道这背后的缘由,也许是我没有达到她的某一种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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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 有的读者对我的期待,可能超越了我的能力范围,另一些,可能和我的本性相违背。但有一些最基本的东西,我是可以保证的。比如我不会为了想红去做与自己原则相悖的事,“祖国万岁”这样的话我是写不出来的。我甚至没有想红,我觉得我现在这个程度已经够了,再红一点,可能会惹上麻烦。中文的严肃写作圈其实很小,在这个圈子里,该知道我的应该早知道了。中文世界里,愿意读严肃文章的人,其实也没有多少,以他们为潜在的读者,也红不到哪里去。用《在云端》里的一句话来说,我的读者是一个“很小的俱乐部”,我没法靠他们养活我自己,但我们或许可以共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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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 在每一个阶段,我都很乐意去了解同龄的杰出作者。大学我周围文章写得最好的是小明哥,他的文字有一种自虐式的克制,总是很冷静地扒开自己的伤口给别人看。后来他做了公务员,不知道还有没有再写。在中大那几年,我跟同校的人来往不多,倒是和网上一群青年还混得挺熟。这些人里,文采斐然者比比皆是,如果不是因为我是读哲学的,还是博士,大概没有人会注意到我。现在他们大多转行做了其他,偶尔看到他们写的东西,基本只和经济金融有关。这几年我所认识的同龄作者,水平越来越高,比如张洁平、林垚、巫怀宇、赵思乐、邹思聪等。但是总体来说,这是一个让严肃的写作者特别尴尬的时代,只有少数特别幸运的人,才能靠着严肃写作过上体面的生活。像连岳这种,凭着一套奥派ABC就可以赚得盆满钵满的公众号作者来说,大概很难理解这个时代的微妙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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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 我想了一下,其实我认识的人里文笔最好的是我博士时候的一个同学,她叫陈梦雅,写现代派风格的小说,已经出过两三本书,并没有赚到什么钱,可是依然在写。我也不属于那些幸运的人,不过也一直在写。所幸我们都在写作之外有别的收入,写作之外的工作也没有占用我们过多的时间,那些已经不写作的朋友,估计正职工作真的是太忙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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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 不是为了“红”,也不是为了钱,那究竟是什么驱使我们一直写下去呢?我想大概是米兰·昆德拉所说的,“非如此不可”。有些时刻我觉得,有的文章就该由我来写,别的人写不了,这就是一种“非如此不可”。其他时候我觉得,写作就像制造氧气一样,我写一篇出来,够我自己吸一阵子,吸完了就得再写,不然活不下去,这也是一种“非如此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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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 在“非如此不可”之外,或许还有一种对“不朽”的渴望。以前我看有人评冯唐,说他写文章篇篇冲着“不朽”去,最后就显得“做作”了,肯定“不朽”不了。真心对待写作的,头上是一杆秤的,自己的文章几斤几两,在那秤上都有数。在这方面我是有自知之明的,像这样的小文章,写多了会让人笑话的。这里的“人”当然不是公众号的那几亿受众,也不是没事找事的施派,而是由古往今来的伟大作者所组成的一个神圣的共同体,不然怎么说“文章千古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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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 我有一个师弟林培源,以前是郭敬明旗下的一个作家,出过好几本小说。后来他很努力地转型,考了格非的博士,小说尽量只往《花城》、《十月》、《人民文学》这些发,同时写了许多质量很高的文学评论。就好像我不太理解一个金马奖最年轻的影后为什么把自己往网红的方向塑造,我非常能理解培源为什么想要摆脱他以前给人的印象,他要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严肃作者,就得把自己和一个只把文字当作赚钱工具、把文学圈弄成娱乐圈的公司切割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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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 这几年来我基本没有再写过小说,陈梦雅和培源给我的一个启发是,做学术和搞文学,是可以并行不悖的。前两天我那篇文章发出来,一个读者给我留言说,陈老师有没有考虑写一点严肃文学的作品,你有那么旺盛的表达欲,写学术文章不一定能一直满足你,而且从严肃文学的写作中所获得的满足感是长久的、持续的,一点也不亚于做学术研究。我很喜欢这样的评论,因为它可以让我发掘出自己身上的更多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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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 有的人看到这里会忍不住地吐槽说,我这篇东西充满着对他人的价值观的偏见:做网红怎么了,刷流量怎么了?这是别人的生活方式。别人的事我确实管不着。不过年龄越大,激进姿态越坚定,我也越意识到自己是某个方面的保守主义者,这种保守主义是艾略特(T. S. Eliot)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所说的“历史意识”:“这种历史意识既意识到什么是超时间的,也意识到什么是有时间性的,而且还意识到超时间的和有时间性的东西是结合在一起的。有了这种历史意识,一个作家便成为传统的了。这种历史意识同时也使一个作家最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的历史地位和他自己的当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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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 我一直认为,只有这样的保守主义才是健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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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以言说对抗恐怖.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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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以言说对抗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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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上个月底我在端传媒上发了一篇文章,前半部分写到我在派出所里十几个小时的经历,后半部分是我对这次“粉红狂潮”的成因的分析,两部分乍看没太多关联,其实想论证我一个观点:体制外有可能产生比体制内更反动的极权主义。文章发出来后,大部分批评集中在后半部分,但我在端上看到一个相当显眼的评论,ta也不说我哪里写得不好,只是说,我前半部分似乎在暗示自己受到体制的“优待”,有点挟此自重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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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可能是为了增加说服力,ta又进一步说,ta一位媒体人朋友,在北京一个饭局上听我说过自己被喝茶的经历,觉得我“非常兴奋”,好像自己终于得到公权力的关注一样。我七月初在北京只在两三个饭局上谈到自己被喝茶的事,其中的媒体人屈指可数,那位媒体人我大概可以猜到是谁,此前我们基本没有打过任何交道,聊到喝茶也是因为在场有另一位老师有过比喝茶更严重的遭遇,我们算是交流一下经验。我不解的是,就算你不喜欢我吧,私下跟别人吐槽我也觉得正常,但是将这种敏感信息四处传播(有另外的朋友也对我说过这件事),在道德上似乎略显卑劣:如果有司真的相信了你们的说法,以为我在积累什么“政治资本”,那我的人身安全你们考虑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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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有人说,既然你担心有司,为什么还要说出来呢?你还不止说出来,还要写成文章,是不是不能怪别人怀疑你炫耀?有些关心我的朋友,确实担心我将这些事写出来会惹来进一步的麻烦,他们希望我暂时低调一点。如果是我的朋友遇到这种状况,我也不会鼓励ta写出来,如果ta问我要不要写,大概率我也会建议ta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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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每次有司找完我谈话,都会说,希望我不要把这些说出去。我当然不听,回头就跟朋友说了。我跟朋友说,并不是为了跟他们炫耀我有多重要,听我说这些的朋友,大部分自己也有过喝茶的经历,很多时候我是希望从他们那里获得一些建议。比如我会告诉他们,有司是在哪种情形下找我的,态度是怎么样的,说了哪一些话,他们会帮我分析,这件事性质有多严重,我怎么做可以避免最坏的结果。这是一些实用的方面,在不实用的方面,发生这种事后找人诉说,是希望通过所谓的“社会支持(social support)”,获得一种心理上的慰籍,以克服被国家暴力机关盯上以后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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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 这种恐惧,没有过类似经历的人(比如那位北京的媒体朋友和那位在端上留言的朋友)大概是很难想象的。这大概接近佩蒂特(Phillip Petit)所说的处于被“宰制(dominated)”的状态:对方不需要直接限制你的自由,但他们随时可以这么做;不管你在外面获得了多少成就,他们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将其毁掉;大部分人不敢跟你建立正常的社交关系,因为这可能会连累到自己。在霍布斯的意义上,我是“自由”的,在佩蒂特的意义上,我却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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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 在这种状态下,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会想到要去炫耀,反正我想到的是,那些在你这种时候还惦记你的安危、愿意听你诉说、在你失联时为你奔走的人,是你一定要去珍惜的人。我一直不喜欢花过多精力去维系社会关系,这是我第二次意识到了人与人之间真情的可贵,上一次是我大三生病朋友们纷纷慷慨解囊的时候。并非说,只有当别人对我“有用”的时候我才想起他们的好,而是我觉得他们为我所做的超出了朋友的“义务”范围,他们就算不这么做,我也没有任何资格指责他们,更不用说,他们这么做还要冒一定的风险。于是通过这种诉说,我和他们之间建立了一种比陌生人社会中的“友谊”要更深刻和更稳定的联结,接近于中国古代所说的“道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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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 至于为什么写出来,除了说我和这些朋友的联系大多建立在我的文章之上(尤其是我的公众号微博和豆瓣已经被封之后),还有一点,其意义和#MeToo中幸存者的公开诉说差不多,即我们都通过这种方式,来进行“自我疗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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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 有人说,我写自己在派出所的经历,就像一个刚踏入社会的毛头小孩,对一切都充满新鲜感。这个说得没错,而且我也是有意去这样观察。当我作为一个旁观者,去写一些宏观问题的时候,我会提醒自己要“政治地”去看待它们,以免错过了其中一些重要的“政治意涵”。然而当我身处体制机关之中,随时有可能遭到“专政”,或者被笼罩在它们的权力范围之内,我反而尽量让自己“非政治化”地去面对这些,以避免不必要的心理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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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 我从派出所接待我的警员的口音中听出他惯常说的是粤语,于是毫不犹豫地切换了语言频道,后来进来的,只要能说粤语,我都让他用粤语跟我沟通。第一轮的问话结束,我和问我话的中年警官聊到他中上学的女儿,并交流了一下对深圳教育的一些看法。在等待手机拷贝结束的期间,我也和负责技术工作的人员聊到在深圳工作的压力,以及业余打发时间的方式。我并不是想让他们对我放松警惕,更多地,我是在挖掘他们身上“人性化”的一面,以缓解自己的紧张。这几年来,我看过太多抗争者和异见者写到暴力机器的成员,在他们笔下,后者要么表现得确实像“机器”,要么对他们怀有极其强烈的恶意。我并非说他们写的不是事实,只是当自己进入那种地方,过分去留意那些方面,那对自己的心态百害无一利,只会过早让自己陷入无边无际的恐惧,更容易被他们击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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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 跟他们聊天时,我固然发现彼此根本政治立场的不同,但也看得出他们所做的并非针对我个人。里面当然有一些冷冰冰的部分,比如对我的询问和记录,但在他们看来,这不过是工作而已。在与多个部门的多次打交道过程中,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这些不同部门的成员,不仅在自我认知上,完全把自己当作正常的公务员,而且也甚少意识到他们对工作对象所造成的心理影响。比如我在他们面前提到移民,他们会认为我是因为被人肉以后影响到正常的生活,而不是因为担心他们以后会经常来找我。他们的思维是这样的:如果你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那就不需要怕他们,如果你做了违法的事,那也不值得同情。也许是我观察得不仔细,但在目前接触到的不同部门的人员里,我还没遇到那种纯粹享受自己掌握权力的快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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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 整个过程中,我除了在发掘他们日常化的方面,也尝试跳出自己的处境,去观察整个维稳机制去如何运作的。譬如说,我大概知道,自己的许多社交账号,包括脸书和推特,都处于被监控之中,但我不知道他们是通过什么方式监控我的脸书,因为我的脸书的隐私设置已经是最高级,所以有可能是上面的好友里有他们的线人。一旦他们发现我发布了什么敏感的内容,他们会让负责我的国保跟我沟通,要求我删除,如果我拒绝删除,又没能给出合适的理由(是的,在他们那里也有讨价还价的空间),这就会在我的记录上留下消极的评价。他们也会在外面搜集我涉敏活动的信息,这些信息累积到一定程度(像明州案,我发布一次视频就直接敏感爆表了),国保就会约我出来喝茶,让我对那些活动进行解释,我的解释在记录上都会有所反映。根据我对自己那份记录的了解,它至少包括了陶崇园案、左翼青年、明州案和最近去香港游行的事,它也知道我在港台有哪些师友,以及我与哪些外媒有过联系。至于其他人生履历,那是不在话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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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 因为这种探索的心态,我慢慢不太害怕他们找我了。这些当下不愉快的经历,都可能转变成我以后做学术和搞创作的素材,一旦这样想,那就变成了一次次冒险之旅,就算偶有损伤,感觉也是值得的。在我所接触的工作人员里,有一位给我带来最大启发。我这几年一直在研究官方的意识形态转型,我的基本判断是,这种意识形态转型是失败的,在他身上,我的这个判断得到了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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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 首先根据我和他打交道的一些细节,我可以大概推断出他的级别,我的逻辑是这样的:如果这两年意识形态转型是成功的,那在他这种级别的领导的思想中,那些意识形态应该可以清楚地反映出来;而且如果他真的理解了这个意识形态,他也会有动机对我说出来,因为他在我面前还是代表体制的,这种表态是必要的。我们的交谈,双方都在营造一种轻松的气氛,但他还是说了不少场面话,所以合理来说,这些场面话应该包含官方的意识形态的内容。事实上,他确实跟我说了类似的,那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但在此之前,他大肆批判了马克思主义,说里面谈到的“剥削”和“剩余价值”,他觉得都是胡说八道。且不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能构成真正的意识形态,因为里面包含的“自由”、“民主”、“平等”、“法治”,一般体制内人员就很难解释清楚它们和普世价值有什么区别。更重要的是,在官方意识形态里,马克思主义依然是基础,是不能被批判的。这位有司朋友,不仅如他自己所说,“完全不知道最高层在想什么”,而且也不清楚官方意识形态的方向,到最后,只有两个价值是坚定的,一是稳定,二是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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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 许多人可能觉得诉说自己被喝茶,表情语气应该是凄苦的,或至少是严肃的,我完全不这么认为。在将这些喝茶的细节与自己的理论对应上(有可能这种对应是错的,毕竟样本有限)以后,我没有马上将它写出来,但不止一次在朋友面前说过,还将它变成段子。因为和我谈这些话题的人,大多是有过被喝茶的经历,或者以后可能有这样遭遇的人,我想让他们知道,我们可以有另一种心态来面对和讲述这些事情。我们可以不悲情化,而是日常化、学术化,甚至娱乐化。我们一边理解它,一边嘲笑它,挖掘其中让我们感到熟悉的一切,以此在精神上对抗它意图创造出来的恐怖。和极权抗衡的关键,不是在力量上盖过它,而是一直保持我们身上的人性和人格整全,并将它们贯彻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公共领域之中。在这个过程,言说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抵御恐怖,它还在其中塑造我们的人格同一性。只有知道自己能承担什么,我们才能明白“我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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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 这也是为什么,那位北京的媒体圈朋友会觉得我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只是他的人生境界太有限,只能想得到这是“被权力承认”以后所产生的“自我拔高”,而没有想到这背后是一种他永远不可能达到的对学术的“爱欲”和对权力的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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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 这种以小人之心度人的态度,往小了说,可能只是一种缺乏想象力的体现,往大了说,其实反映了在对体制持异见立场的人里,不少人持有严重的机会主义思想,和跟体制一样的权力逻辑。在他们看来,所谓的“政治”,无非就是“谁统治谁”,所谓的“抗争”,无非就是一方要取代另一方。因此,所有涉及到政治的人,背后都是有利益动机的,一个人参与任何形式的抗争,或者声援别人,都是为了在某个圈子积累政治资本,一旦ta受到体制的约束或迫害,ta还可以将这种代价作为自己身上的“勋章”。这跟当局认为任何抗争行动背后都是有“境外势力”完全没有任何区别,甚至当局也认为部分的抗争者就是上述所说的野心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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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 这种逻辑,在今年四五月份,已经有人在我身上套用过一次,我当时尝试用康德主义解释过一次。这一次我倒不是基于康德主义,而是基于我在世俗利益以外,对一些内在价值的“担当”。这些内在价值,比如友谊、学术、勇敢、价值共同体,又反过来,在我低落的时刻给了我巨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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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 有的人可能会说,这是我运气好,当局这次对我手软,否则我将会是另外一番描述,到时就不太可能以这种轻松的心态来面对了。我当然承认这次我的运气比另外一些人要好,但我们更应该承认,对于一个被公权力盯上的人,如何跟各种部门人员斡旋,如何过一种在精神上正常的生活,这是我们长期要面对的问题。二战期间,欧洲犹太人被送到波兰的各个犹太聚居区(ghettos),等待命运的裁决,在里面,他们努力维持一种正常的生活,有学校、医院、赈济处、剧院、音乐会和政党,还有一些只为死得光荣的抵抗组织。我们的情况没有糟糕到那个地步,有什么理由要陷入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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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作为一个“深二代”是什么样的体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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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我出生于广东潮安县沙溪镇,在那里呆到八岁,1993年随父亲来到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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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我父亲在罗湖松园路开有一家餐厅,叫江南小馆,但做的是粤菜。餐厅的对面是一家百货公司(后来改成了保龄球馆),但我只对一楼的书店有印象,里面卖的海南摄影美术出版社出的《七龙珠》,一本是一块九。直到五年前,我还留着二三十本在家,后来买的学术书越来越多,实在放不下,就把它们扔了。餐厅旁边有一间股票交易所,每天屏幕上滚着红色的字,显示着每一支股票的价格,因为里面的空调开得很凉,我每天中午都会跑去“叹冷气”。就在这个交易所前面,我认识了阿水,我惟一一个发小。阿水的老豆是我爸餐厅的合伙人,住在餐厅后面的电器公司里,我经常去他家串门,但他从来不来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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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我想这和我们家的居住环境有一定关系,在我来之前,我爸我妈只带着我小妹妹,一家三口住在百货公司旁边的一排平房中的一间。说来有的人可能不信,那里周边,一直到我小学毕业之前,除了一个肉菜市场和它上面的廉租房,其他都是废墟。沿着上坡的砾石路,几乎没有任何商店,只有一些废弃的工厂。我还记得有一天晚上,我们附近一些孩子,在一个空置的厂房里做黑暗料理。我们学着大人做饭的样子,把酱油、醋、辣椒、花生油、洗衣粉、洗发水煮成一锅,还扔了几块石子进去。煮开的时候,我们指着这锅能吃死人的浆糊说,看,色香味俱全。另一边,用煎锅炒虾的小伙伴们却获得了实至名归的成功,虾是我们从附近的餐厅(不是我家的)里偷来的,炒出来的虾确实能吃,那大概是我人生的第一次野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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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我们这一排平房,每一间大约不超过二十五平,我们家隔成三部分,前面是客厅,中间是两张床,后面是厨房和厕所,我觉得这种布置糟透了。平房最后一间,里面住着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小孩,他的奶奶管他叫宗仔,宗仔的家就布置得特别有格调。他们把房间也隔成三部分,卧室那部分在进门的右侧,这样,门前的部分就成了过道。过道的尽头摆着电视,电视的对面,是长长的木制双层床,上铺整齐地放着杂物,下铺就当沙发,我和他经常坐在下铺打红白机。宗仔的家,墙角和天花板都挂着好看的布料,灯光也特别柔和,冬天的时候去,感觉分外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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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 事实上,今天是我第一次在文章中回忆起宗仔,但他的样子在我脑海里很清晰,他眼睛大大的,脸上肉肉的,还有兔仔牙。我见过他奶奶和他姐姐,但从来没见过他的父母,他也没有去上学,说是等父母回来接他去别的地方上。印象中,他在我三年级第一学期还没有走,后来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我们家在那一年搬走了。宗仔是第一个教我打游戏的,也是第一个发现我没有游戏天赋的。在搬走前我们就已经没什么来往,最后一次,他将我送他的同一款玩具还给我,我提醒他说,这不是之前我送他那一件,他气急败坏地说:“你不要欠了再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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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 我父亲轻而易举地就将我插班到红岭小学的二年级二班。当时隔壁一班有一个小孩叫陈诗平,是我父亲朋友(别人可能不承认)的儿子,我们一直到大学都在同一个学校,三四年级的时候我们还住在同一层的对面。我去报到的时候见到他,父亲随口对他说,诗平,你帮我看着他啊。他腼腆地点了一下头。我后来想起这件事,只是觉得那时的教育公平比现在要更好一些,因为班上50多个学生,什么样的家庭背景都有,最有钱的几个,住在天地大厦后面,我们家那时属于中等偏上,还有一些,父母就在菜市场卖菜。同学之间从来没有因为家境谁看不起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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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 对于这个班级,我觉得一言难尽。值得一提的是几个人,一个是蔡佳华,和我做过几年的同桌,他大概也是惟一一个和我一直处得来的,我也投桃报李,在六年级时将他推荐进了优生班。黎璟桦是台湾人,父亲在这边做生意,他是我第二个好朋友,我们一起画的禁毒漫画还获得了区里的奖,可惜他转学来只呆了一年。冯虎仔勉强算是我一个朋友,我在写辛瑶遥的那篇写过他,他自诩对情爱之事很有经验,我曾经按照他的指点,将喜欢的女生追成了最恨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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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 其他的一些玩伴,李剑锋在二年级就会跳郭富城的歌,“对你爱爱爱不完”,班上最受欢迎的女生永远都是喜欢他,在三年级时他把我第一个喜欢的女生追走了。陈志乐是天地大厦后面的其中一个,他既看得起我的学习能力,又不喜欢我身上那阵土味,每周五他会邀请我去他家打任天堂(其中最好玩的是SNK的《龙虎之拳》),但是不包饭,每次我都饿着肚子回家,半夜起来翻冰箱,还被外公当成梁上君子痛打了一顿。梁祺彬是天地大厦贵族的另一成员,大概是所有同学里后来跟我最有交集的一个,他从中学开始,喜欢文艺电影,给我介绍了几间华强北卖盗版DVD的小店,而且到现在还是我的读者。廖晖和林建韩是小学时一直对我进行霸凌的两个人,一个喜欢踢球时让我吃波饼,另一个经常把我拉到后巷暴打,可惜我从来不求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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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 我二年级时常去阿水家,因为他家的电视,比我们餐厅里的那个清晰多了。那时根本没什么数字电视,都是靠天线收的台。他们家能收到TVB和ATV,而且还没有雪花和杂音。直到我上高中,看到清楚无比的电视画面都会让我有一种热泪盈眶的感觉。我在他家看过好几部动画,有《娱乐金鱼眼》、《魔神英雄传》、《天空战记》和《美少女战士》,但印象最深的还是《幻法小魔星》,这是一部和《哆啦A梦》相同题材的作品,但里面的校园生活要比野比大雄迟到考零分这些要丰富得多,主人公在小魔星的帮助下确实有所长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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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 我们有几年没有联系。他爸也是电器公司饭堂的老板,饭堂前面有个篮球场,他不上学的时候,天天在那里自己练球,饿了就去他爸那打个饭,吃完继续练。就这样,等我们五年级再恢复联系的那会儿,他已经是个篮球高手,个子一米七五,可以和那群中学生一起打半场的比赛了。他看出我打篮球也没什么天赋,不想带着我打,但是他觉得我打游戏方面还有救,于是周末总是打电话来我家,怂恿我一起去游戏机室打《拳皇》。那时我们常去的游戏机室,主要在东门附近的工人文化宫,华城里面也有几家,但“飞仔”太多,他一般带着我去都会很小心。《拳皇》是飞仔的最爱,他艺高人胆大,有时遇到一些爱爆粗爱拍机的主,也不慌不忙,只是给人留一点面子,一般不“一抽三”(《拳皇》每队有三人,一对一轮流上,“一抽三”就是一个打赢了对方三个)。跟着他我学到不少东西,一般的对手我一个人对付完全没有问题,碰到难缠一点的,他会要我三个里给他留最后一个,前面就算我打得再糟,他都能反败为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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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 每年除夕,他也会喊我出去,吃完年夜饭以后,我们在电器公司门口碰面。他会送我几包火柴炮,我最讨厌点完只爆炸一声的那种,经常被吓一跳,更喜欢那些嘶嘶作响、边烧边亮、喷出绚烂火花的。我们沿着松园路,穿过宝安路和天地大厦,从桂园路一直走到解放路,来到文化宫的门口。一路上我们一边扔火柴炮,一边感受节日带来的寂静。有时“啪”的一声,像在天空里绽放的一个意外,久久还有回声。有时他会故意绕道,比如故意从宝安路走到笋岗路上去,再从人民公园那边走到文化宫。我最早对节日的期待,来自于这一些回忆,跟利是什么的没有关系,反正都要上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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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 阿水似乎是不会喜欢女孩子的,一直到高中,我才听说他谈恋爱,这方面我比他要早熟。三年级班上转来一个扎着双马尾的小姑娘,脸上有点婴儿肥,成绩特别地好,叫汤静。她来了没多久就做上了数学课代表,还坐在我前面,我从表哥那里学到了不少高年级数学的知识,觉得自己大有希望。这件事我告诉了我妹妹,妹妹很快就告诉了我妈,我妈冷笑一声说,得了吧,别人不可能会喜欢他的。一语成谶,很快我就看到汤静和李剑锋手牵手走在学校后面的操场上。李剑锋对我说,一场兄弟,你会祝福我们的吧?这让我难以接受:半年前,他不是还和班上的陈慧玲是一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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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 一个学期后,汤静就转走了,我一点也没看到李剑锋难过。班上有一个女生,叫马小睿,蘑菇头,脸尖尖瘦瘦的。英语老师认为我们两个英语实力相当,于是经常安排我们一起排英语节目。我不知道她家住哪,只知道她和我顺路。这时候我家已经搬到松园南路的明仁大厦附近,三室一厅,环境比之前那个平房好多了。马小睿懂的东西很多,也很会在我面前找话题,六年级时林建韩喜欢上他,听说她和我走得近,对我更加拳脚不留情。我五年级专注奥数和篮球,没有喜欢谁,直到六年级开学没多久,听说隔壁班有一个女生数学考了120分(附加题十分),比我还高两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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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 我在《若干年后,如果我遇到另一个你》中写过辛瑶遥(征求过她的同意),也没有什么特别想补充的,不过那时在优生班(周六补课的分班)上,我和辛瑶遥关系并不好。班上的位置是随便坐的,但是我们很有默契地一个班占两排,四个班,每个班各十几个学生。有一次,一个三班的女生晚到了,她把我旁边坐着的那个人挤走了,后来我知道她的名字叫李莹。我当时并没有在意,过了一会儿,她跟我搭话,说,你是不是喜欢一班那个排名第一的女生?我涨红脸,不理她。她继续说,你这样的,她应该不喜欢。我怒目圆睁,李莹说,你不要着急,你现在还不够好,但你以后会好的,就像你现在一米五还不到,以后会长高很多的。很多年过去,我一直记得这个身材高高、皮肤苍白的女生的话,但那时的我并不领情。她在我旁边坐了几周就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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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 上面是我少有的“社交”,其实大部分时候,我还是一个人呆着。不像现在,一直到中学前,我对看那些只有字的书都没有兴趣,我喜欢看动漫。当时有一部很火的动画叫《中华小厨师》,我看了,立志要做一位伟大的厨师,毕竟我爸惟一做得好的一件事就是做饭。每周日他们都不在,让我一个人自己随便做点吃的,我看了一下,家里除了油盐糖酱醋,还有面粉、大米、鸡蛋和麦芽糖。我和了面,用油去煎面团,再打一个鸡蛋扔进去,捞上来还挺好吃,每周日中午就吃一份,然后看一部难看到死的以动物为主角的动画片。
33 |
34 | 我在松园南那个家里,最大的愉悦来自《哆啦A梦》。那时喜欢收集高达的模型,桂园附近的模型店,一盒大约五六十块,这个爱好是缘于《哆啦A梦》的一集,《模型战场》,大雄和小夫各自向对方炫耀自己拍的模型战场照片。我也给自己弄了一个模型战场,用发泡胶做的,再涂上颜料画上窗户什么的,放上高达,简直惨不忍睹,下午就丢掉了。《哆啦A梦》还有一集讲到,他们每年去一个同学家里过圣诞,有一年轮到一个家境特别糟糕的同学,家里近十口人,只有妈妈没有爸爸,住在一间特别窄的房子里,和我家一开始住的平房差不多。他想拒绝同学,妈妈安慰他说,还是让同学来吧,平安夜那天,家人都出去,让他和同学玩个够。三年级那个平安夜,家里刚换上厚被子,我毫不犹豫地钻进最大的一张床,看着天花板上橘黄色的灯,有一种“得到庇护”的满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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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 这样的满足感,我以后再也没有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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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作为一个“深二代”是什么样的体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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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初中毕业的时候,八班弄了一个毕业晚会,楚琳没有来,但因为这个毕业晚会,我几乎忘掉了那三年的所有不愉快。2008年大学毕业聚餐,同学们吃完晚宴就要回宿舍,我觉得他们毁掉了一个可以创造回忆的晚上,从此不想再和大部分人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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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我高中依旧上了翠园,不是我对这个学校有多喜欢,纯粹是因为它在初三那年让一批成绩较好的学生签了直升协议。经过一年的学习,我又回到了优等生之列,我想考实验,因为听说实验是一个允许学生个性发展的学校,但我妈不支持,她觉得我也就这样了,能直升挺好的,保险。我后来发现,我妈这辈子对我的期待并不高,我从广州回家写博士论文那会儿,她对我说,我在深圳找一份六七千的工作,她觉得也就不错了。以至于后面我和她说的一些事,她想都没想过,甚至于感到惶恐,觉得我承受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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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之前我以为,我的父母不肯夸我是因为他们内心不认同我,其实,他们根本不知道怎么夸。他们不鼓励我看课外书,不鼓励我写文章,不鼓励我读博,他们只懂得从我赚了多少钱来衡量我的成就,只懂得从一件事能给我带来多大的经济效益来衡量它的价值,因为他们的视野就是这样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不是他们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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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即使如此,这在成长的过程中依然给我带来了伤害。初三我爸的生意似乎有所好转,我们在寒假搬到了位于松园南街的松泰小区,靠近红桂路,后来认识的朋友里,至少有两个住在附近,张威就在小区的隔壁单元。我爸在我高中那段时间在做什么我不知道,因为他们也没有告诉过我,我惟一确定的就是他从此再也无法翻身。我和他的关系,也渐渐变得无法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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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 中考我的分数,上深圳中学完全没有问题,所以最后被送进了高一三班,仍然是一个重点班。班主任是物理老师,湖南人,叫何洲,绰号“耶稣”。何洲的湖南普通话经常被当成笑话,给班上的同学带来许多欢乐,但他带给我的,一个是把我对物理的热情毁了,另一个是把我和我爸的关系也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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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 我进班级时排名第三,所以何洲对我期望很高,但我对累死累活维持排名没有什么兴趣,依旧沉浸在我自己的世界。有一次班上要收补课费,我实名拒绝,被他拉到办公室,两个人针锋相对地辩论了两个小时,我赢得了一旁英语老师的啧啧赞叹,从此再也没有好日子过。当他如愿以偿地看到我的成绩跌出了年级前一百,他在学生手册中喜不自胜地称我为“没落的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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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 我爸看到这些,暴跳如雷。我忘了他有没有打我,因为那时尽管我依然瘦弱,但个子已经176,看起来没那么轻易能被打趴。我们不仅因为何洲吵架,还因为周杰伦和陈冠希吵架。高一那年周董出了《范特西》,里面有一首我很喜欢,叫《爸,我回来了》,讲的就是家暴。吃晚饭客厅的DVD机经常循环播放《范特西》,有一次播到这首,我爸猛拍桌子道,你他妈的什么意思!你以为客家话我就听不懂吗?另外一次,我在吃饭时讲到陈冠希唱功不行,他不屑地说,陈冠希中学时拿过歌唱比赛的冠军,你有什么资格说人家唱功不好?我说,他一个出道的歌手,难道还要跟我一个高中生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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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 徐帆在初三毕业前劝我和新班级的同学搞好关系,但这种事超越了我那时的能力。初中的八班里面有个大佬,叫卢智明,在班上相当低调,和我的关系也不错,因为他有一次语文考试偷抄我拿了高分。高中的三班没什么大佬,只有一个叫“山鸡”的小混混,他没有直接打过我,但对我施加了分量十足的恐吓,做早操的时候还会故意拿肩膀撞我。我每次走出翠园的大门口,总怀疑会从哪里冲出一群山鸡“班”来的“马”。和他一起玩的有个人叫陈成发,物理不错,篮球打得也好,他和我没什么直接矛盾,但也乐得看这种霸凌游戏。曾咏伦是我高二那年的同桌,他是一个八面玲珑的人,也是我认识的第一个粤语脱口秀大师,是我们那个班除了我以外另一个读到博士的人。我和彭程、“阿富汗”和阿Year关系最好,但都因为这个或那个的原因变得疏远。“大刀会”那群同学,是一个打着黑社会名义的饭醉小组,人都很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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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 我仍然希望尽量和同学们保持一个良好的关系,至少是表面上的。讽刺的是,来到高中以后,我和女同学的关系要比和男同学好。我们的文娱委员初中是翠园七班的,长得好看,很活泼,但说话轻声细气。她在我们大扫除时主动跟我搭讪说,你是跟楚琳暧昧过的那个男生吗?我没有觉得奇怪,因为她和楚琳也是小学同学。我还没来得及反应,她马上接着说,楚琳跟我说她觉得你长得丑还老是缠着她,但我觉得你长得还好啊。也许她的话的重点是下半句,但我被上半句震到内伤。暑假的时候,我收到楚琳寄来的一封信,用略带歉意和惋惜的语气表达了叫我不要再骚扰她的意思。我看《安娜·卡列宁娜》那会儿曾经对她说,我觉得你挺像安娜,她在信里说,你把我读懂了。我以为这是一个体面的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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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 有一次秋游,同学们在车上想各种节目,文娱委员被喊起来唱歌,大家希望她挑一个男生跟她一起合唱,她指着我说,陈纯唱歌好听,让他来。不知道因为怯场还是怕被人说闲话,我摆摆手拒绝。她又叫了我一次,我还是没有起来。现在想起,这样陷人于尴尬之中有欠绅士风度,但那时的我只想避免成为焦点。秋游过后,她打电话来我家,嗔怪我说,叫你跟我一起唱歌就那么难为你吗?我只能陪笑脸说,我是真的怯场。想起来,面对这样的场合,这么多年一直没有什么长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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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 不过我对文娱委员还是有过很好的印象。那是大一那年的运动会,11月的露天运动场,四处都是暖阳。我把校服外套系在腰间,靠在有点冰凉的水泥大阶梯上,一页一页地翻村上春树的《寻羊冒险记》。她拿着一个本子从我身边经过,一样是轻声细语地说,哎,你帮忙写几篇广播稿吧。我笑笑拒绝了,只是觉得这个时刻很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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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 不过班上和我关系最好的不是文娱委员,而是一个叫张慧的女生。高一时我语文还是不错,她和我隔着一条过道,偶尔会找我问一些问题。后面学校开展研究性学习,我就找她和阿富汗跟另外两个同学弄了一个小组,研究《庄子》。我到现在已经忘了那时研究出了什么,但学校每周五最后两节课给我们自己去做田野调查,我记得我们第一次就去了深圳书城(罗湖书城),没有看一本和庄子有关的书,我倒是看了不少现当代文学。出来的时候天色早已经暗了,我在台阶下面走着,张慧在上面喊我,我回头,看到棕榈树下的绿光从她侧面晃过,她在笑着跟我招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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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 第二个星期的周六,我们又去了罗湖图书馆,各自办了一张借书证。从此以后我多了一个去处,周六日常常在罗图泡一整天,张慧也偶尔陪我去,我们有时看着看着会交流一下手上看的书。她也会给我推荐,比如叔本华的散文,还有痞子蔡的《第一次亲密接触》,不是特别有深度的书,但在那个时候,找到一个人可以聊聊读书不容易。她让我想起我和楚琳聊《少年维特的烦恼》,还有和小曼聊《圣诞颂歌》和《三重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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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 初二的时候,张群老师给我们找了一套缩写版的英文世界名著,让我们全班交换着看。我和小曼两个看得最多,交换得也最频繁,有时不免客套两句,问问对方读得怎么样。印象中她最喜欢《小妇人》,而我最喜欢《圣诞颂歌》,《爱伦坡短篇小说集》和《傲慢与偏见》是我们共同的心头好。那时韩寒横空出世,她也颇有兴趣,问我借过《三重门》去看,但是感到难以评价。初三时小曼把她的马尾剪掉,留着像徐静蕾在《开往春天的地铁》里那样的短发,整个人气质完全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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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 小曼也和我讲过《第一次亲密接触》。高中她考去了深圳高级中学,有一次回翠园看望同学,意犹未尽,对我说,我们可以加QQ聊天啊。那时我确实有QQ,是初三暑假阿水帮我申请的一个号,电脑游戏机室渐渐变成了网吧,有的人去打CS,但有的人,像阿水,是为了上网聊天。我和阿水常去的网吧,宝安南路有一家,松园北街有一家,桂园北路和红桂路交界也有一家,红宝路叫“雷鸟”的那家,对我意义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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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 雷鸟一小时五块钱,算比较贵,其他网吧普遍四块钱一小时,但那边的环境确实好一些。后来的网吧都是充值插卡的,2001年的时候,雷鸟的老板会记下你开始上网的时间,等你走的时候,再结算收费。我每周只上两三个小时,这对于没有零花钱的我来说,不是一笔可以轻易拿出的小钱,于是我只能从吃饭的钱里面省下来,我妈每天给我七八块做午餐,我买两个菠萝包,五六块就存下来了,但我不能每天都吃菠萝包,有时也会跟阿富汗去吃嘉旺,但只吃得起米粉和印尼炒饭。这样,一周五天,我大概可以存个十几块,上网剩下的钱,存下来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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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 小曼周六大概会上一两个小时,而且时间不固定,我是固定八点上到十点,所以不一定会碰到她。她没有上的时候,我就自己冲冲浪。那时的网络比现在要单调很多,我经常上的网站就是雅虎搜狐新浪网易几大门户网站,各种栏目都看看,有一个栏目叫Flash,大概相当于现在的抖音,只是技术含量要高很多。有一阵我特别喜欢去深圳之窗的聊天室,打工仔很多,土味特别重,还记得有个ID叫“不做大哥好多年”。我也常上一个深圳本地的BBS,很多人用粤语发帖子,上面长期拿陈自瑶打广告。西祠胡同是后来发现的,主要是看这个网站上的帖子水平比较高。天涯从来没上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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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 最后我也找到了“榕树下”,但没有在上面见到过李寻欢、邢育森、宁财神和安妮宝贝,这些初代的网络作家的作品我都看过,都是在他们集结成书的时候了。老实说我很早就有那种意识,怕自己看太多网络小说,文字变得粗糙或浮夸,但那时忍不住,因为他们的确把握住了沉浸在网络中的人会有的一些情愫。他们写的最多的,当然就是“网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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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 我和小曼算不上网恋,因为她不曾喜欢过我。我一直感激她,因为在那个缺乏认同的年龄,她是少数对我说“我觉得你的东西写得很好,你要继续写下去”的人。她看得出我要对她说的话很多,就把自己的通信地址告诉了我。每次我都给她写七八页,而且收到信第二天就回信,但她给我回的信,一般要等两周以上,等一个月是正常的。信的内容,常常是尬聊,有一次她还给我抄了一整页的推理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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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 2002年的跨年,她前一周告诉我,她要和朋友去中信广场倒数。我在翠园找不到人和我一起去,高一三班的同学,初中八班的同学,都有自己的跨年计划。最后我还是一个人去了中信,在上万人中搜寻她的身影,越是徒劳,越是感到慰籍。倒数结束,人潮往东走的时候,我每隔十几步,就发现一批翠园的人,有梁森和“脚毛佬”,有“大番薯”和一班的同学,有初中六班的同学,走到红岭路,我见到诗平和一个女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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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 寒假我把《约翰·克利斯朵夫》读完,开学没多久,小曼就告诉我她恋爱了。初三时的同桌毛亮幸灾乐祸,给我推荐了一首《夜了醉了就想哭》。我用了一种很扭曲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痛苦:整整两周,我一句话都不说,上课被老师叫到回答问题,就指着自己的喉咙“嗯嗯”几声。在家里我爸看到我一声不吭,更加觉得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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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 我心里其实渴望和人交流,那一阵子,毛亮给我介绍了几个五班的女生。我不知道怎么去逗女生开心,Yummy向毛亮投诉说,我这个人非常地无聊,老是讲什么文学名著。有一个叫张莎莎的女生,因为自己也写作,对我挑的话题最有承受力,跟我也聊了最久,她对我说,哎,你要不看点肤浅的东西吧,老是看那么深的东西,会得抑郁症的。我问有什么肤浅的东西介绍,她给我推荐了《流星花园》和《我的野蛮女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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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 那时快到暑假,本港台播出粤语配音版的《流星花园》,我和陈灵每天准点瘫在沙发上,把《情非得已》和《你要的爱》都唱得滚瓜烂熟。我是在网吧看的《我的野蛮女友》,在很多年以后我才明白全智贤在里面说的,“当我越来越喜欢你的时候,我心里的他似乎又开始嫉妒你了”。凤凰卫视中文台在那个暑假播了《爱情白皮书》,那是余文乐和彭于晏第一次合作,其时彭于晏才20岁左右,余文乐还没有出《还你门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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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 以我绵薄的记忆力,去还原那个年代有一点力不从心。高二开始没多久,我就得知小曼要去澳洲留学的消息,我们偶尔在QQ上还有聊天,但更多的时候,是我在建构关于我们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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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 高二我发现自己的文笔有了长进。我一直有写日记的习惯,有时也会翻回去读。我的文笔跟不上我审美的进步,所以我长期嫌弃自己写的东西。有一个周末我发现,我写红岭路到红宝路的这一段,勉强达到了“能看”的水平。我回想起和小曼的交往,值得一提的事并不多,但我一个人在夜晚的街上逡巡,想东想西也想她的那些时光,总带有一种没有酒精的醉意。于是我在接下来的一些文章里,有意无意地塑造一种卢梭式的个人叙事,把从我的家,到雷鸟网吧这段路,巨细无遗地刻画了下来。除了前面写到的,我还特意加了这一个细节:周五下午,我会在求知书店的六折书摊上挑书,一般站到太阳下山,还是一本没买,只是把一套中国近代思想家文丛,从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到刘师复翻了个遍。通过构造一种读书和情感之间的联结,我终于明白了“我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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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作为一个“深二代”是什么样的体验(四).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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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作为一个“深二代”是什么样的体验(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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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我在高中前一年半,就像被流放一样,我能想起的快乐时光,都是苦中作乐。高二第一学期末大分班,这样的日子终于宣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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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我以前很少写到分班后的二班,一个是这个班是政治班,那就等于专业课啥都没学到,说出去不好意思,另一个是这个班的人对我太好,而我不惯于写好日子,就好像你让我写写我的现在,我也觉得没啥可以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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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这个班不仅是我呆的班里唯一一个没有霸凌的,而且班上的人也很有意思,男男女女都是。张珩是曾咏伦以后的另一个粤语大师,他最爱的脱口秀题材是挤兑数学老师岳不群,而且比六神磊磊更早地发现“借金讽今”的写法。蔡大鹏是山寨F4的经纪人,经常课上到一半就带头起哄,让我们四个男生上去唱《同桌的你》,我觉得脸都丢光了。张玲玲,虽然从初一时就被认为是级花,但我午休的时候常常听到她和其他女生讨论哪一家超级市场的菜更便宜一点。还有一个叫陈多加的女生,自己不会说笑话,但却是一台行走的笑点制造机。我上面说的四个全是潮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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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分班以后座位自由选择,我和一班来的周欣同桌。周欣也是一个作文好手,而且文章写得又快又好,和楚琳接近一个路子,我对他那些应试作文没有任何印象,只是记得和他一起改编过《智取生辰纲》。周欣和我也互相荐书,他推荐的也良莠不齐,起初他给我推荐王小波,我对他感恩戴德。《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和《黑铁时代》里面的梗,比如绿毛水怪和X海鹰,从此成了我们交流的硬通货。我还顺藤摸瓜,在求知书店发现了一本《王小波门下走狗》。可是他也给我推荐郭敬明,从《幻城》到《梦里花落知多少》,这两本后来都被证实了是抄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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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 我给他推荐的是米兰·昆德拉,高二上学期我已经读完《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对哲学产生了浓浓的兴趣。大学看小说改编的电影《布拉格之恋》时,我总是想,特蕾莎的出现对于托马斯来说,就是一个意外,最适合他的应该是萨宾娜,可爱情本身就是意外。周欣感情经验匮乏,对于这些体悟没法理解,他对异见政治没什么兴趣,更不能理解托马斯关于政治的一切思考。我在罗湖图书馆借了一本《不朽》,当时非常喜欢里面的哲学诠释,还记得歌德和海明威的几次对话,但现在完全不记得这个故事本身讲的是什么。我想米兰·昆德拉在《被背叛的遗嘱》里对萨特的批评也适用于他本人,他写哲学小说,经常让哲学僭越了小说本身,小说作为一种叙事艺术,在他这里体现不出足够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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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 来到这个班,笼罩在我头上的人际关系乌云终于一扫而光。语文老师还是我高一时的语文老师,姓周,长得有点像作家残雪,她讲《荷塘月色》,是我在中学少数记得的优质课堂。她高一时是A年级(1-6班)的级长,可能是因为她对我的偏爱,我才没有被何洲整得特别惨。她劝我好好读一些民国大家的作品,也给我推荐了周国平。当时读周国片的确给我带来不少的启发,但后面我遗憾地发现,那么多年过去,他一直没什么进步:写哲学小品文,如果没有自己的哲学研究做基础,那写来写去也不过拾人牙慧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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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 高三换了一个语文老师,姓余,矮矮瘦瘦,留着一撮小胡子。余老师和岳不群八字不合,不仅动过拳脚,还互相侮辱对方父母,把师道尊严都丢光了,因为这个,我们私下叫他“余沧海”。余沧海对我也很欣赏,但他对我的欣赏,是那种功利性的欣赏,指望我给他冲一个语文状元那种。高考我失蹄,语文还考了不到700分,他打了电话来我家,我不在,他就把我爸痛骂了一顿,加深了我们父子之间的仇恨。英语老师郭太也觉得我是可造之材,但她从不把事做得如此赤裸裸。这就是为什么去年我回翠园看,发现郭太离校长只有一步之遥,而余沧海已经不知道去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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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 我的人际关系好到让我自己也惊讶。阿财也是我大学的室友,现在已经移民澳洲,他从小品学兼优,我就想不起他性格上有什么缺点。他和楚琳也是很好的朋友,很神奇他居然没有对我有什么先入为主的偏见。吴戴看上去和山鸡很像,都是那种女生喜欢的长相,学习也中上,但他和山鸡不同,他对我特别喜欢。阿詹,跟我的小学同学李剑锋是同一个类型,个子不高,但有一百种方法能够逗女孩子开心。我以往的朋友,比如徐帆、雷景明、彭程和阿Year,都太正直,你很难跟他们袒露自己心中那些不太高尚的想法。在吴戴和阿詹面前,我就不需要有任何顾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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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 你说我变得更会做人了吗?好像也没有。这一段经历让我对中国的人情世故极其反感。他们对我好,跟我在老师面前的地位有关系,但更重要的是,他们自己就是好人。中国的人情事故能够教你跟一群烂人也搞好关系,但对于烂人,该做的是远离他们,而不是跟他们搞好关系。这种人情世故的存在,只能说明中国人自古以来的生存环境都极其险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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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 有两个朋友和我交往最深。洪纯仁是我高二三班时的同学,是《青青翠园》的资深发表人。如果说翠园有任何不应试教育的地方,那就是校文学社和《青青翠园》。我从初中就看过《青青翠园》上的文章,当时羡慕他们能摆脱应试作文的窠臼,不过等到我自己的文章也发在了上面,我发现《青青翠园》也有自己的窠臼,这种窠臼就是对我们80后影响最深的“新概念作文”。韩寒、郭敬明、张悦然和周嘉宁就是从新概念作文大赛出来的,现在前面两个做了导演,后面两个在办《鲤》杂志。十几年过去,这一些再也称不上是同辈人里最好的作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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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 《青青翠园》的作者里,最出名的应该是李科夫,现在是凤凰卫视的金牌主持。不过我印象最深的是高二看到的杨钰,我和杨钰没有过任何实际的接触,但她当时发表在《青青翠园》上的几篇小说吸引到我。杨钰的风格,按照她自己的说法,应该是法国新小说派,罗伯-格里耶和杜拉斯那些,但她最爱的是克劳德·西蒙的《弗兰德公路》。因为这个关系,我在后来的文章里,偷偷地将红岭路—红宝路这段,叫做“弗兰德公路”。高中毕业以后,我没有再看到杨钰发表新的文章,我每隔一两年会去搜索她的名字,跳出来一大堆杨钰莹的。大一我在一个叫“烂掉的一代”的网站上看到她以前发表的小说,她的笔名叫“木偶”,这个“烂掉的一代”上面的作者,很多后面都上了“黑蓝”。我的博士同学陈梦雅,也是黑蓝上有名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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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 因为写作这一层的关系,我和洪纯仁从分班前就是好朋友,我们不仅会交流写作上的心得,她也会教我怎么对女孩子好。可能因为她也是潮州人的缘故,她教给我的那些,比如帮女孩子提包,不管那个包看起来重不重,不太适合用在独立意识比较强的女生身上。不过从那个时候开始洪纯仁就判断,我有没有女生喜欢是个运气问题,跟我个人表现关系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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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 我高三多灾多病,杨鹏一家给了我许多帮助。他们家住在翠竹万佳对面,经常邀请我们去家里做客。实话实说,我起初愿意去,只是图他家可以上网,虽然只是拨号上网。后面我就发现了额外的乐趣:他是一个有品位的人,对欧美乐坛和日本乐坛的了解程度在我们周围无人能及,他当时看好的几个初出道的欧美女歌手,几年后都成了天后级别,中岛美嘉和Misia,就是他推荐给我的。在2003年,他就开始追美剧,那时没有网上下载,杨鹏都是在明珠台上看的,明珠台喜欢把外国人名翻译成中国人名,所以我只记得其中一部的女主叫“蔡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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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 他的英语是真的好,长期上英语网站,还读过许多本英语小说,比如当时流行的《达芬奇密码》。不过他的高水平不能每次都在成绩中体现,高三的多次考试,我的英语都比他高,但我也只是完成了老师布置的作业。他对我的态度有点像小学时的陈志乐,既羡慕我的好成绩,又看不起我的土味。不过他的爸妈对我不是一般地好,每次去他家,都给我做最好吃的,生怕我饿着,大概是因为他那么多年没有带一个同学来家里这么多次。他是个又怕冷又怕热的人,所以他的房间,冬暖夏凉,我每次放假都在他的房间里堕落,持续到大一。我们一边听爵士乐,一边品尝他冰箱里的冷饮或他珍藏的比利时巧克力,偶尔我躺在他床上看我带来的现代派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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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 小曼出国以后,我并没有完全忘记她,我给她写过许多封电邮,用的是搜狐的邮箱,大学我用163邮箱,搜狐那个太久没上,信箱都被清空,从此我变成万年搜狐黑。我2003跨年的那次,也还是一个人去中信广场,依然在人群中徒劳地搜寻她的身影,那应该是她留在中国的最后几天。我并没有觉得这个很不理性:本来我喜欢她就是一件很徒劳的事。2004年跨年,我终于拉上了吴戴和杨鹏,他们两个感到非常崩溃,本来是一个人发神经,现在是三个人面对茫茫人流,他们连小曼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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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 与其说那是留恋,不如说是告别。在小曼走之前,我在学校的“天堂之Sing”比赛上看到黎园,她和潘小乐载歌载舞表演《姐姐妹妹站起来》。在高二寒假,我们在网上已经认识,她去的是五班,是个政治普通班,而二班是政治重点班,所以她一开始就叫我“高材生”(那个时候“学霸”是骂人的话)。如果说,意识流式的叙述蜿蜒曲折地贯穿了我与小曼的那一段苍白的记忆,那诗歌则四散在我和黎园交往的丛林中,作为每一个起伏的踪迹。大一以后我不再写诗,这片丛林也就彻底消失在我的文字里。
35 |
36 | 我爱上诗歌,部分要归因于阅读民国散文的经历。从高一开始,我在看《名利场》、《幻灭》、《交际花盛衰记》和《卡拉马佐夫兄弟》这些小说的同时,也大量地鉴赏民国作家的散文。鲁迅的散文,有一些很好的词句,比如《秋夜》里的:“这上面的夜的天空,奇怪而高,我生平没有见过这样奇怪而高的天空。”但周作人、郁达夫和沈从文的散文更好。好的散文其实不应有太多特别突出的句子,而是整体取胜,阅读间让人浸淫在作者的文气之中。就这一点来说,周作人的《乌篷船》是典范。散文读多了以后,意犹未尽,想读更精炼的文体,那就是诗歌了。我一开始读的还是民国的诗,譬如《再别康桥》和《雨巷》,此后一边读翻译的外国诗,一边读当代诗。艾略特、兰波、里尔克、勃洛克和金斯堡都曾影响过我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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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 黎园的舞,让我想起了里尔克那首《舞蹈的西班牙姑娘》,尤其是那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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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 “胜利中,她坚定而欣慰地
41 | 甜甜一笑,抬起头用秀挺地
42 | 小脚,踏灭了火焰般的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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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 那时候我常去的网吧,已经变成红桂路那边的海浪网吧。我有一首诗,叫《一百一十一光年》,是黎园拒绝我的第二天写的,红桂路两边的景物全部入了诗里。现在找出来读,丝毫感受不到那时有多难过,只是觉得烂,所以我判断自己对她的感情,终究还是一场浮夸。
45 |
46 | 只不过,有一个周五我和杨鹏逛华强北,傍晚在味千靠近落地窗的位置坐下,看到对面大楼玻璃墙的玫瑰色反光,突然想起黎园,心里居然疼得厉害。那天我们坐到夜晚11点,他很热情地请我吃煎饺,我们聊着或有或无的一些事,我应该是告诉了他,他很礼貌地笑笑,不发表任何意见,只是安慰了我几句,跟我现在的处理方式一样。
47 |
48 | 我确实是因为黎园,才拒绝了翁巧巧。翁巧巧也是潮州人,是我记忆中第一个真正喜欢我的人,因为她对我表白了好几次。杨鹏最初邀请的是所有的同学,每次我去杨鹏家,她都会跟着来,我走她也跟着走。有一次在路上我装作不经意地说一句,我有喜欢的人了,她当场眼泪就下来了。我找了很多个理由都劝不住她,最后决定和她试试。我要感谢她的地方很多,但我们依然不合适,因为她是抱着最终和我结婚的想法来谈恋爱的。我们每天傍晚在翠竹万佳前面的公交站坐23路回家,每一次都坐在车尾的座位,她在宝安北路口下,我在建设集团下。二班每隔一两个星期就会组织一个周末活动,我们去过仙湖,也去过大梅沙,她半夜把我拉了出去,在海边拿走了我的初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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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 翁巧巧很早就看得出我对她的喜欢很有限,不过她一直坚信感情可以培养。我和她在一起一直尬聊,三个月就果断说了分手,但她和李杰确定关系以后,我生了一场大病,突然就想起了她。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感情不是不可以培养,但得先想办法让对方生病,实在不行找人打到他住院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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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 我们家高三又搬了一次,也是在红桂路,不过我的房间视野开阔了不少,从阳台上可以看得到荔枝公园那边的大家乐。大家乐是一个露天的舞台,每周六日晚人声鼎沸,有各种传统表演,貌似不需要买票就可以进去。搬到那里以后,我又回到了一种自闭的状态,还把一台没有联网的电脑放在角落的书桌上,就在床的前面。在那张床和那台电脑上,我既看西川的诗集和高行健的《一个人的圣经》,也看梁咏琪主演的《向左走,向右走》(偶遇辛波丝卡),或者有时中和一下,看看王家卫的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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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 我的小学梁祺彬高中也上了翠园,高三和阿Year都在四班,他给我推荐了不少文艺片,比如基耶斯洛夫斯基和安哲罗普洛夫的电影,也会跟我交流一下对张悦然新书的看法。高二暑假我和阿水去了一次游戏机室,在一片喧闹声中,我发现我和他的友情的基础已经不存在了:这个从小来惯的地方,让我感到莫名其妙的低落。高三我的数学也迎头赶上了,到了最后一次模拟考试,全部科目的估分已经接近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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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 我的学习成绩起起伏伏,身边的人来来去去,但那个暑假开始的时候,我已经拥有掌控自己命运的武器。以后不管人生无常、生离死别,只要我的眼睛、脑子和手还能活动,只要我还能阅读、思考和写作,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把我打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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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八月浮沉.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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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八月浮沉
2 | 去年的六七月我在土耳其呆了一个月,在南京的修和讲课两周,期间参与了#MeToo的几个案件,我以为这么让人惊心动魄的暑假可一不可再,结果今年又一次刷新了我的个人体验。“八月五号从派出所出来,我感觉自己已经跟不上世界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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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派出所只是一个被借用的地方,来“慰问”我的那些人平时都不在这个所里工作。在里面十几个小时,我基本没有感到什么恐惧,这除了因为我没有犯下网上所指控的那个罪名,还因为这些人对待我的态度和我以往听闻的有所差别。从有司第一次找到我,我就感受到这种差别,也私下和朋友探讨过。有的朋友将这种差别归因于深圳的执法比较“文明”,这有一定道理,就像我在文中写到的那样:他们一直强调我享有的合法权利,也对办案过程中合乎法律程序的一面颇为得意。从宏观层面,这说明体制暴力机器,在一定程度上已经“理性化”了(至少在深圳),在微观层面,说明执法人员也已经部分地认可了“法治”的价值。这样的体制结构,当然有可能被极权化,而且由于它“理性化”后所具备的效率,更容易产生大规模的迫害,就像齐格蒙·鲍曼所揭示的那样。然而在作为改开最前沿的深圳,这种可能性暂时还不会变成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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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尽管如此,我不会天真到以为事情会这样就过去,现在我更担心的是,网上掀起的“粉红狂潮”将会肆虐到什么地步。我出来才知道,四号晚的九点过后,我的朋友、老师、读者和学生,都在打听我的消息,怀疑我在里面受到了虐待。我向朋友报了平安以后,登录了豆瓣和微博。豆瓣上也有许多人在追问我的下落,有一些还是和我没有打过交道的网友。有一个有点名气的作者,发了一个豆瓣状态:在这种时候,我想说,我支持陈纯,得到了数百人的支持。
7 |
8 | 这让我颇为意外,因为我一直很少和豆瓣网友交流。我在2009年的时候热衷于在各种小组发言,并旁观了全盛时期的vivo和枫林仙的对骂,还留意到尚未成为教主的“数卷残篇”。2013年以后,我在豆瓣上就很少说话了,每次都是发了文章就走,默默地标记着自己读过的书和看过的电影。这几年来,我感到豆瓣的审查越来越严,在微信公号和微博能发出去的政治哲学文章,在豆瓣基本发不出去,对它的认同感越来越低,对在上面活跃的网友也无甚了解。我没有想到,豆瓣有这么多人跟我价值观相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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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在新浪微博上,我搜了自己的名字,在追着我骂的各种微博中,我看到吕频发的一条,大意是呼吁所有支持我的人都站出来,抵制这一场对我的网暴。在我最后一次看到的时候,这条微博已经有三四千的转发量。我和吕频有不少共同的朋友,但一直没有和她深入聊过,我心里对她是抱有敬意的:在刘强东一方发出关于明州案的第一批视频时,是她第一个站出来写了文章力挺jingyao,为声援jingyao的行动者赢得了喘息的时间。五号晚上一位合作过的律师朋友给我打电话说,好人是有好报的,你要相信这一点。
11 |
12 | 在我失联期间,几个学生和读者一直在想办法帮我澄清,他们将这些信息整理成一份声明,拿给我看,最后发了出来。这份声明内容清晰明了,无非就是说清楚我已经从中大毕业,不支持港独,且参加的也是合法的游行。他们认为我是爱国的,因为我跟他们提过我一直不想移民的一个原因是希望留在中国进行第一线的观察和记录。这份东西发出来以后,很快也有了几千个转发。小粉红迅速占领了微博的留言,但也有一些支持我的朋友跟他们正面对抗。几个小时以后,这条微博就被新浪删了。
13 |
14 | 从四号晚开始,那些在微博上帮我说话的朋友都受到小粉红的围攻。有一位在深圳的朋友在微博上提到我的次数比较多,所以很快就被搜到,小粉红在留言里奚落他说:“你的纯叔去香港打警察了。”他不得不把微博评论关掉了,另外一些没有关掉的,干脆不再上去看,免得影响心情。还有一些,在微博上发布了比较多的个人信息,被小粉红人肉到了学校和家庭所在地,和我同样遭到了人身威胁。
15 |
16 |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被黑上了两次热搜。小粉红的逻辑是:那些帮我发声的朋友,都是我的“脑残粉”,“脑残粉”越多,这个人就越可恨。我在四处出击的粉红微博中一再看到这样的思维,不仅替他们感到可悲。这些口口声声反“脑残粉” 的人,完全是以“饭圈”为参照系的,他们里面有的就是饭圈中人,有的却是一贯反饭圈的,可就连反饭圈的人,渐渐也被“饭圈文化”潜移默化了。他们里面没有人会想到:我和我的朋友们很可能是因为共享同一些价值,才如此守望相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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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 可能是因为我每一篇文章都引来很多争议的关系,我对别人骂我基本已经麻木,今年四月,我的微博已经经受过一轮刘强东水军的网暴,对这种事情基本免疫,但两次热搜把我的亲人和朋友吓得不轻。我妈在这件事中出乎意料地,没有过多的埋怨,她帮我向打电话过来的亲戚一一解释,还建议我暂停一段时间的工作,好好休养。一些关心我的学界前辈,有点恨铁不成钢地说,之前就叫了你低调,低调,你就是不肯,你进去了有谁能给你送饭?有多位朋友建议我移民,移民教主贾葭帮我设计了一套方案,在脸书上有初相识的海外朋友甚至表示,如果愿意,可以形婚助我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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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 第二次上热搜后,有几个部门的人又找了上来,这多少有点让我觉得不堪其扰,与此同时,我的两个微博和豆瓣账号全部被封禁,其中两个伴随了我十年。如果我继续留在中国,我以后的生活大抵可以想象得到:我在墙内的所有发声渠道都将被堵住,注册一个封一个,我的一言一行处于时松时紧的监控之中,这会严重干扰我的正常生活。当然,这还是运气比较好的情况,因为经过这一轮,我的安危基本已经被绑定在香港这件事上,如果上面真将此事定性为“港独”,那秋后算账一定有我一份。
21 |
22 | 我确实有想过就此离开,或者就算不离开,以后都低调做人,这意味着我不能再写任何和现实政治有关的东西。我可以写我已经手生多年的小说,也可以写纯理论的东西,分析哲学的政治哲学、规范伦理学和元伦理学、价值现象学……。即便我作出这样的让步,我的东西依然很可能无法在墙内发表出来,因为他们担心里面含有影射或曲笔。如果情况严重一点,我光写不发表也会有麻烦,他们可以定时扫描我的电脑,对我生产的每一句文字进行仔细地甄别。这等于说,如果我老老实实地过日子,那对写作就不要再抱有任何幻想。有几天时间,我一直沉浸在这样的忧虑之中。
23 |
24 | 把我拉出低潮的,不是什么振奋人心的好消息,而是进一步恶化的舆论形势。先是“814饭圈大团结”,然后是澳洲和加拿大的小粉红在异国街头霸凌香港年轻人。一直以来,我都不认为“饭圈”的出现具有什么进步意义,但饭圈的政治化之快,超出了我的想象。我两年前就写过“粉红全球化”的文章,所以海外小粉红的言行基本在我的预料之中,但我担心的是,这种愚蠢的炫耀式民族主义,会让当地反过来出现排华现象,牵连那些并不那么民族主义的华人。最让我义愤填膺的,是墙内外愈益猖獗的人肉和举报。小粉红借助体制的偏袒,大规模翻墙出来,四处搜刮脸书和推特上的大陆用户,如果发现在香港问题上有与中国政府立场不一致的发言,那就截图,墙内举报,“孤烟暮蝉”这样的微博营销号成为他们猎巫狂欢的聚集地。在我认识的人周围出现了大量的“熟人举报”。同事、同学和同乡,在关键时刻“大义灭亲”,有的甚至将被举报者多年以前的言行报告出来,以增加举报的“可信度”。组织化、输出革命、熟人举报……这些事情串起来,毛时代的图景依稀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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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 看到了这些,我反而不忧虑了,也不为难了:如果以后这片土地要变成这样的地狱,那我选择离开,不就是做逃兵吗?那几天,巫宁坤先生刚刚去世,朋友圈里分享了多篇讲述他生平的文章,让我心有戚戚焉。有人拿他和李政道先生、余英时先生对比,暗示他做了错误的选择。我无法去评价巫先生的选择是否错误,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不想以自己的祸福作为行为的第一考量。孟德斯鸠在《罗马盛衰原因论》中如此评价小加图:他固然不怕死,但他要是不自杀,可以给共和国带来更大的裨益,共和国或不至于覆灭。孟德斯鸠认为,归根到底小加图还是“自私”的,只考虑到了个人名誉,没有考虑到共和国的未来。对于我来说,离开还是留下,本身无关宏旨,关键是哪一种选择更有益于我所投身的事业,即本真的学术与自由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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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 张洁平有一句话,我十分喜欢:漩涡中的人,有责任说出漩涡的样子。这两年来,我一次次靠近各种漩涡,也就是为了“说出漩涡的样子”,为此我招惹了不少麻烦,但并不后悔。然而最大的漩涡,当然是中国的政治社会本身,远离了这个漩涡,对我来说将是一个巨大的遗憾。也许是历史和哲学读得多了,我经常会想,自己死前的那一刻,会希望自己过的是怎么样的一生。今年来略微有一种感觉,就是自己终于“活得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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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 我的微博和豆瓣被关闭以后,我对墙内的社交平台基本死心,于是彻底转战脸书和推特。很早以前有朋友提醒我说,墙内的“舆论阵地”不值得经营,因为能看你文章的人,基本都会翻墙,那些不会翻墙的,迟早会国家主义化。我不是很赞同他这个判断,我在写文章的时候,基本是以墙内有自由意识的人作为自己的目标读者的,但现在自己被迫噤声。在墙外我收到许多读者的慰问,他们有的一直想认识我,但我后来已经不开放微信给读者加了,这次很多人知道我出事,都在默默关心我的遭遇,其中有一些也和我一样被举报和人肉。我将《粉红狂潮与体制外的极权主义》发表出来以后,除了又被关心我的师友教训了一顿,也引起了许多争议。有些朋友觉得我夸大了小粉红的威胁,觉得体制本身威胁更大,小粉红只是任由体制摆布的乌合之众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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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 就好像我在写老朱的那篇文章里说的,我依然没有办法完全说服那些对我的论述的“科学性”产生怀疑的人,因为我的方法论属于分析哲学和现象学,不属于实证主义。我当然承认实证的科学性是值得追求的,但不认为这个就是“学术”的全部。最重要的是,我的文章绝对不是“价值中立”的,而是有明显的价值承载,我往往以这些价值作为基础,再展开我的论证或者描述。我希望我的文章,除了能揭示一些其他人看不到的现象和规律,还能成为唤醒和聚集“价值同道”的精神场域。因为在这样的时势,对国家主义抱有疑虑的人势必过得更为艰难,我们除了依靠自己的心力,只能依靠其他同道者施以援手,就好像我在八月所遭遇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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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 这不意味着,我就是个“党派分子(partisan)”。我一直非常渴望拓宽自己的知识范围,经常想听听一些不同立场的人,对我们关切的问题的回答,偶尔也尝试站在不同价值的立场,去推演他们对各种问题的判断。我对体制和体制内的人也并非抱着敌意,就八月这件事来说,体制当然是这一切的始作俑者,但它未必乐意见到一股不受自己控制的力量的出现,即使它看上去是“他们那边”的。如果反国家主义者不至于变成无政府主义者,那他们就必须承认,这套体制机器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依然会控制着这个国家,和这个政权本身还有多长没有直接关系。如果国家主义者更了解这套体制是怎么运作的,那他们就有值得学习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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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 换句话说,如果体制外那股极端反动的力量最终同化了这个体制本身,那反国家主义者除了移民,还能怎么办?对那些没有能力移民的,他们能怎么办?这种可能性现在不大,但不是完全没有,尤其是经济持续下行,中美贸易战加剧,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的数量会急剧增长,这些人是更有可能被极端反动的一边吸引,还是更有可能被进步的一边吸引(不是说那些人天生反动,或者说进步的理念缺乏吸引力,而是进步力量的组织和传播资源严重匮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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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 这是我们无法逃避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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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关于米兔的康德主义诠释.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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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关于米兔的康德主义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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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几周前,因为机缘巧合,我被卷进了刘强东性侵一案。这段时间以来,我听到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你为什么要掺和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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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很多人以为我大概是听到了美国那边要起诉刘强东的风声,然后去联系了女当事人,然后拉起一群人,翻译了起诉书,发起了签名,还积极地和刘强东那边打舆论战。这种想象离事实太远。实际情况是最早把起诉书翻译出来的是王志安的团队,只是翻译得不好,所以那一个版本我也没怎么看。没多久我就看到有朋友说要另外翻译一个版本,要找一些志愿者,我也没报名,主要是因为懒。同时我也看到一个在墙外发起的声援女当事人的联署,发起者似乎是海外的留学生。后来他们又弄了一个墙内版,我看着登录方便,就在墙内版上签了个名,但很快就被人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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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我对这种事一种有逆反心理,于是就发了个朋友圈询问,有没有人能弄一个墙内的联署,半个小时没有人回应,我就在自己公号上发起了一个。这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去年我在公号给陶崇园的家人募捐,以及帮助发起中大校友针对张鹏案的联署,也是基于这个心理。
9 |
10 | 我在后面的事情中之所以站在一个比较显眼的位置,主要是因为我和女当事人有一个间接的联系。公号的签名发出去没多久,就有一个学生来找我说,那个女生是他的朋友,非常感谢我的发声。发起签名的人和翻译起诉书的朋友知道这一层联系以后,前者希望让我去询问是否可以在公号推送里提到她的姓名拼音,后者希望我去确认起诉书是否翻译无误且可以发出,两次我都得到肯定的答复。所以在有些人眼里,我就成了女当事人和声援她的群体之间沟通的桥梁。后面我对自己角色的定位也基本是这样,直到女生加了其他人的联系方式,我就不再代为传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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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 我在自己的公号和微博上发过女当事人的起诉书、几个视频和一段做成视频的音频,不过这些都是不同的人做的,他们之所以让我来发,除了因为我的两个账号在这些人里已经是受众最多的,还有一个理由是,我看起来承受力比较强。有的人只想默默地助人,不想让别人知道,有的害怕被关注,有的怕被找麻烦,总而言之,帮助女当事人的基本是一群社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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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 麻烦的确是接踵而至的,最常见的是所谓的“网络暴力”。在视频和音频发出以后,有无数的人在微博和公号下面留言,也有无数的人给我发私信,我并没有全部看完,因为有相当一部分都是在谩骂女当事人和我。一开始的时候我懒得控评,后来发现骂的人里,大部分是所谓的“水军”(有各媒体的舆情监测为证)。我自己倒是不怎么受影响,但是那些评论让支持女生这一边的人看了糟心,于是我把类似的评论都删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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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 在剩下那些不怀好意但是也不像水军的人里,他们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是不是收了女方的钱?你是不是拿了哪些人的好处,要做空京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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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 不仅吃瓜群众这么问,我的亲戚、以前的同学、朋友和读者都这么问。我一个亲戚在我公号下面留言说,你能不能更关注一下家里的事,掺和这件事你有什么好处?我有一个初中的同学群,里面特意有人艾特我,说你透露点料呗,这里有什么内幕?东哥明显是被坑的嘛,你后面是不是有什么人?我的一些朋友和读者,倒可能是出于好意,也来劝我,他们跟我说从“现有的证据”来看,得不出刘强东是强奸的结论,觉得我不理性。“不过”,有的人会加一句,“如果你有这件事里可以得到某些你想要的东西,那就当我没有说过。”最让我气愤的是一个读儒学的师弟,说签名翻译都是我带头搞出来的,为了自己当运动领袖,不顾当事人的利益,不顾年轻学生的死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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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 我倒是想过,要是当事人愿意,帮她找一个专业的公关团队,可能对她和对我们都更好一点。因为女权圈内部也有人觉得我们“公关能力”不强(毕竟我们从没把自己当过一个公关团队),还有些人质疑我们做这些事的动机。我找了一个非常熟悉媒体和公关的前辈,想问他有没有靠谱的专业团队介绍,他惊诧莫名,说,你怎么觉得国内会有公关团队敢接这一单活?对方是什么财力,你们是什么财力,人家连南都都可以收买。他劝了我一通,也给我支了一些招,有一句话是让我感动的。他说,你是个好人,想帮别人出头,不过这事太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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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 其实承受这件事以来最让人难过的,并不是每天被上百个水军骂,而是大家始终不愿意相信,人是可以出于纯粹的义务感去做一件事情,这让我这个康德主义者怀疑这套理论的普适性。我和一些参与这件事情的女权主义朋友可能有点不太一样。对于她们来说,无条件地相信一个有勇气站出来指控性侵的当事人,这是她们“女权主义承诺(feministic commitment)”的一部分。对于我来说,我是因为自己被摆到了那个位置,而且基于我确实偏向相信女生的信念来说,我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做我认为对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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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 如果说这件事给我带来了一些可见的“好处”,那大概是微博粉丝涨了两万,但我失去了一个经营了三年的微信公众号,里面一百多篇文章从此在网上消失,我和两万多的读者也失联了。我得罪了一家中国排名前几的科技企业,他们所聘用的公关公司可以下三滥到什么地步,我们从这次舆论战中也可见一斑。而且,由于在此事中过于突出,有司大概已经把我列为“高危人员”,以后要受到的限制我现在也想象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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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 从成本-效益分析来看,我在这件事上付出的成本远高于效益。如果有人问我后不后悔,我会说,如果可以的话,我宁可自己没有被摆到那个位置上,因为我并没有那么喜欢那种高节奏且被带着走的状态。我为此付出代价,收获了无尽的误解,以后祸福难料。那我为什么还这么做呢?从根本上来说,我从没相信过成本-效益分析或者工具理性可以代表人类理性的全部。人去做事情,不是都为了得到什么好处,还有一些事,是“不得不做”,因为你被放到一个位置上,这个位置赋予了你某种义务。你当然可以选择不做,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义务就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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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 我从没公开宣称自己是女权主义者,但#MeToo以来,我参与过几个案件,也愿意为此承担风险,大多数时候这是因为,我觉得只有不去逃避这个义务,我才是真正自由的。我知道,有的人是“感知”不到这种义务存在的,上面这些说法对他们也没有什么说服力,因为归根到底他们不相信人会出于义务去做一件事情,但我知道有的人和我一样会被康德的话所打动,他说,出于义务行道义之事,乃人性光辉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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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 需要说明的是,我也并不是否认自己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只不过在中国我们见过太多喜欢夸耀自己是“女权主义者”的男性,表现也并不怎么样,甚至一回头就做了些与女权主义相悖的、让人大跌眼镜的事。比如这次翻译小组里的某个将头像换成“女权之声”的男性,私下一直追着组内某个女性来骂。为避免自己被和这样的人归为一类,我还是尽量不要去宣称自己是个男性的女权主义者,如果一些女权主义的朋友觉得我够格,愿意这样称呼我,我欣然接受,如果觉得我不够格,我也不会为自己争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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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 上面我提到康德式的义务动机,可能也有人会以为我在吹嘘自己是个品德高尚、来者不拒的人,这也是误解。基本上我是不会给自己揽活的,也不会主动去发现别人是否需要帮助,所以除了当事人自己来找我求助,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在需要帮忙和想帮忙的人之间,我刚好可以代为沟通,这样最后常常不得不成为帮助者的一员。然而我也知道,无休止地承担义务,自己迟早会心力交瘁,所以那些我觉得对方完全可以找别的人帮忙的,我就不会那么积极地去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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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 希望大家没什么特别重要的事不要来麻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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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如何理解这个时代的文化商人.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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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如何理解这个时代的文化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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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以前韩寒办《独唱团》的时候有一个理念,要让写文章的人拿体面的收入,所以他给《独唱团》的作者开很高的稿费。可惜《独唱团》办了一两期就办不下去,不是韩寒赔了本所以不干了,真正的原因是“你懂的”。后来的文化商人有许多比韩寒聪明,他们小心翼翼,绝对不去碰“你懂的”,他们会自我审查,甚至发明出一套套天花乱坠的理论,来合理化这样的回避。这样的文化商人,最典型的是罗振宇,其次是马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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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所以当我在《奇葩说》的第五季看到马东说,他觉得“薛兆丰就是这个时代知识分子应有的样子”时,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反感从我心头涌起。我对《奇葩说》本身没太多意见,《奇葩说》前两季对社会敏感话题的触碰,在我看来已经超越了一档综艺节目所应有的社会担当。我个人对薛兆丰也没什么看法,虽然听说汪丁丁老师对薛兆丰颇为瞧不起,但我毕竟不是内行,这些只能是听听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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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我对《奇葩说》的 疑虑来自第四季,这一季的《奇葩说》邀请了罗振宇做导师,他在节目上的发挥,和他在我们圈子里的口碑一样糟糕。对于知识付费平台,我没觉得有什么不好,毕竟“加缪讲座”也利用过千聊来弄过十几期,但对于将“知识大力丸”的功效夸大到不可思议的地步,再用这个来自我标榜,我就感到十分警惕。罗振宇在《奇葩说》第四季上,极力想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在学识上凌驾于选手的知识分子,这就很让人尴尬了,要知道,场上在学识上能完爆罗振宇的选手可不只是一个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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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最让人觉得诡异的是马东和罗振宇的搭配出现,在许知远主持的《十三邀》,第一季的第一期他采访的是罗振宇,第二季的第一期他采访的是马东,这两个人都对他进行了一样的嘲讽,都笑他自恋,说他跟不上时代。节目播出以后,90后一个劲地追问:许知远是哪根葱?他凭什么来评价我们?有些公众号还将他作为“油腻中年男人”的典型,与五岳散人并列。反观罗振宇和马东,不但收获了大把的钞票,也赢得了年轻世代的欢呼和掌声,因为他们“懂”90后,也懂这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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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 有的人说,罗振宇和马东,给受众带来更多的接收知识文化的方式,也给知识分子带来更多致富的机会,这不是大好事吗?确实啊,罗振宇能将施展的《枢纽》这样六七百页的历史哲学著作打造成爆款,也能说服刘苏里利用他的思想界人脉开出《名家大课》,将“得到”的格调迅速拉升;而马东,在第二季《奇葩大会》邀请到李银河讲婚姻的消亡,还将MT Leung(梁文道)也拉到《奇葩说》做嘉宾,他们难道不能给90后观众带来综艺效果以外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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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 罗振宇和马东都特别喜欢薛兆丰,薛兆丰在“得到”上的课,有30多万订阅,价值6000多万,而马东,更是极力将薛兆丰捧成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典范。用我一个对自由市场有绝对信念的朋友的话来说,不是罗振宇和马东特别喜欢薛兆丰,而是市场特别喜欢薛兆丰,罗振宇和马东只是商人,谁能给他们带来收益,他们就捧谁。这里面是双赢,加上知识的消费者,三赢,其他人有什么好说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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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 然而在中国,权力、商业和知识的关系,要比布尔迪厄说得要更复杂。中国体制内的官员、大部分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和靠体制吃饭的商人,他们之间有一个共谋的关系,因为他们都依托于这个体制。他们不仅会维护共同的利益,也会互相交换资源。他们会让子女之间进行联姻,也会让各自的子女成为彼此的门徒,以加深信任和羁绊。这不是说,他们之间不会有任何矛盾和竞争关系,但这些完全可以内部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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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 一般认为,当代中国还有一个相对远离体制的“市场”,他们由与体制保持距离的商人、专业人士和小市民构成,那些对体制持怀疑和否定态度的知识分子,也可以在这个市场觅得一定的生存空间。典型的例子是梁惠王,他从北师大离职以后,主要的收入来源有诗词方面的网上付费课程、出书的版税以及自媒体的打赏,依然活得体面。有些自由派尽管对体制自身的改良已经失去信心,但仍寄希望与这个远离体制的市场空间不断扩大,顺带着把公民社会也搭建起来,这样,他们觉得中国还是有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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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 这一个空间,其实是脆弱不堪的。2018年,由于经济下行和贸易战的影响,中小企业的生存变得更加艰难,各种经济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出台,也使得民营经济雪上加霜。可以说,所谓“体制外的空间”,以后会越来越小。这当然不完全是中国政府有意为之,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局势未必如某些乐观派想的那样,可以倒逼“改革”,反而先遭殃的可能是小老百姓和想逃离体制的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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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 从这个背景来考察的话,罗振宇和马东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尤其是对体制外的知识分子来说,会起什么样的作用,就很可疑了。罗振宇和马东都是从央视出来的,虽然进过央视不是什么原罪,但要说他们出来创业以后没有动用过在央视里面的关系,我是不信的。罗辑思维和“得到”,《奇葩说》和米未,跟体制究竟有多大的牵扯,我并不清楚,但要说它们的存在能扩展中国民间的“自由”,那就有点一厢情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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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 当马东说薛兆丰是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应有的样子时,我想到一件事。罗振宇和马东可能一直在尝试着重新定义“知识分子”,只不过罗振宇做得比较出位,一直在发明一些不知所谓的新概念,而马东做得比较隐蔽,不知不觉就把人给影响了。他们都认为这个时代理想的知识分子应该是薛兆丰这样的,而不应该是清高的、有锋芒的、不识时务的。罗振宇说,薛兆丰是“为数不多的能把话说明白的经济学家”,说明白不惟是一种学术美德,而且还能卖钱。马东又欣赏薛兆丰什么呢?薛兆丰既有经济学的理性思维,可以和《奇葩说》的不按常理出牌形成一种反差萌,又自带一种冷幽默,完全可以在综艺节目中独当一面。他们两个欣赏薛兆丰的地方,其实都跟他能给他们带来的收益——也就是能给自己带来的收益——是相关的。罗振宇和马东试图传递这样的理想知识分子的形象:体面的,有名头的,不高高在上的,有“互惠”之美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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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 这样一种知识分子不会令人讨厌,而纯粹的知识分子是会让人讨厌的,至少会让相当一部分人讨厌。苏格拉底锲而不舍地做雅典的“牛氓”,最后被人指控“渎神”和“败坏青年”。萨义德也说,知识分子不应讨好大众,他们一定要令人尴尬、处于对立、造成不快。只有在红色时代,知识分子让一般人讨厌才是一种罪过,因为这属于“脱离群众”,但红色时代不会说知识分子赚不到钱是一种失败。在这个时代以外的其他时代,知识分子的使命从来就不是多赚钱。赚不赚到钱对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件很偶然的事,取决于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有多重视知识,取决于他们个人的际遇,当然也取决于他们的意愿。知识分子能赚到钱当然不错,至少不需要为五斗米折腰,但要是赚不到,也不影响他履行自己的天职。所以在某种意义上,罗振宇和马东对知识分子的重新定义,很有“《1984》+《美丽新世界》”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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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 有的人会说,罗振宇只是零售一些知识而已,马东就是做个综艺节目而已,有必要上纲上线吗?我们现在都会承认,知识和话语是一种权力,但我们很少意识到,知识和话语的中间商,也能获得权力。在这样一个知识极其“有用”,知识分子却极其边缘化的国度,这些中间商的权力,就更加明显了。虽然喜马拉雅FM、新浪微博、知乎、在行、悟空问答、千聊都在做知识付费,但做得最好、规模最大的无疑是罗振宇的“得到”。他不仅会和薛兆丰这样已经具备强大变现能力的网红学者合作,也能迅速捧红原本在公众视野之外的学者,比如施展。“得到”的触角,甚至伸到我这样与体制和主流市场完全绝缘的人身上。虽然他们只是请我给一本书写书评(已婉拒),再将其做成音频节目,但开出的稿酬是千字千元,在大陆算是非常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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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 《奇葩说》的选手对他们的影响力也非常自觉,所以我们能看到,有时他们在打某个辩题时,会引用“公众影响”来为自己的立场拉票。《奇葩说》在爱奇艺上的播放量是多少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已经不止有一个深圳的朋友对我说:“你有学识,口才又好,为什么不试试去报名《奇葩说》呢?”有一次一个人很激动地找到我说,柏邦妮在“即刻”上转发了你那篇《丧文化、中年危机与大国哲学》,你肯定写了什么有趣的内容吧!这说明什么呢?说明马东那句话并不是毫无缘由的:《奇葩说》真的在不知不觉地定义着普通人对知识分子的想象。它让观众渐渐以为,真正的知识分子就应该“有趣”,且“有趣”的方式应该是《奇葩说》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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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 这样一种权力对这个时代来说不是福音,对知识分子来说也是危险的。说罗振宇和马东“想让谁红就让谁红”“想让谁有钱就让谁有钱”可能有点夸张,但说他们能为一个知识分子红起来富起来创造最好的媒体条件,我是毫不怀疑的。这就是一种在知识分子中造星的权力,也是一种在普通民众中造神的权力。对于生存艰难的体制外知识分子来说,罗振宇给你推个课,包装一下,就能让你一下子衣食无忧,再不济,他让你多写几本书评,给你点小恩小惠,你还敢批评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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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 你不但不敢批评他们,久而久之,他们不想你批评什么,你就不会去批评什么。施展的《枢纽》,是一本借助黑格尔的目的论、呼唤中国进行宪政改革的学术著作,但它刚出来的时候,罗振宇在跨年演讲上给它宣传,“得到”也迅速推出相关课程,于是我们在各种媒体上看到的《枢纽》介绍和施展访谈,闻起来就是浓浓的一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味道。我们知识界的朋友在微信群里表示震惊,言辞激烈,一位和施展相熟的老师不得不出来帮他澄清,说他用心良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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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 在这里,我必须声明,我不是在指责所有跟“得到”和《奇葩说》合作的知识分子,也不是在指责所有使用“得到”和观看《奇葩说》的人,罗振宇和马东的权力,是从他们那里来的,但这不意味着他们需要为两人滥用权力负责。在我看来,文化商人最有可能滥用的权力,不仅仅有肆意地造星和造神,还有对知识分子进行“去势”。
37 |
38 | 罗振宇觉得这个时代很好,知识分子最该做的,就是共飨盛世,抓住一切能捞钱的机会,最好能在“得到”上开个课;马东就算心里有觉得不好的地方,他也在劝知识分子适应这个时代,而且他越来越受到罗振宇的影响。他们两个都在做着体制都未必做得到的事:兼并知识所能占据的市场,让知识分子除了与这个时代合谋,别无他路可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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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 让知识分子群体变得温顺,失去批判的锋芒,专注于“无害”知识的生产和传播,是这个时代的文化商人的宏愿。作为上一代的文化商人(《经典与解释》系列的编者),刘小枫引入列奥·施特劳斯,达成的效果和这个宏愿一致。按照施特劳斯的观点,成熟的哲人不应该与城邦作对,如果他有什么危险的想法,那就藏起来,用“隐微写作”来偷偷传递给有同样高贵心性的哲人,但是万万不能在城邦中四处宣传,动摇城邦统治的根基。刘小枫瞧不起自由市场,更加推崇古典教育。于是他将这个时代一批优秀的思想青年,网罗到“古典学”的旗帜下,将他们的“血性”完全“驯服”,为体制收编知识分子的能力远胜十所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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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 我一直很顽固地认为,知识分子是有“道统”的,西方的知识分子道统从苏格拉底开始,中国的知识分子道统从孟子开始,他们都是有“气节”的人。那一切以求真或创作为己任,不在权力、金钱和庸众面前低头,关心公义,甘心放弃个人利益去扶助弱势社群,都是各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典范。有的人说知识分子也要吃饭,我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作为一个家境贫寒、与体制和大资本都没任何牵扯的普通读书人,我也不知道我有什么资格站着说话不腰疼,但平心而论,我没有要求知识分子去殉道,视钱财如粪土,不近美色,放弃一切的权力。这些都不切实际,但是不去为权力和资本的恶性扩张叫好,不去助纣为虐,这应该是知识分子最基本的操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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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 我也想提醒一下一些信奉自由市场的朋友,并非一切与市场和资本主义沾边的都是能够促进自由的。在中国,生意做得越大,越容易被权力盯上,也就越不可能不跟它合作。指望这些被权力渗透到骨髓的“市场主体”,能去推进中国人的自由,无异于与虎谋皮:腾讯不会封网络诈骗的微信号,但绝对能精准地封掉发表异见的微信号。在“墙与鸡蛋”这个问题上,薛兆丰的言论就很符合资本的逻辑,他们会问:“你怎么知道哪个是墙,哪个是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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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 尽管如此,我还是支持思想市场的自由竞争,但这种自由竞争如果仅有体制和大资本这两个选择,那是不足够的。理想中,民间应该有一定数量可以维持常规运作、给予知识分子体面收入的书院,有一些资助知识分子进修和做研究的基金会,有各种具有一定声誉、又不被体制和大资本垄断的知识论坛,但我们都知道,这样的组织一旦出现,很快就会被“你懂的”。我只能鼓励大家多点使用一些小的知识付费平台,我相信里面有的开发者对知识文化要比罗振宇和马东更有敬畏感和担当。我也鼓励知识分子在做研究和写作以外培养一些能赚钱又不会太占用时间的技能,接下来,我们可能要向斯宾诺莎学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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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我们心中的哪吒.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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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我们心中的哪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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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我是个非常不典型的潮汕人,喜欢吃辣,不拜老爷,不想结婚,没有传宗接代的观念,对重男轻女深恶痛绝,觉得辈分和年龄不带来权威,人情观念极其淡薄。我对潮汕的全部认同,来自功夫茶、芋泥、潮州肠粉、生腌海鲜、卤水鹅肉和老火靓汤(不过我也不知道后面两个究竟是潮汕的还是广府的)。总而言之,是个天生的反保守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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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我有这些特点,很大程度是受家庭的影响,具体来说,是因为我父母是相当传统的潮汕人,这迫使我去寻求一种能跟他们给我的教育相抗衡的“自我教育”。为什么我不欣然地接受他们的教育?我从小跟爷爷奶奶长大,他们是“正派人”,也是知识分子,这让我心里有一种朴素的追求“正派生活”的愿望。那时我爸妈开餐厅,但我爸的生活,说得好听点是“放纵”,说得不好听点是“糜烂”了。他长期不在餐厅,我不知道他去做什么了,不过印象中他每次都是一副喝得酩酊大醉的样子,那涨得通红的脸和逼视你的眼神,是我在童年里对世界最恐怖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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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从小我成绩都还不错,在画画、唱歌和长笛演奏上也有一定天赋(真的,比我写作有天赋),但我父母并没有在我面前夸过我一句,也没有花什么钱去培养我的才艺,只有五年级时我考上区里的奥数学校,他们勉强愿意给我交上课的费用。画画和长笛在长期疏于训练的情况下迅速荒废,所以在我初中对数学丧失兴趣以后,有一段时期我的人生几乎找不到一个支点,是文学拯救了我。我当时也没有想着要去写什么东西,纯粹因为觉得那些名著和市面上的小说不太一样,里面有故事但似乎还有更深层的东西。我也没有想到有一天,这些更深层的东西塑造了我大部分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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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我的父母意识到的变化就是:上了初中以后,我的成绩不再拔尖了。在整个中学阶段,我和他们因为成绩和学校表现发生冲突的情况屡屡发生,因为家里的经济状况越来越差,他们的脾气也变得越来越暴躁。他们将我成绩退步归因于我沉迷“无用书籍”,否决了我任何购买课外书的请求,我只能在饭钱里省下一些用来买书,这就是为什么我大学毕业前的藏书会那么少,以及整个人显得有点营养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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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 从小我妈都嫌我长得丑,这可能因为我爸年轻时长得还算不错,既然我爸长得不错,那我当然是因为像我妈才长成这样的。她可以同时相信“我儿子长得丑”和“我儿子长得像我”,但绝口不提这两个命题的推论。她应该看得出,我和我爸在很多方面都不一样,而且不管她再讨厌我的想法,我至少比他靠谱,但她对我爸极其纵容,对我又极其苛刻(当然后来也管不着了)。在某种意义上,我爸比我更像她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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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 在重大的人生决定上,我妈给我的建议,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基本都是错的。比如高中我想报考实验,她觉得风险太大,劝我接受了翠园的直升,后来我考到了可以上深中的分数;她一直反对我将时间花在阅读和写作上,如今阅读和写作已经成为我人生的重要支柱;在我考上中大的研究生时,她听信我一个姑妈的说法,想让我先出来工作,过几年再回去读书;在我快读完博的时候,她不断怂恿我去考公务员,或者在体制内找一份工作,比较稳定。这里面除了第一个,其他我都没有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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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 我2012年回深圳写论文以后,基本就住在家里,第一年和他们相处得相当糟糕。虽然已经有一个北京的学校给了我口头承诺,只要我这两年内毕业,就可以直接去他们那边任教,但这在他们看来依然是没有保障的,他们想我做多一手准备。这当然没有什么不对,但在工作选择上,我和他们发生了严重的分歧,他们觉得以博士的学历去考公务员或体制内单位,仕途一片光明。其实在深圳,公务员或体制内本身待遇并没有多好,但深圳市政府对高学历人才相当看重,提供了各种人才补贴,这两样合起来,前程确实让人羡慕。不过我那时坚定不移地想做学术,这个建议基本没有考虑过,再加上我在家一直没什么收入,他们内心也就渐渐积累了一些怨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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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 我爸是那种,说难听话的本事登峰造极,但半点也说不得的人。我们每天在一张桌子上吃饭,他会偶尔找个茬,说某某的儿子,高中毕业就出来做生意,现在已经有好几套房子,其中一套给了父母,然后话锋一转,一脸鄙夷地说,你说你们读这么多书的,有什么用啊?我经常是面无表情地对他说,现在一般的情况,是父母给孩子准备好一套房子,让孩子没有后顾之忧,我呢,没有拿你们和别人的父母来比,也希望你们不要拿我和别人的孩子来比。空气凝固了几秒,他手中的杯子就在地上变成了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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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 机缘巧合,我在一场被我妈劝阻的饭局上认识了一位比我年长几岁的朋友,他将带我进了国际教育的行业。我以前一直很少提这件事,因为我还没下定决心离开高校,不想学术界的朋友以为我不务正业。在后面的几年,我收入的主要来源不是在学校,而是在他经营的国际教育机构,教欧美历史。这对我接下来的学术转向也有一定的影响,我开始关注具体的制度和组织的兴衰,以及在历史中的群体和个人。出乎意料地,我发现这种生活与我的个性、理想和现实情况都十分契合。去年暑假的时候我觉得我在这一行已经积累到足够的资源和口碑,就自己出来开了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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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 我妈对我的期待,就是一个月一两万左右的收入,赶紧结婚生子,不用有什么名气,不要惹事就好。当我的收入超过这个数字的时候,她并没有夸我,只是让我给多一点家用。后面收入不断增加,我都会告诉她,她听的时候神态极其冷漠,甚至没有面露笑容。然而我爸那些毫无收益希望的项目,每次在她面前吹嘘,她都会很配合地露出喜悦的神色。有一天我问她,你知道你丈夫完全没有做生意的天赋吗?她说,知道。我说,那你还那样惯着他?我妈说,他毕竟是你爸,不要这么说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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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 她知道我爸口中的项目都是骗人的,不是我爸骗她,是他被人骗,但她还是不愿意说他。现在家里一切开支有我们撑着,不会有什么问题,经济没有问题,他们就不会吵架,反正我爸也拿不出什么钱去败,不过就是白忙活一场。我在家里的亲戚朋友那边已经放话,谁借钱给我爸,都别来找我帮他还,他们可以直接报警,我不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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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 他们两个都不想我走现在这条路,哪怕我赚的钱再多,他们都不会满意。有一次我妈拿出报亭买的一份深圳晚报,对我说,你不是说你经常在外面发表文章吗?我怎么一次都没有在深圳的报纸上看过?我愣了一下,心里在想,她真的是能找到各种方法来羞辱我。尽管从情理上来看,这应该是她生活经验所限,但她的话在我心中激起的愤怒之强烈,很难让我不怀疑那是一种对我自尊心的精准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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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 我只说了一句,我已经不是个中学生,不会以在深圳的报纸发表文章为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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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 至于我爸,我们之间的关系最好的时候,就是互相不说话。我小时候对他有一种异常强烈的恐惧,因为他的暴怒一般伴随着某些物品的毁灭和我的肉体创伤。后来我不再怕他,这种回忆就变成一种鄙夷。我其实并不在意他生意失败,我在意的是,他为了保住自己的面子,想一把翻盘,一而再再而三地选择被骗。这是一种病态的赌徒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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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 当他意识到他已经没什么立场说我没有出息时,他对我的态度变得更加恶劣。任何他的事情,只要我一说他就暴跳如雷,但他现在不敢动手,只能做一些在我看来很幼稚的举动,比如把我的被子扔下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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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 有时听朋友和学生说,他们的父母都很支持他们读人文社科,心里不是感到羡慕,而是感到愤怒。直到最近,我妈还对我说,你要不正经地找份朝九晚六的工作吧,现在活得像什么话?她指的是,我一年有两三个月不用工作,早上也经常晚起,她觉得这不是一个正经人该有的样子,而且我还不结婚。有一次我考虑搬出去,她问我为什么,这个钱省下来不好吗?我一本正经地说,你不是让我出去找个女生谈恋爱吗?没有性生活怎么算谈恋爱?我跟你们住,还怎么有性生活?她叫我把声音放低点,不要让邻居听到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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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 用心理学的术语来说,我父母对我既没有“无条件的爱”,也没有“有条件的爱”。上一代的许多潮汕父母都是这样,当孩子当作传宗接代和养老的工具。青少年时代过后,我痛苦地发现自己缺乏爱人的能力,这不仅是因为我没有在父母身上学到如何去爱人以及感受别人的爱,而且我过早地放弃将“爱”作为一种可以为自己提供心力支撑的价值。我在尝试与一个人进入一段亲密关系的时候,感受到的更多是怀疑和不安全,而不是一种“卸下防备”的状态。尽管我平时颇为自负,但一旦喜欢上一个人,我就开始觉得自己并没有什么值得被爱的地方,对方对我的感觉肯定是暂时的。因为害怕被伤害,有时我会过早地在心里“退出”,将注意力重新转入学术和公共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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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 我妈希望我结婚,但她也知道我是个“渣男”,因为我在她面前从来没有掩饰自己谈过很多个女朋友。有时候她会气急败坏地说,也不知道你这个鬼样子像的是谁!这说明我爸至少比我专一,这可能也是我妈一直对他不离不弃的原因。更多的时候,她会苦口婆心地对我说,结婚毕竟是人生必经阶段。我问,那万一离婚怎么办?她用潮汕人特有的天真说,结了就不要离啊。这一下把我逗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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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 这两年来,在外面知道我的人越来越多,有些事情也会辗转传到我爸妈耳朵里。我爸没有任何反应,我妈更多是不安,害怕这样平静的日子一去不复返。那些报道我的媒体她从来没有听说过,那些公共领域的事情她也不知道如何去理解,有一次她看到一张网上的截图,有人将我的理论概括为“反国家主义”,她吓坏了:“反国家主义是什么意思?怎么能反国家?”我只能跟她解释说“反国家主义”反的是“国家主义”,不是反“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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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 去年我刚从修和回深圳没几天,有司就来敲了我家的门。我在里面睡觉,我爸去开的门,他们没有让他把我叫醒,而是跟他在楼下谈了一两个小时。回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张纸条给我,说他们叫你晚些打这个电话找他们。晚上我在房间看书,我妈进来问,他们找你是因为什么事?我说大概是因为反性骚扰的事吧。她说反什么性骚扰?我用最市井的语言跟她说,有的女生被一些男人非礼了,我帮她们在网上发了一些东西。她大呼,这可是好事啊!为什么要因为这个找你?我呵呵道,谁跟你说在中国做好事不会被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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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 虽然她原则上不认为我做错了,但依然希望我明哲保身。明州案在舆论上发酵的那会儿,有一天她在饭桌上对我说,你是不是得罪了那个叫什么东的?我说刘强东吗?那不叫我得罪他,我只是把一些相关的证据发了出来而已。她说,你在外面做的别的事情我不懂,但这个人有财有势,你不怕被他弄死?我说,他应该还没能为所欲为到那个地步。几天以后,我用了三年的微信公号被封,她又忧心忡忡地问我,下一步是不是要抓你了?我说应该还不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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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 我想起东汉时的名士范滂,他入狱以后,他母亲对他说:“汝今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如果我妈足够了解我,她就应该对我说这样的话。
47 |
48 | 尽管如此,我还是留了一个后手。我从几年前工作就开始存钱,收入的70%以上都存了起来,不是为了自己结婚生子,是我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有非常强的预感,所以这是一笔应急的钱。我妈有几次让我拿这笔钱去买房,我也没有听她的。有一次我将我妹叫到我房间,把一张银行卡塞给她,并告诉她密码,说一旦我有什么事,你每个月就从这张卡里拿五千块做家用,撑个十年没什么问题。其他的只能靠你们两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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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 我有些朋友也知道这件事,他们非常不解,说你跟他们关系这么差,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只有来福说,你在这方面还真的是一个潮汕人。
51 |
52 | 有一次我看到我妈在带我外甥,百般疼爱的样子,心里泛起一丝愧疚。这世上的其中一种悲剧是:你想做一只雄鹰,你的父母却以为你只能做一只麻雀。多年以来,我都被这样的矛盾所折磨,直到最近我才想通:他们没有给我爱和认同,但他们给了我一个我不曾因之后悔的生命,如果他们以另外的方式对我,说不定我就无法变成我现在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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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 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更大的恩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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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文科知识分子的生存焦虑与身份焦虑.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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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文科知识分子的生存焦虑与身份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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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一月的时候我写了一篇《这个时代的文化商人》,大概的意思是:如果一个读书人一昧地谄媚权贵,或者掉进钱眼里了,那大概是没什么资格被称为“知识分子”的。我在里面说的“知识分子”,有两重内涵,一是从事知识、思想和观念的生产和创造性传播,二是他对自己所做的事业有一定的“担当”,或者说,有一种“使命感”。我在文章里也说了,并不反对知识付费,也不反对知识分子去赚钱,甚至我也没说谄媚权贵和掉进钱眼里是不道德的,只是对知识分子的要求,要略高于一般的道德标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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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读者的回复都算合情合理,其中有一个这么说: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合乎道统又不让自己过得太惨的办法,有哪一些?什么算“过得惨”呢?在古代,知识分子饿死都不一定算惨,伯夷、叔齐不食周栗,饿死在首阳山,这是知识分子有气节的范例。如今有博士学历的知识分子,就算不在高校里教书,做点别的,怎么也不至于饿死,但现在我们不能说饿不死就不算惨。这里面,归根到底还是“尊严”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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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尊严标准。这个时代最讽刺的一点,就是我们的大环境明明是不正常的,但大部分人为了掩耳盗铃,总假装它是正常的,并以此来塑造自己的尊严感。在一个房间里有大象的环境里,一方面,知识分子是最容易看到大象的群体之一,这个大象也很清楚,另一方面,知识分子顶着“中产阶级”的帽子,社会和他们自己,会按照中产阶级的标准去要求他们。大象把一部分对它的存在完全闭嘴、甚或进行讴歌的知识分子,用高官厚禄养起来,将他们树立为知识分子的典范,这样一般人对知识分子的财富期待就更高了,对于那一小部分大声呼喊的,大象可以轻易剥夺他们生存的资源,让他们活得毫无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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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因此,面对一个落魄的知识分子,也就无怪乎一个普通人会说,哎,这混得也太差了,看那谁谁谁,都拿什么什么津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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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 也不是说,不想闭嘴的知识分子,就没有可能活得体面,体制外的资源紧张,但体面的获得方式还是有的,只是有很大的运气成分。我自己就是机缘巧合之下,找到一份在体制外教书的工作,可以一边教自己喜欢的东西,一边写自己想写的文章,但就如一位了解其中曲折的老师所说,我的经历不太容易推广给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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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 大概一两个月前,有两个年轻的博士朋友找到我,问我所在的地方有没有工作给他们推荐一下,我大概跟他们说了一下状况:首先我已经自己出来开工作室,还没站稳脚跟,暂时也招不起人,我原来的地方或许会招人,但他们都想招有教学经验的。我当初也什么经验都没有,但他们还愿意给我机会尝试,也就是说,事隔几年,这一行入行的门槛已经高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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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 我也感到有点难过,因为我还没厉害到可以给别人创造工作机会,我还没办法为别人创造资源。我倒是有一些开公司的朋友,有一次另一个朋友说到,要是能给每个文科学者(当然理科学者也是知识分子,不过在这个推崇科技创新的时代,他们的生存处境没有那么艰难)一个月开两万的工资,让他们去做自己喜欢的研究,隔一段时间交一份研究报告就可以,那中国的人文社科应该能出很多一流的学术成果。我那做老板的朋友瞪圆了眼睛,说:“两万?他们那破研究报告哪里值两万?”这大概能反映市场对文科学者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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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 对于不想去体制内学校的知识分子,还有一个选择,那就是给媒体写文章。2012年来,有两个趋势给传统的市场化媒体带来严重的打击,一个是新媒体的崛起,另一个是传统媒体的大范围官媒化。在这两个趋势之下,能给逃离体制的知识分子提供的撰稿机会颇为有限。就我的了解,财新、经济观察报、凤凰、澎湃和界面,都有发表思想性文章的栏目,稿酬介乎千字五百到一千之间。有时我的朋友也会在港台的媒体发表文章,不过和十年前相比,现在港台的媒体,在稿酬上已经没有什么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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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 当然,也有一些知识性的新媒体,有着相当可观的收益,比如果壳、Know Yourself和利维坦这样的微信公众号,得到和喜马拉雅上的音频课程,在行、悟空问答和微博上的专业问答,不过指望每一个体制外的知识分子都能从这些平台上分一杯羹,甚至靠它们过上体面的日子,未免有点不切实际。就微信公众号来说,空手将一个新的公众号做成爆款的黄金年代已经过去,如今想做一个知识性的公众号,还要靠它来养活自己,基本称得上是人生豪赌了,除非是微博或知乎大V转战公众号,但这属于引流,不算空手。其他知识付费平台愿意吸纳的知识分子,大部分本身就有一定的名气积累,并且不能对体制有过分的批评,否则平台本身也要担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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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与学术研究相关的收入来源,稍微零散一点。比如某些政治文化部门下面的项目,意识形态较淡,与实证研究的精神相容;有一些民营企业或民营企业家,会突发奇想设定一些人文社科研究的项目,找专业的学者来操刀;一部分短期的学术课程,在招募导师的时候对不在体制内的学者也是欢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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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 不过,上面所说的这几种知识分子在体制外谋生的方式,传统媒体、知识付费平台和教育研究项目,许多时候都是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这里面有个知识分子一直不愿意挑明的潜规则,那就是在知识分子中间,也是要讲“人脉”和“资源”的。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固然不用说,发论文、评职称、申请项目,哪个不需要人脉?研究生招生资格、项目内部的名额和经费、学术刊物的编辑权力、各种奖项头衔的评审资格,都是可以交换的资源。我博士毕业的前两年在外面已经有了工作,常年不在学校,有一回系里要所有未毕业的研究生和博士生去听一个讲座,没有去的以必修不过论处。我后来才知道,是系里新来了一个年轻老师,自告奋勇去做专业带头人的助理,他邀请了与他相熟的《世界哲学》的主编,给我们讲如何发表论文,又怕学生不去听有损自己和朋友的颜面,就拿着鸡毛当令箭,以必修不过相要挟。这件事里面的交易,一边是发表论文的资源,一边是讲座带来的名气和报酬,在国内学术界实属平常,只是这次他们的吃相有点难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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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 在体制外,知识分子之间的“人脉”和“资源”没有那么赤裸裸,但也是存在的。比如我上面说的一些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他们的编辑和策划,可以决定和谁约稿,甚至决定和谁长期合作。这里面不乏有一种情况,即有的选题,只能由某个作者来写,因为关于那个问题,他是最了解的人。这样的话,即使编辑原本和那个作者不认识,也会想办法联系到作者,询问作者的写稿意愿。比如,像我这样完全不会“经营人脉”的,偶尔也会有新的编辑跑来找我,问我愿不愿意写关于某个问题的文章。大多数时候,一个栏目的编辑,并没有严格限定栏目的选题,所以对于找哪一个作者来写,编辑有充分的选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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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 这种事难以一概地评价好与不好,只能说实属无奈。我们当然希望,机会完全公平地依照作者本身的水平来分配,水平高的,应该有更多的机会和更好的机会。只是掌握这些机会的是一个个具体的人,是人就会有偏好,会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讲亲疏远近。我周围尽是遭遇配不上才华的朋友,但偶尔也会看到一些人,凭借卓越的人脉经营技术,一步步攀上和自己才华不匹配的社会地步。不过,换一个角度来看,如果一个作者涉猎非常广,写稿速度快,又认识比较多的编辑,那他获得的撰稿机会就颇为可观,要养活自己完全不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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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 去年年初我在香港见了张洁平。我问了她一个问题:从一个知名记者变成一个知名媒体的执行主编,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她说,最大的感受是自己从一个资源的分享者变成一个资源的分配者,她希望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把好的资源分给那些好的作者。尽管“端”这两年遭遇经营困难,洁平后来也离开并创建了matters,但这种心态还是让我颇为羡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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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 说来,我也不是没有想过,自己是不是能成为一个资源的提供者。2015年暑假,我去成都见了周志羿师兄(很多人可能只知道他的网名“问月生”)和吴敏师姐,他们很支持我去做一个“书院”的想法,但周师兄意味深长地对我说,你去搞这个,自己的角色可能就会发生一些变化,你不再完全是一个学者,甚至不完全是一个教育者,而是一个经营者,你的学术研究可能会受到一定影响,对此你要做好思想准备。其后尽管遇到一些殷勤地想给我投资的朋友,但我都没能找到一个很好的实现模式,直至我被自己的读者推上了自创平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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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 2017年8月到2018年4月,我做过十几期的“加缪讲座”,是通过千聊进行的在线讲座,涉及《牡丹亭》、言论自由、俄国革命、城市空间、实践理性、女权主义、人工智能、内圣外王,甚至包括宇宙历史。每一次讲座1.5到2个小时,报酬是1000元,我定这个的标准是:如果别人让我讲同样时间的一次在线讲座,抛开人情的考虑,我心理预期的报酬是多少?我找的基本是在自己领域有相当造诣的青年学者,通常都是我找到人了,就让他自己选题,我对他讲什么和如何讲都不做任何限定。有的人跟我抱怨说有的讲座讲得太学术了,听不懂,我说那太好了,不然我们和“得到”上的音频课有什么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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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 “加缪讲座”一度反响相当不错,许多人建议我把这个往大了做,注册成公司也未尝不可,说不定可以让一些深藏不露的学者打响名头。不过做大的过程中遇到不少问题,一个是我一直没有花太多的资源去做宣传和推广,所以讲座收益与我们付出的劳动不成正比。我的一些读者帮我做讲座海报、整理讲座稿,都是义务性的,但我知道一个平台光靠义务劳动无法持续太久。后来有个朋友给我投了一笔钱,属于捐赠性质,一样解决不了坐吃山空的问题。我想从经费里拿出一点,给各地的读者弄读书会,扩大加缪讲座的影响,但很快就收到警告说,可能会被当成有组织性的活动。当其中一个讲者被有关部门喝茶以后,我们将讲座暂停,然后停到了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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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 最让我矛盾的一点在于,我始终无法投入全部心思去做一个平台,这跟我的自我定位有关。我从不觉得自己适合做一个经营者:我不善于协调各种利益冲突,我学不会怎么去把各种现实的限制视作前进的航道,而不是让人恼怒的障碍,我更加无法在自己所投身的事情上一直做一个配角。我认为自己是作者、学者、师者,或者说,我还是把自己当成一个知识分子,一旦偏离于此,我就会产生严重的身份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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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的情况和我类似:知识分子的身份如此让我看重,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也确实没有另外一个让我珍视的身份。尽管自由派(在某种意义上,“自由派”和“知识分子”在我看来是同义词,至少在这个时代是这样)不是不可以爱国,但我爱的是这片土地上一些很具体的东西,我对“中国人”这个身份没有一种执着的认同;我现在已经完全拒绝被称为“潮汕人”,我不认为我在哪里出生,就足以决定我的族群身份;我可以大方地说自己是“深二代”,不过就像我在两个月前的系列文章里所说的,“深二代”这个身份并没有多少价值内涵,它没办法给我一种真正的归属感。有时我还挺羡慕一些基督教或女权主义的朋友,至少他们还有另一个给他们赋予意义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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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 我们回到前面说的那个问题: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合乎道统又不让自己过得太惨的办法,有哪一些?如果家里没有矿,运气不够好,不想混体制,不善跟人打交道,还不肯放弃传道授业,那我们不妨降低一点点“体面”的标准,或者,我们完全没必要从物质生活层面去定义“体面”。知识分子赚钱不可耻,没钱也不可耻,这地上到处是钱,可我就是捡不到,那也没办法。我一直觉得,只要不打算结婚,外界强加给自己的标准可以少一大半,这也是我倡导不婚主义的原因:婚姻其实是当代世界陈规旧俗的集大成,它和爱情也没有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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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 有的人看到这里会说,写了这么一大通,到头来一点实用的法子也给不出来啊。莫说我没法子,我觉得大象也不会有什么法子。中国现在每年毕业的文科博士有两三万人,加上海归的文科博士,数量极其庞大,高校新增的教职,包括不断兴建的马克思主义学院,只能吸收其中的一小部分,剩下的那些也越来越难被(不算完全自由的)市场消化。如今还兴起了整肃意识形态的风气,一些老师被下课,一些学生当起了告密者,出走体制的文科知识分子会更多,他们也得到市场去寻找生计。如果经济再有个三长两短,这一批人马上会成为让大象眼中的高危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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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 这种时候,我又有什么资格来给出什么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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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深二代,一个矛盾的身份.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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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深二代,一个矛盾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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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2017年3月,我去参加凤凰卫视的一个节目,期间和导演有过一些寒暄。几句下来,他就用粤语问我,你也是深二代吧?那不一定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词,但却是我第一次对这个名词产生强烈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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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我在潮安县沙溪镇生活到八岁,所以当然会说潮汕话,因为电视的关系,也会说一点普通话。来了深圳以后,我周围都是潮州人,但阿水平时说的是普通话,于是我也跟着他说普通话。在红岭小学,说普通话和说粤语的一半一半,我还是继续说普通话,但上了翠园,几乎大部分人都说粤语,我只能硬着头皮跟着说。到了初二,粤语已经成为我最常用的口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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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大学以前,来往的大部分都是潮汕人。在高三二班的朋友里,洪纯仁、阿财、阿詹、翁巧巧、张玲玲、张珩、蔡大鹏和陈多加是潮汕人,当时班上成绩第一的吴畅明、第二的韦洁绚也是潮汕人,但文化意义上的“潮汕人”身份,对我没什么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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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坊间对“潮汕人”的印象是大男子主义和重男轻女,根据我的生活经验,这些基本是事实。我再也没见过比我爸和我妈更能体现“夫唱妇随”的关系了。许多时候,我妈明知道我爸做的事是错的,也不敢去阻止他,生怕他发脾气摔东西。也就是因为她的纵容,我爸一错再错。在潮汕人里面,这种丈夫胡来、妻子纵容的情况并不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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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 从四年级开始,我爸将第二家餐厅拆了,建了一个菜市场,里面大部分摊档都被潮汕人承租。在这个市场里,“讹称”(缺斤少两)的事时有发生,以至于我连我妈都不会去那里买菜。有的人说潮汕人很团结,只骗“外省仔”,不骗潮汕人,这是自欺欺人。在我爸掉下的无数坑里,有一半是潮汕同乡挖的。当年他做生意小有所成,周围集聚了一群溜须拍马之徒,全是潮汕人。这个今天跟他借一点,那个明天给他设个局。连我去华强北买手机,店家听我的口音像潮汕人,拍胸口说信同乡没有错,卖给我一部查不到序列号的翻新机,后来还振振有词:“这就是华强北的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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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 在我认识的上一辈的潮汕男人里,百分之九十爱赌博,三分之一的包二奶,一半以上有过家暴。我有一个女性长辈,丈夫上面几样全有,还把她的钱全部骗走去补贴二奶,厝边头尾(街坊邻居)没有一个出面,只是偷偷劝她忍,说等他身体不好了,自然就打不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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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 至于要传宗接代生男孩的事,当然也是真的。不然我为什么六年都没有回潮州?上回我堂弟结婚,我二叔喝了酒,拉着我的手说,你一个博士,为什么要做一个让人瞧不起的人呢?我说,我怎么让人瞧不起了?他说,你是我们陈家的长子嫡孙,到这个年龄还没有结婚生儿子,就很让人瞧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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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 因为这个,家族给我介绍了一次相亲。有一次我舅妈打电话来,问我有没有谈恋爱,我说没有,她喜出望外,说舅舅以前的同事有一个女儿,从英国读完博士回来,准备去深大教书,想介绍给我认识。我说认识一下也可以,她就去帮我转达。过了一周她又打电话给我,说情况有变化,但也不是什么大问题。我问怎么了,她说,之前跟我说的女生,是家里的老三,她们家有四个女儿,老二还没出嫁,父母觉得得先介绍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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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 我问老二是什么背景,她说老二也是在国外读完硕士回来的,只不过在上海。我说在上海你介绍给我干嘛?在她再三要求下,我还是加了老二的微信。我们总共没有说过几回话,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了,问,你们两姐妹都是留过学的,难道不觉得这么做太不尊重你们,又不是商品,怎么能换来换去呢?她说,他们上一辈观念如此,她们也不想父母不开心,也就由得他们了。
21 |
22 | 当然,我并没有说所有潮汕人都是这样,也不认为这些事情改不了。比如我家打孩子一般只打我,不打我妹,他们也不会让我妹去做什么家务。我们家三个孩子一视同仁,都没什么零花钱。我认识许多80后90后的潮汕人,相当有女权意识,有一些新世代的潮汕女生,对于“贤惠、顾家、勤劳”这样的标签也非常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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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 你说我身上有没有潮汕人的痕迹?当然有,我花了很长的时间,一点点地清理我身上的大男子主义,还没有完全清除干净。潮汕人有野心,不甘于平凡,这也是我从小就从自己身上发现的特点,所以我一直希望找到一些东西,可以让我超脱于我周围的环境。不过因为对“潮汕人”身份的排斥,当别人问我是哪里人的时候,我总想说“深圳人”,但听说“来了就是深圳人”,说“深圳人”可能比说“中国人”好不到哪里去。所以当那个导演在我面前提到“深二代”时,我觉得,这也不妨作为一个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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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 在这之前,我本来对粤语文化就有着比潮汕文化更多的认同。在我这个世代,广东地区的小孩都是看香港的电视台长大的,深圳的小孩尤甚。有线电视出现以前,深圳能接收到的电视台里,没有任何一个能和翡翠台本港台竞争。尽管TVB连续剧的价值观是“做人,最紧要系开心”以及“你肚唔肚饿啊,我煮碗面俾你食啊”,但每周六日的下午和晚上播出的港产片,塑造了我们对电影最初的认识。在深圳,每一个“吹水佬”的笑话里都有周星驰的基因,每一个“死飞仔”都想成为陈浩南的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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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 尽管在我刚来深圳的时候,听过家里的VCD机播李春波的《小芳》、毛宁的《涛声依旧》和臧天朔的《朋友》,但当我到了开口唱歌的年龄,我只唱李克勤的《红日》、郭富城的《爱的呼唤》和黎明的《我这样爱你》,最多包括张卫健唱的《西游记》主题曲。在听到周杰伦的歌之前,我都觉得国语歌很土。在周星驰以外,我发现最好的笑话来自黄子华的“栋笃笑”,如果谁肯让我用粤语讲哲学和历史,那我一定可以让听众笑到一点有用的知识都学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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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 我的许多同学毕业以后都移民了,比如阿财和杨鹏在澳洲,陈凯纯在加拿大,雷景明在香港。在深圳还有一部分说粤语的深二代,但几次打交道,让我对这些人好感也有限。2012年,我从广州回深圳的家,写博士论文。我出外求学四年期间从没想过最后会留在深圳工作,但阴差阳错之下,就这样呆了六七年。回来以后,我和海归圈的朋友有过一段时期的来往,终究受不了里面的气氛,敬而远之。海归圈里,深二代只是一部分,甚至不是主要的部分,里面的通行的语言是普通话和英语,而不是粤语。不过根据我跟他们交往大半年的粗糙印象,如果一个局,大部分人说粤语,那这个局谈论的多半是风花雪月,如果一个局基本说普通话或英语,那很可能有很多人在聊和创业有关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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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 2014年我参加我妹的婚礼,年轻的来宾大多是深二代,不过我坐在他们旁边一会儿,听到他们聊的一些话题,还有他们的神气,依然觉得有点低俗。我不赞同杜汶泽说的“低俗就是香港的核心价值”,因为香港人使用的粤语,已经进化成一种可以用于探讨严肃问题的语言,去年十一月陈健民在港中文的演讲,就将粤语演讲的魅力发挥到淋漓尽致。然而在深圳和广州,大部分粤语的对话,只能让我想起《喜爱夜蒲》和《外来媳妇本地郎》。有一次我在水围的茶餐厅吃饭,旁边一个抖音美食账号在开股东大会,老板就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广州男人。他嗓门大,鼻音重,说话极其浮夸,我很忧伤地想到,这就是大部分粤语“吹水佬”的形象,于是深深地嘬了口冻柠茶,叹了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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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 让人喜忧参半的是,现在大部分深二代已经不会说粤语了,就算想改良深圳的粤语,也没有机会了。前几年我刚教书的时候,有一次上课迟到几分钟,学生开玩笑地问,老师是不是从福田口岸一路狂奔过来?我有点不解地问,为什么是从福田口岸?他们问,你不是从香港过来的吗?原来他们听我的口音,一直把我当香港人。我的普通话在说惯粤语的人里算比较标准,和香港人说的普通话差别还是比较大,他们听不出来,只能说明他们自己不像我们这代一样,经常在粤语和普通话之间切换。我有一个学生,父亲是香港人,爷爷奶奶都是香港人,但因为在大陆长大,一句粤语也不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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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 早期的深圳移民,大多来自广东其他地区,所以我成长的年代,潮汕人客家人特别多,我的潮汕同学和客家同学都会说粤语,然后把不会粤语的叫做“捞逼”,我还不会说粤语的时候也被这么叫过。我们现在说一个人很低级,会说“很low”,但那时他们会说“很捞”。尽管如此,深圳没有像别的城市那样,发展出严重的排外主义,主要有几个原因。一个是深圳市政府一直不遗余力地推广普通话,越来越多的学校规定学生在校园里,只能说普通话。另一个是深圳有源源不绝的北方移民,现在在人数上已经远远超过广东移民及其后代。最重要的是,广东移民及其后代没有在深圳发展出一种独特的身份认同和社群文化,这几年力推的“深二代”概念或许是一种尝试,但除了唤醒80后和部分90后的记忆,没有更多的作用。难道凭借深港版的Dennis Dragon、肥妹烧腊店、爱国路的花市、世界之窗和风靡全世界的深圳校服,就能建构一种“深二代”身份吗?
37 |
38 | 有一个东北移民过来的深二代读者给我留言说,我前面写的几篇,他都没有共鸣。他97年出生,04年来深圳,上学的时候会被叫做“北佬”,但是他也不喜欢东北,所以身份认同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他,而这些我都没有写到。我的一些学生也有同样的困惑,他们来自五湖四海,在深圳长大,以后可能移民,深圳对于他们来说,也许就是人生某个阶段的落脚点而已,没有更多的归属感了。
39 |
40 | 深圳难以让人产生归属感,有的原因和它自身无关,是我们时代的一种普遍状况。我在前几篇写到,我在松园路住了十五年,看着松园北从一片废弃的工厂区发展成现在的高档小区和购物中心,许多我熟悉的一切也早已不在,比如我家的餐厅,和以前电器公司里面的树林。这是一种“深圳速度”,但从1978年以来,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平均发展速度也慢不到哪里去,我2006年去的上海,和我2012年再去的上海,就有着完全不一样的感觉。一个城市变化太快,一起长大的朋友四散天涯,人的记忆就容易失去寄托(所以我只能在文字中储存那些记忆),但换个角度来说,像湖贝小学和螺岭小学周边那一带,旧的小商店小房屋都留着,发展几乎完全停滞,却也不见得是深圳人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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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 深圳的贫富分化,也是让人难以产生归属感的原因。从我上小学到高中毕业,我对同学中的家境贫富,都没有太强的感觉。小学我们家开餐厅算是中上了,但我在同学中是有名的穷光蛋,而林建韩父亲是开杂货铺的,可他总能变着法子拿出钱来。初三有一回,我打算请楚琳吃肯德基,毛亮提醒我,把那些一两块的散钱换成十块的,免得太失礼人家。这说明我那时完全没有“穷”的概念,也没有因为手头拮据被人怎么嘲笑过,所以我对钱,只有一种未雨绸缪的需要,没有一种病态的欲望。现在的孩子已经失去这样的“庇护”了。前阵子看新闻,有个深圳的孩子,还在读中学,但因为拆迁,名下分了十几套房子,现在存款已经超过两百万,租金年收入差不多七十万,她已经不想努力了。经过二十年,深圳现在的贫富分化已经相当可怕:城中村一个一个被拆,底层人民几乎无处容身,名校与普通学校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一个学生能上什么样的学校,越来越取决于他的家庭收入。那些底层人民的孩子,又怎么会对这样的城市有归属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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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 深圳也不注重发展文化。我这么说,深圳市政府肯定是不同意的,他们会给我列举深圳在过去几年建了多少文化设施,每年政府又在文化项目上花费了多少开支,深圳人每年花钱买书的钱又有多少。其实这些和“文化”都没关系。深圳最近几年吸引许多大学来深圳开新校区,不过基本都是理工科,主要是和深圳的高科技公司进行合作,以及给深圳提供更多高科技人才,和“文化”也没什么关系。作为一个在深圳生活了近三十年的人,我觉得说深圳没有文化真的是没有冤枉它。上大学前,我看文学名著和社科著作,都会被同学当成异类,被老师当成不务正业。我在深圳许多地方做过讲座,包括中心书城,体验最好的那些,听众都是从外地赶来的。深圳不是没有文化人,不过他们都活得相当边缘化,进入不了一般深圳人的视野,也没办法形成一个合力,改变不了这个城市的精神走势。薛忆沩写出《深圳人》,已经是了不起的突破。
45 |
46 | 最致命的一点是,深圳并没有站得住脚的核心价值。我们可以说,“法治”是香港的核心价值,但要说深圳的核心价值,那真的不容易想到。相比内地四五线城市和很多小县城,在深圳,关系确实没有那么重要,个人的能力更决定一个人在深圳的发展前途。深圳是一线城市最容易落户的,也有各种类型的人才补贴,就业环境优良,也很鼓励高学历人士创业。深圳市政府,一直想给自己打造一种“服务型政府”的印象,所以深圳各个政府部门,办事效率算是比较高,每年深圳都有很多便民的措施出现,比如去年推出的“地铁乘车码”,不用买票直接手机扫一扫就能进地铁。从这些里面,我们能总结出什么“价值”来吗?是“市场经济”,还是“改革开放”,还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不管是哪一种,深圳都面临尴尬境地,因为上面的任何一个,解释权都在中央那里,不在深圳这里。在北京,在上海,在广州,甚至在杭州,在南京,在成都,它们发迹的时间都在49年之前,这些城市内在地有一种历史的脉络和传承,不是朝令夕改的政策可以彻底改变的,但深圳则没有这样的底气。深圳只有一种形象,一种氛围,但没有核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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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 许多人看好深圳的发展,我也不完全看衰,只不过我不看好深圳文化的发展,也不相信在深圳长大的这群人,能够在不触碰大环境的情况下,建构出一个融贯而有实质内涵的“深二代”身份。深圳,目前只能是一个孤魂野鬼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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